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
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斯二者，制俗之机。
——李世民《帝范》
白话
民以食为天，为政同样要以农为本。百姓谷仓粮食充实，那么不用训导，人们自然而然就懂得讲求礼节了；达到丰衣足食之后，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区别廉耻。
因此应该尽力消除浮糜奢华的不良风气，劝勉督促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耕种和纺织，使百姓重新回到重视农业的根本之路，社会风俗也才会重新变得真朴淳厚起来。这样，人人都会怀有仁义之心，也就永远断绝了商贾小人贪财好利的后路。果真如此，也就抓住了务农的根本。用严威去抑制势利之徒，用仁惠去抚爱忠直之士，这是制驭风俗、掌握天下的关键与核心。
家训史话
唐继隋末大乱之后，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凋弊。唐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调发，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 均田令规定：继续实行均田制，庶民依据户籍授田。人三岁以下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官。老男、残废、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加授永业田二十亩。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授给；若在狭乡（人多地少地区）则不授。狭乡农民亦减半授田。 贵族和官员授田另有规定：最多者为亲王，可授永业田一百顷，最少者为武骑尉，可授永业田六十亩。各级官员另有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其收入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各级官府还有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职分田和公廨田在原任官离职时，则由新任官接管，不得出卖。
唐代的均田制和前代一样，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并不触动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所谓授田，主要是从荒地上调拨。地主占田往往逾限，而农民大多授田不足额，甚至有些地区每户农民有田不过十亩、五亩。虽然如此，但农民在均田制下毕竟得到了一些土地，而且均田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和无限占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的作用。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租庸调法 租庸调法是唐前期的主要赋役制度，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每年植桑区交纳绢二丈、绵三两，种麻区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将此加以推广并制度化，并规定了役期的最高天数。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古训今鉴
重农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政策，延续几千年的政策定然尤其存在的道理。正如唐太宗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唐太宗深知“饥寒生盗心”的道理，因此为政其间轻徭薄赋，为从根本上“止盗“，则想到轻徭薄赋，使人民富足，则盗窃不生。重农之道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仍然重要，重视根本，维护人民之利益，永远是统治者时刻放在心上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