原文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
——李世民 《帝范》
白话
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来规范教化。制礼作乐、宣风教化，应以儒家思想为本。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政策，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借学习，能够光显身名。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无法明白智慧的源泉。吴地的竹竿虽然端直质劲，堪作良箭。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弓弦上，就不能显出其独特的功用。有的人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经过学习积累日后也无法成大气候。因此，天子设立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帝王建立学校，作为学习之地，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进德修业，养身增智来拱卫江山。一国之主，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控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积学储宝，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就可以鉴古知今。要想传扬英美之声名，播撒嘉惠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的独特价值啊！文武二字是立国治国之道。
家训史话
隋末之时，天下大乱，李渊父子顺时应势，起兵于太原。在这场历时弥久的战争中，李世民充当了英雄的角色。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升为天子，从一个弓马少年成长为一个国家的舵手，可谓锋芒毕露，才略过人。李世民的一生，几乎都处于征战之中。即便是在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贞观十八年，他仍“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在去世前十五个月的贞观二十一年冬，他还派出大将奔赴前线，“以伐龟兹”。开疆拓土，征战天下。
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贞观时期问世，并且唐太宗还亲自给晋宣帝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王羲之等纪传书写评论。登基之后，他追思古代贤王，立刻启用贤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其时呈现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国家上，他注重“以民为本”，只几年工夫，到了贞观四年，“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道路焉。”到了贞观十三年，高丽、新罗、西突厥、波斯等国，相次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吐火罗等“远夷十九国遣使朝贡”。
唐太宗也积极地投身到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队伍中来，李世民执政期间，君臣之间，坦诚相见，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典范。早在他为天策上将时，便开设弘文馆，“延四方文学之士”，特别是将原来政治上的反对派也请了进来，恩礼优待，讨论文籍，有时谈到半夜才睡。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徵，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并且多次建议早点对李世民采取措施，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这十八学士，如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等人，在后来的文事武事上，都成为他重要的助手。
古训今鉴
武能定国，文能安邦。李世民因为读史颇多，深谙其中玄机。文武不可偏废，国家未定之时能领兵征战，不畏强敌，不惧战场；国家安定之后要修缮礼数安定人心，教化民众，宣扬政策。唐太宗以此告诫儿孙治国之道，可谓精要有切中要害。这是他自身实践得出的真理经验。文以安邦，武能定国。因此，两者交互使用，才是驾驭天下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