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深陷这个黑暗的陷阱长达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中，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能弄清这黑暗的奥秘。我陷入痛苦的深渊中并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可即使我能看到打击我的直接工具，却依然始终无法参透使用这工具的手和这只手所使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总是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自动降临到我的头上，可每当我那破碎的心中发出痛苦的哀鸣时，却又总被人认为是在无病呻吟。使我身败名裂的那些人自有一种能使社会大众都变成自己的同谋的、令人难以窥视其奥秘的伎俩，公众既不了解他们的诡计，也无法预料那诡计将产生的后果。当我叙述那些自己曾遭受到的迫害、遇到的奇怪现象和经历的各种事件时，我也无法追根溯源找到那只幕后黑手，更不能在说明事实的同时指出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我已在前三卷书中讲过那些始初的原因，另一些与我相关的秘密及其动机也都曾一一指出，但是我却实在无法猜透那些原因是如何结合起来，并最终使我遇到这许多离奇之事的。如果我的读者中有谁愿意探究其中的秘密、找出真相，那就请重新仔细阅读一下前三卷书，以便可以利用手中的材料分析日后发现的每一个事实，从而追溯出每一个阴谋和参与阴谋的人，直至最终找到幕后元凶。我自然知道他们的探索将要到达的终点是怎样的，但对我自己来说，那些引导他们走向终点的曲折而幽深的暗道却足以让我迷失方向。
在伊弗东居住期间，我认识了罗甘先生家中的每一个人，也结识了他的侄女布瓦·德·拉都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们。我之前已经说过，我与孩子们的父亲以前在里昂就认识了。而拉都尔夫人之所以来伊弗东，则是来看望自己的叔叔和她的姐姐们的。我很喜欢拉都尔夫人的长女，她年约15岁，不但聪明伶俐，脾气性格也都非常好。我跟这位夫人和她的长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原本由罗甘先生作主，早已将这个女孩子许配给了他的一位当上校的侄子。这位上校对我倒是十分敬重，可他与这女孩的年龄差实在太过悬殊，而且女孩子对此事也是极端厌恶，因此，即使那位已届中年的上校侄子对此十分乐意，罗甘先生对这门亲事也乐见其成，可我却不得不联合拉都尔夫人劝阻了这门婚事，虽然我也极希望两人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此后不久，上校娶了他的亲戚——品貌端庄的狄兰小姐。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位真正可以为他生儿育女并辅佐他的贤内助。尽管如此，对于我在此事上的反对，罗甘先生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但我本人十分坦然，我深信，无论是对他或是他的家人，我都已经尽了一个朋友所应尽的最神圣的义务。这个义务并非要对他事事顺从，而是应该事事都为他着想，向他献上忠言。
若是真到日内瓦去，我将会受到的待遇是不用动脑筋就能猜得到的。我的书曾在日内瓦被当众烧毁。6月18日，即巴黎对我的逮捕令下达九天后，日内瓦也下令要逮捕我。日内瓦所发布的这份逮捕令中有太多荒谬绝伦的话，有些话甚至公然违背了教会的法令，因此在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及至消息得到证实，我立刻开始担心这种明目张胆和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或许会败坏日内瓦人的良知，使他们黑白不分、好坏不明。但对于这一切，我却只能静观其变。在一般的无知小民中，只流传着一些针对我的闲言碎语，而那些狂妄的老学究和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却把我当成了没有背好教理问答的小学生，扬言一定要用鞭子来鞭打我。
以这两份逮捕令为信号，全欧洲的人都被鼓动起来咒骂我了。所有杂志、报纸全都长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批判我，群情之激愤，堪称史无前例。而法国人，那个原本崇尚礼仪、仁和宽厚、心存怜悯的民族此时也一反常态，他们抛弃了自己的美德，转而对我咆哮咒骂。他们将我比作豺狼、野兽，说我是亵渎宗教的、疯狂的无神论者。《特雷夫日报》的副主编还撰文称我患有狼人病，可从那些语无伦次的话语中看，真正患有狼人病的恰恰应该是他自己才对。在巴黎，情况甚至发展到如果不在随便什么题材和内容的文章中骂我几句，就会遭到警察的讯问。对这种众口一词的批判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我只好认为所有人都成了疯子。天啊！他们竟然说《一个萨瓦省的牧师的信仰自白》的作者亵渎了宗教、《永久的和平计划》的编订者挑起了纷争、《爱弥儿》的作者是个狂人、《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一只豺狼！这真是一派胡言！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我发表了《精神论》【1】或类似的其他作品，那我又将被骂成什么人呢？然而，在针对那本书的风暴中，社会大众不但没有跟迫害者站在一起，反而还替作者打抱不平，并对他交口称赞。请各位读者将我和他的这两部书做一个比较，把我们所受到的待遇做一个比较，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出任何一条能使人信服的理由。我所想要的只有这个，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在伊弗东的日子我过得十分惬意，因此在罗甘先生和他的家人们强烈要求下，我决定一直在那里住下去。本城大法官穆瓦利·德·冉冉先生也盛情相邀，请我留在他的管辖区；上校再三邀请我住在他家那座庭院与花园之间的小楼里，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了。于是他立刻着手准备家具及一切我生活所需的物品；旗牌官罗甘【2】更是殷勤，每日对我寸步不离。他们无微不至的盛情关照使我感激，但有时候这种过于殷勤的态度又让我觉得有些厌烦。我定好了搬家的日子，也写了信给黛莱丝，让她来与我会合。可就在此时，我却突然听说伯尔尼境内掀起了一场针对我的风暴。这起风暴的原因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只听说这似乎是由那些虔诚的信徒们挑起的。并且，不知是受了何人鼓动，参议院方面似乎也不愿意让我就此安稳下去。法官先生刚一听到这种风声，就马上写信给好几位政府官员为我辩护。他在信中指责他们不该如此盲目地对我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还说他们拒绝一个受迫害的才俊在他们管辖区内寻求庇护，反而对众多匪徒多般容忍，这种行为实在是非常可耻。据某些人推测，他那番严厉的责备不但于我无益，反而更惹恼了那些人。且不说这种推测正确与否，总之，他的辩才和威信确实并没有阻止住人们对我的打击。他在得知针对我的命令即将下达后，马上通知了我。为了不坐以待毙，我决定第二天便动身离开。但此时对我来说困难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国门都已经对我紧闭，而据我推测，其他国家也一定会争相效仿，因此，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去哪儿。
布瓦·德·拉都尔夫人建议我暂且到她儿子名下的一座位于纳沙泰尔邦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里的空房子里安身。从伊弗东到那里只需要翻过一座山而已，而且那房子中家具齐全。她的这个建议既及时又完美，如果身处普鲁士国王治下的各邦，我不但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保护，也绝不会因为宗教问题而受到迫害。但是我心中却有个不好说出口的难处，这难处使我犹豫不决。我那与生俱来的、对正义的热爱始终浸润着我的心灵，加上我对法国颇有好感，因此便有些厌恶普鲁士国王。【3】从他的所作所为和处世原则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既无视自己对人类的义务，又不尊重自然法则的人。我以前曾用一些带框的版画来装饰我在蒙莫朗西的小屋，其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肖像，我在他的肖像下曾摘抄了一首二行诗的第二句，诗的内容是：
“他的思想是哲学家，可行事却是十足的君王。”
如果出自别人的笔下，那么这句诗绝对是一句相当美妙的颂词，但在我的笔下它却另有所指，因为这首诗的上一句【4】已将它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凡是来过我家的人，都见过这首二行诗，并且见过的人不在少数。罗伦齐骑士甚至曾将它抄送给了达朗贝尔，我几乎可以确信，达朗贝尔一定会把这句看似恭维的话转奉给普鲁士国王。后来，我又在《爱弥儿》中用一段话影射了那位国王，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段话中的多尼人国王阿德腊斯特指的是谁【5】，这正是我一错再错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影射也确实没有逃过那些眼明心亮的人的眼睛，其中就包括布弗勒夫人。所以我深信，我的名字肯定早已被国王特别标记在他的记事本上了。若他的行事原则当真如我所料，那么我和我的作品必然会招致他的厌恶。所有人都知道，即使不认识我，只是单单看我的书，那些暴君和恶人就已经把我恨之入骨了。
不过我还是认为风险并不太大，因此也就打算大着胆子去试试，看他究竟会如何待我。我始终认为小肚鸡肠是卑劣者才有的恶行，而对性格豪放的人来说（我从来都认为他是这种人），他们的气量绝不会如此狭小。从他治国的手段上看，他应该会利用这次机会做出一副豁然大度的样子给世人来看的。况且，做出这种样子对他来说容易至极。此外我还认定，对他来说，卑鄙的报复心理绝不会战胜他对光荣的向往和追求。推己及彼，我觉得他应该会利用此次机会来慷慨地征服一个曾在背后非议自己的人。如此思虑再三后，我决定带着对他的信任搬到莫蒂埃去。我告诉自己，既然我让-雅克可以像科里奥兰那样行事，难道他弗雷德里克还比不上沃尔斯克人的那位首领吗？【6】
罗甘上校坚持要陪我翻过山去帮我安顿一切。原本那间屋子还归拉都尔夫人的一个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使用，见我突然搬去，她心中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殷勤地招待我住下了。并且在黛莱丝过来以前，我一直在她家中吃饭。
从我离开蒙莫朗西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日后将过上居无定所、四处飘零的日子，因此我十分犹豫，不知是否该让黛莱丝来与我一起流浪。以前一直是我在照顾她、保护她，而经过这次大祸以后，或许我们的关系将会变成由她来照顾和保护我了。若我们的感情经得住考验，她必会因我的遭遇而伤心，而我又会因为她的伤心感到更加悲痛。可如果我所经历的这场灾难冲淡了她对我的感情，那么，她就会觉得陪伴我是一种损失，如此一来，她不但不会感受到我与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那种快乐，反而只会居功自傲，把对我的不离不弃当成一种美德。
我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过去，我从不曾隐瞒过我自己和我那可怜的德·瓦朗夫人的缺点，如今对黛莱丝，我也同样不会特别留情。我不愿意隐瞒她的过错——如果不自觉地变心也算是一种过错的话——即便我更愿意称赞她所有的优点。长久以来，我发现她待我已不似从前那般亲切了，她对我的感情似乎变得冷淡了许多。在黛莱丝身边，我又一次陷入了曾在德·瓦朗夫人身边所感受到的那种尴尬的处境。无论是在任何女人的身边，我们都不应该去追求不自然的完美。我对自己那几个孩子的做法，无论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如何的思虑周全，也始终无法让我觉得问心无愧。在我对《论教育》【7】进行构思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其实丝毫没有尽到一丝本应尽到的义务。我是如此后悔莫及，以致在《爱弥儿》的开篇就清清楚楚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若有人在读了那段话【8】以后还来谴责我，那就太奇怪了。
眼下我的处境跟过去相同，甚至更糟。我的敌人一心想找出我的过错，从而对我实施迫害。我绝不愿再冒险去犯过去犯过的错误，更不愿黛莱丝为此受罪，因此，我宁愿忍受禁欲之苦。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房事对我的健康十分有害。基于以上两种理由，我痛下决心，不再跟黛莱丝同房，但有时难免无法坚持。不过近三四年，我还算是比较持之以恒的。正是从那时候起，黛莱丝对我冷淡了起来。虽然作为一个女人她依然十分依恋我，但却对我没有情爱的需求了，这也使我们共同的生活少了很多情趣。我因而猜想，或许她更愿意留在巴黎而不是跟我四处飘零，因为反正不管在哪儿，她都一样能获得我的供养。不过，鉴于我们别离时她是那样难过，不但强烈要求我许下重逢的诺言，而且还三番两次地对卢森堡元帅和孔迪亲王表达过要与我重聚的愿望，所以，我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该如何去跟她道永别。
我心急如焚地想把她接到身边，因为我从心底感到自己实在离不开她。在接到我请她立刻动身的信后，她很快就来了。这是我们相伴多年后第一次分别，虽然我们分开还不到两个月，但离别之苦已经让我们痛彻心扉。一见面，我们立刻紧紧拥抱在一起。啊！悲喜交加的眼泪是如此甜蜜，使我的心深深陶醉。可是，为什么人们就不肯让我多流一些这样的眼泪呢？
到莫蒂埃后，我立刻写信给纳沙泰尔邦总督、苏格兰元帅凯特先生，告知他我已来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打算在这里退隐，并向他请求保护。跟我所期待的一样，他以人所共知的慷慨答复了我。他邀请我去看他，于是，我就跟他的好友、特拉维尔山谷的领主马迪内先生一起前去看望他。总督先生德高望重，他的身上有一种令人崇敬的苏格兰人特有的风度，那种风度感动了我，让我们之间立刻产生了相互倾慕的感情。在我来说，对总督先生的这种感情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若非那些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宵小之辈欺负他年迈糊涂，趁我不在的时候拼命扭曲我在他心中的形象，那他也一定会始终如一的。
乔治·凯特是苏格兰一位世袭的元帅，也是那位战死沙场、赫赫有名的凯特将军的弟弟。在他的青年时期，他远离故乡，因投靠斯图亚特王室而被自己的祖国放逐。后来，他反感于斯图亚特王室的专横暴虐、多行不义，最终弃它而去了。他在西班牙定居多年，最后与兄长一起投效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慧眼识人，对他们始终以礼相待，而凯特元帅则为他屡立战功，以此来报答国王的优待。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元帅与国王之间，还缔结了最真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素来重视友情，一旦与人结为朋友，便愿意为其赴汤蹈火。因此，虽然他的心中信奉的是与国王的理念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共和主义，可既然投效了弗雷德里克，他就一门心思地效忠这位国王了。国王曾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出使过巴黎、西班牙等国，而当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时，就任命他为纳沙泰尔邦总督，以便让他能在这个闲职上一边颐养天年，一边用他剩余的能量造福于这个小邦的居民。
然而，纳沙泰尔人是一群重视外表甚于实才的人。他们钟爱夸夸其谈的“才俊”，对宽厚施政的元帅却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元帅说话简略是因为笨嘴拙舌，元帅待人坦率是天性粗鲁，而元帅先生稳重的举止，也被他们当作是在端官架子。他们肆意轻贱元帅的好意，就因为他只懂造福人民，却完全不懂如何迎合他们、博取他们的欢心。在这里曾发生了一桩可笑的案件：佩蒂皮埃尔牧师因为反对地狱永恒说而被自己的同行们逐出了教会。对于此事，元帅先生为了维护全邦人民的利益，对牧师们的僭越行为提出了反对，可却因此遭到了他们全体抵制。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这种愚蠢的抵制之声尚未消失，人们全都在谴责元帅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在他所受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一条或许还算是比较正确的。
当我见到这位可敬的老人时，岁月已使他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头。我的第一感觉是怜惜他那瘦削的身体，可紧接着，在看到他那高贵开朗又神采奕奕的面容时，我便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并产生了一种超越其他感情的信任之情。听完我初见面的那几句寒暄后，他竟仿佛我在他身边待了一个星期似的，对我谈起了别的事情。他甚至都没有客套地对我们说一句“请坐”，因此那位拘谨的领主就只好始终直挺挺地站着。而我却毫不客气地走过去与他并肩坐在他的那张沙发椅上，这全是因为我在他那锐利而慈祥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我这么做以后，他对我说话的声调立刻变得平和起来，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喜欢我这种大方的举动，并且在心中暗自高兴着：“这个人可不是什么纳沙泰尔人。”
这就是性格相投的奇效啊！能在如此高龄不但还未如一般人那样失去所有天然的情感，反而还为我动了真情，这位仁厚的长者之心真可让世人惊奇。他借口要打山鸡而到莫蒂埃来看我，整整两天却连枪都没摸过。我们之间所建立的真挚友谊，使我们感到谁也无法离开对方。夏天的时候，元帅会住在科隆比埃府，那里离莫蒂埃只有六法里，我顶多隔两个星期就会去那里待上一天一夜，然后再走回自己的住处。并且每次虽然我人已回到莫蒂埃，心却仍留在他那里。这与我当年来去于退隐庐和奥波纳之间的感觉不同，这次的感觉显然要更为甜蜜。每次在去科隆比埃的路上，只要一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那高尚、敦厚的美德和对我慈父般的爱，我都会留下感动的眼泪。我们之间以父子相称，然而这种称呼虽然能说明我们的亲密，却远远无法表达出我们之间那种想要时时相见的感情。他一再要求我搬去科隆比埃府，让我干脆就长住在我每次临时下榻的那套房间里。不过我却觉得住在自己家比较自由，于是我告诉他说自己宁愿一生都这样来看他。出于对我这种坦率态度的欣赏，他日后再未提过此事。我那忠厚的长者啊！我那可敬的父亲啊！每次想到他我的心都激动不已！那些总在想方设法地离间我们的别有用心之人，他们给我的打击是多么大啊！不，我保证，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始终如一，我对他的感情也是如此。他们虽可以欺骗于你，但却永远休想改变他！
元帅先生当然也有缺点。他虽是贤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头脑聪慧、知人善任，观察力也十分敏锐，但有时他也会受人欺骗且不自知。他性情古怪、颇多奇思。对于天天见面的人，他常表现出一副已将他们遗忘的样子，可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们。他对别人的关照很少恰如人意，多数时候，他会全凭一时兴起而将一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赠送或寄赠给别人，也不管人家是否用得上、那东西是否值钱。某日，一个想要投效普鲁士国王的日内瓦年轻人来求见他，可他给人家的并非是什么举荐信，而是一个装满了蚕豆的小布袋。令人惊讶的是，国王在接到这封特殊的“举荐信”后，居然真的立刻给那个年轻人安排了职务。这种出众的天才们之间的特殊交流方式自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
元帅的这些小怪癖与美女的故作姿态颇为相似，但在我看来却觉得别有风趣。我敢断言，这些怪癖并不会影响他在关键时刻对朋友们的感情和关照，这一点，我后来也确实体会到了。当然，在帮助别人的方式上，他的做法也一贯奇特。在此，我将讲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来说明他的奇特之处。
对我的身体来说，要一天就从莫蒂埃走到科隆比埃，是一件根本吃不消的事情，所以我通常都是午饭后启程，行至半途在布洛特歇一夜，第二天再继续赶路。我在布洛特所住的那家客栈的主人名叫桑铎茨，他托我请总督帮忙，替他向柏林求得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恩准。我满口答应，将他带到了总督府上。在交代他在客厅等待后，我一人去见了总督，向他陈述了此事，可是总督听后却一言不发。整整一上午过去，当我们经过客厅准备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发现可怜的桑铎茨已经等得焦躁不安。我以为元帅先生将此事忘了，于是在入席前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依然默不作声。虽然我当时看出来他是在以此暗示他对此事已经厌烦，但我还是觉得他的这种方式有些太生硬了。没办法，我只好一边暗中替桑铎茨叫着苦，一边控制自己不再啰唆。令我惊讶的是，当我第二天返回途中经过布洛特时，桑铎茨竟然对我道谢，说他不但在总督的家里受到了优待、享用了一顿美妙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三周后，元帅派人将批文送给了桑铎茨。该批文是由国王签署，由某位大臣发出的。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元帅不愿帮这个忙，因为直到事情办完，他对我或桑铎茨本人都始终只字未提。
我太想一直不停地谈论乔治·凯特了！我此生最后的美好回忆全都来自与他共处的日子，而我这一生剩余的大多时间，却充斥着苦恼和心痛。那些痛苦的回忆不但使人伤感，也让我心乱如麻，所以此后我只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可能再像上面那样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了。
对于在莫蒂埃避难，我原本时刻怀揣着一种不安的情绪，不过很快，国王给元帅的一道批复就打消了我所有的不安。元帅着实是个好律师！国王不但同意了他对我的庇护，甚至还托他（我必须如实说出所有事情）送给我十二个金路易。这项恩典使元帅有些为难，他不知如何才能既冠冕堂皇地完成使命，又不损害我的尊严。最后，他将金钱换为了实物，说是奉国王之命帮我买了炭火和木柴，以便我能顺利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他还告诉我（或许是他自己的意愿），国王很愿意为我盖一所由我自己选定地点和样式的房子。后一个馈赠带给我的感动完全抵消了前一个赏赐给我带来的小气的感觉。我马上将弗雷德里克看成了我的恩人和保护者，虽然我并没有接受以上两项馈赠，但却依然真诚地敬仰他、殷切地盼望他获得荣耀，这种殷切的程度与我当初对他的成就所感到的愤慨是一样的。在那之后不久，当他签订和平条约【9】时，为了表达我的高兴之情，我甚至做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灯饰。我出手十分大方，用了一大串花环来装饰我的房子。我花在饰品上的钱跟他原本打算赠予我的钱数差不多，我是在用这种方法跟他赌气，用来宣扬他的吝啬和我的大方。
我认为在和约签订后，弗雷德里克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就已经达到顶峰，因而他可能会休养生息，开垦土地、安置移民、振兴国家的农业和商业，从而使自己从欧洲的霸主地位迈向欧洲的仲裁者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坐享太平，因为再没有任何人有能力能迫使他重拾宝剑。可是在发现他依旧不肯解除武装后，我开始担心他是否会因为不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而让自己只能成为半个伟人，因此，我便装着胆子用他那种性格的人乐于接受的口吻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把这世上少有君主能听到的神圣的真理之声传入他的耳中。这封秘密信件只有国王和我两个人知情，连元帅那边我都未透露分毫。我请元帅帮忙转交信件时已经将信封好，元帅问都没问便把信呈了上去。国王始终没有回信。
过了段时间，元帅要到柏林去，国王也只是对他说我在信中把他狠狠训斥了一顿。由此可以得知，我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不快，他已将我的忠言当成了不甚耐听的疯言疯语了。或许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我确实用了我不该用的语气说了我不该说的话语。但我可以摸着良心保证，我写那封信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
在莫蒂埃定居后不久，我有了一种今后可以安稳度日的感觉，于是便换上了亚美尼亚人的服装。这并非什么新想法，我此生中早已产生过多次想穿这种衣服的念头。当我还在蒙莫朗西时，由于常常使用探条，我被限定待在卧室里，而这种长袍式的服装是最适合卧室的。我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此，当得知刚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总去那里探望亲戚后，我马上请他帮我做了一箱子那样的衣服。不过在做之前，我还是先征得了卢森堡夫人的同意。时隔不久，关于我的那场风暴骤起，我只好将它们收起来，留待日后风平浪静了再穿。几个月后，我因为旧病复发不得不使用探条，这样就必须要穿这种服装了，虽然我觉得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没什么大碍，但还是事先征询了当地牧师的意见。牧师告诉我说，即使我穿着这种衣服去教堂也没什么关系。于是，我便装着胆子戴上了圆皮帽、穿上了长袍、系上了丝绦腰带。在以这身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我觉得哪怕如此去拜访元帅应该也无不妥。果然，元帅先生看到我的这身装扮后，除了说了一声“你好”作为招呼外，就再也没说什么。所以自此以后，我就不再去穿其他服装了。
既然放弃了文学，我就一心一意去过我自己安排的美好又宁静的生活。我从未对独自一人的生活感到厌烦，哪怕是在完全闲着没事的时候，都一样觉得恬适无比。只要还有那肆意驰骋的想象力，我就没有一刻可以得闲。对我来说，最受不了的其实是跟一群人待在房间里耍嘴皮子聊天。若是能出门散步都算好的，至少眼睛和腿都在活动，可若一个劲儿地抱着胳臂呆坐在那里，不停地谈论什么天气、苍蝇，甚至更糟糕地相互吹捧，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酷刑一般了。
为了不变成无所事事的野蛮人，我决定去学习编织丝带。我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坐垫去拜访邻居，或是像女人一样坐在门口干活儿，或是跟来往的行人闲聊，虽然同样是废话，但这种闲聊我却可以忍受。此外，我的某些女邻居也是十分聪明可爱的。这其中就有纳沙泰尔邦检察长的女儿伊萨贝尔·狄维尔卢瓦。我觉得她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她也乐于与我交往，因此我们之间很快建立起了友谊。我会经常给她一些忠告，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也会给予她帮助。如今，她已经成了一名贤妻良母，拥有了完美的丈夫和幸福的生活，而她之所以能拥有这样的才智，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也是得益于我的开导。
而我也得到了很多来自她的温馨安慰。尤其是在某个我病情加重的寒冷的冬季，为了缓解我的痛苦，她经常来跟我和黛莱丝谈心，并与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她活泼健谈、言语高雅，使原本漫长的黑夜也变得转瞬即逝。我们之间直到如今依然以父女相称，真希望这种称呼能永远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为了使自己编织的带子派上用场，我便把它们当作了送给女孩子们的结婚礼物。但这礼物的送出还附加着一个条件，就是她们必须答应我将来会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伊萨贝尔的姐姐在结婚时也收到了这样一份礼物，并且她没有辜负它。然而伊萨贝尔虽然也不想辜负这份礼物，却并没有如愿以偿。在送给她们姐妹带子时，我分别给她们写了一封信。给姐姐的信曾传诵一时，给妹妹的信却不为人知。不过幸好，友谊本身根本无须大肆张扬。
对于在我家附近结交的各位朋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但对普利上校，我必须特别提一下。这位上校在山上有一所房子，他每到夏天都会移居到那里。我原本因为他与朝廷和元帅关系交恶而并不打算结识他，可他却总来看我，并且对我表现得十分诚心，因此我也就回访了他几次。我们如此往来不断，有时还会留对方在自己家中用餐。正是在上校的家中，我得以认识了迪佩鲁先生。在此我一定要谈一谈这位迪佩鲁先生，因为后来我们之间的交往实在是很密切。
迪佩鲁先生是美洲人【10】，是苏里南某司令官之子。司令官去世后，他的遗孀嫁给了纳沙泰尔人尚布里埃先生。后来，这位遗孀又一次寡居，于是她便带着儿子去了后夫的家乡定居。迪佩鲁家中富有，他又是独子，自幼便受到母亲百般疼爱和精心培养。他成年后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就，全部得益于他母亲的教育。他的知识面很广，可惜都是一知半解。他对艺术尤其喜爱，常常自诩十分擅长推理，而他那副荷兰人的派头以及他那黝黑的肤色、冷漠的表情、沉思的模样和少言寡语的内向性格也总让人相信他是真的善于推理。他虽然还很年轻，但却患有痛风和重听之症，这就使他的言行举止显得特别稳重。尽管他十分乐于争论，并且常常因争论而弄得面红耳赤，但因为耳背，无法听清别人的谈话，所以他平素很少说话。他的外表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我告诉自己，能与这么一位思想家、贤者做朋友，是我的荣幸。他时常与我交谈，但从未对我说过任何一句恭维的话。他很少谈论自己，也很少谈论我和我的作品。他很有自己的见地，所说的话也都十分正确，他那稳重的态度和简练的语言轻而易举就使我产生了敬意。他的一举一动都如同元帅一样朴实，虽然他的思想还比不上元帅高深，也没有令我着迷，但我却依然由衷地敬佩他，并由此产生了友谊。在他面前，我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因为霍尔巴赫太富有而不肯与他做朋友的事。可事实证明我错了，我不该忘记这一点，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不管是谁，只要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就一定不会喜欢我和我书中所提出的那些言论。【11】
我有很长时间不曾见过迪佩鲁了，这是因为他每年只到普利上校这里来一次，而我却从不到纳沙泰尔去。至于我为何不肯去纳沙泰尔，这事说起来虽然有些孩子气，却不得不在这里提一提。
尽管普鲁士国王和元帅的保护使我躲开了敌人对我的迫害，但我却无法逃脱政府官员、牧师以及公众们对我的议论。自从法国对我发动攻击后，凡是不迫害我的人都会被认为跟他们不是一条心，凡是不辱骂我的人都不能被称之为好汉。纳沙泰尔的牧师们，这些城市中的高层人士，他们首先向我发难，试图策动邦议会来反对我。当发现这个企图无法得逞时，他们立刻去找了市政府的官员，联合他们下令将我的书列为了禁书。他们一有机会就对我展开攻击，甚至放出风声说只要我敢去城里居住，他们就一定会对我不客气。此外，牧师们还在他们主办的《信使》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刊发了那些能让头脑清醒的人笑掉大牙的荒谬言论，可正是这些胡言乱语，却煽动了普通民众，令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
不过，虽然他们如此聒噪，但我还是对他们心存感激，毕竟他们总算是开恩让我在莫蒂埃住下去了（实际上是因为莫蒂埃脱离于他们的权力掌控范围）。他们简直恨不得让我付高价来购买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予了我保护，而他们，一边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取消这种保护，一边又想要我感谢他们对我的保护。最后，他们所有用来对付我的招数都失败了，可他们不但不明白自己的无能，反而还开始吹嘘我是由于他们宽容的善心才能勉强在这片国土上容身的。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我本该置之不理、嗤之以鼻，但我竟然蠢到跟他们生起气来，并且坚持了整整两年让自己不踏入纳沙泰尔城一步。事实上，我本不该苛责他们对我的态度，毕竟他们只是受人驱使，若我太计较，反而抬高了他们。况且，那些只知道金钱和权势，完全没有眼光和教养的人，他们哪里懂得尊重人才的大道理呢！侮辱人才就是侮辱自己，这一点，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有一个曾因贪污被撤职的村长竟然这样对伊萨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山谷的警官说：“每个人都说那个卢梭十分聪明，你去把他给我带来，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当然，遭到这种情绪打击的人，显然是不会为了说这种话的人的不满情绪而生气的。
我从不指望这里的首席牧师会给我什么好脸色，因为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和纳沙泰尔都没有受到任何好的待遇。在布瓦·德·拉都尔夫人将我介绍给他时，他对我也表示了欢迎，不过他的那番客气话是不能当真的，因为在这里，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亲热的。但我当时生活在一个信奉新教的国家，我自己也已皈依新教，因此，为了遵守我的誓言，尽到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就必须去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圣事和各种公开活动。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又很怕自己在去往圣餐台前时被人拒绝，遭受难堪。并且，在日内瓦小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上层人士们闹得如此满城风雨的情况下，这位首席牧师很可能想在自己主管的教堂举行圣体瞻礼的时候把我狠狠教训一顿。
在圣体瞻礼到来前夕，我下定决心给首席牧师蒙莫兰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我皈依新教的诚心，同时也告诉他，为了避免因宗教信条所产生的无谓争辩，我不愿听任何人对我讲解有关信条的任何问题。信发出后，我的心中就安稳下来。我认为，蒙莫兰先生绝对不会允许我事先不听讲解就去参加圣体瞻礼，所以一定会拒绝我的请求，而我又根本不愿意听他的讲解，那么这件事就会不了了之，而且我不会被当成过错方。谁知事情并不如我所愿。在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时刻，蒙莫兰先生到我家来拜访我，他不但同意了我可以按照自己提出的条件去参加圣体瞻礼，还说他和教堂中的其他执事都认为能有我这样一位教友是一种莫大的荣耀。这真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惊讶而又欣慰的时刻。我以前一直凄然地孤身存在于这个世上，在身处逆境时，我的命运则更加凄凉，而在屡遭迫害和排斥后，我竟然终于有了这样一种感觉：我身边至少还有我的教友们！这种感觉着实让人开心无比。带着这样一种激动的心情，我眼含热泪地去参加了圣体瞻礼。我的眼泪和我的心或许是我能献给上帝的最美好的礼物了。
没过多久，元帅派人给我送来一封布弗勒夫人写给我的信。我估计这封信是达朗贝尔托元帅转交给我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先生。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后，这是布弗勒夫人第一次给我写信。她在这封信中对我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尤其责备我不该去参加圣体瞻礼。我完全不明白她到底为何发这么大的火，自从上次去日内瓦以来，我不但多次公开表明我是新教徒，而且还公开参加过荷兰使馆教堂的各项活动，当时谁也没觉得我的行为有任何不妥之处。虽然无法猜透她的用心，但我还是相信布弗勒夫人的心是好的，只是她若想在宗教问题上训斥我，这未免有些太好笑了。我并没有因为她这种无理由的责备而感到生气，而是平心静气地给她回信说明了我的理由。
彼时，报纸和杂志上正大肆刊登辱骂和谴责我的各类文章。受了那些幕后黑手的鼓动，所有的那些作者都在批评当局对我的心慈手软，那种情形看起来着实有些阴森可怕。不过我却任凭他们号叫，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告诉我巴黎的索尔邦神学院也发表了一篇谴责我的文章，这怎么可能？索尔邦神学院对此事有什么话好说呢？难道它是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可这件事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了。还是它打算证明我不是一个好的喀尔文派教徒？但我是不是好的喀尔文派教徒与它又有什么相干？这不是越俎代庖，替我们的牧师瞎操心嘛。我在见到那篇文章以前还以为是别人为了嘲讽索尔邦神学院而假借它的名义发表的，在看到文章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然而事实却是，这篇文章竟然千真万确是索尔邦神学院发表的。弄清了这一点之后，我不得不确信，索尔邦神学院的那些人着实都该被送进疯人院里去。
不过，一份巴黎大主教针对我所发表的“训谕”却更加令我痛心。对于大主教我一贯是十分敬仰的，我敬佩他对宗教的虔诚，但他如此孟浪行事却让我感到十分惋惜。我认为，我必须要像当年答复波兰国王一样【12】，不卑不亢地对这份训谕予以答复。我只有在确信攻击我的人是在强迫我还击的时候，才会十分严肃地跟他过招，因为我向来对粗暴争吵讨厌至极。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出于当时已经自身难保的耶稣会教士的教唆，从那篇文章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对受难之人是如何落井下石的。因此，在尊重那个名义上的作者的同时，我也按照自己一贯的原则对那份训谕狠狠地进行了驳斥。我确信，我的做法是相当成功的。【13】
莫蒂埃的生活让我觉得很惬意，我打算终老于此，只是还欠缺一个可靠的生活来源。这里的东西很贵。我原来的家被拆散了，原来的计划也被打乱了。如今，我需要安一个新家，可以前的家具不是卖了就是扔了，加上离开蒙莫朗西后耗费不少，因而我手中的那点积蓄也在一天天地减少。若再不想办法贴补，我的积蓄再有两三年就会消耗殆尽，对我来说积累资金的方法除了再写文章出书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可对于这个让我倒霉透顶的职业，我是早已放弃了的。
我深信公众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狂热后一定会醒悟过来，从而使当权者也会因为自己的胡乱施政而感到羞愧，到那时，形势就会向着于我有利的方面发展。为了能使我剩下的积蓄坚持到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方设法地节省开支，以便当那一时刻来临时能更加随心地在各种谋生手段中选择一种。为此，我重拾那部写了十年的《音乐词典》。这部词典已大体完成，当时只差最后的修改和誊清了。不久前，朋友们给我寄来书稿和文件为我顺利完成这部词典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除此之外，那些文件和书稿也为我的回忆录派上了用场。从那以后，我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我的回忆录的撰写工作当中。我准备先把一些能够按照一定顺序引导我回忆起过去的时间和事件的信件抄到一个本子里。这些信件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前后衔接了十年，几乎没有间断过。然而，就在我准备整理和抄录的时候，却发现其中出现了空当，从1756年10月到1757年3月，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一封信都没有，这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人的信都不见了，我清楚记得自己曾将这些信全都挑了出来，而且它们也刚好是在这个时间写的，可现在这些信到底都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说在保存在卢森堡公馆的那几个月中有人动过我的文稿吗？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亲眼看着卢森堡元帅取走了我保存文稿的房间的钥匙的。为了能按照顺序排列，我当初是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将狄德罗和几位夫人写给我的没有标注日期的信补上日期的，所以我本以为是我将日期弄错了，为此，我还特意将那些没有日期和我代为补充日期的信件全都找了出来，重新检查了一遍，试图找到能填补这段空白的信，可是却连一封都没有找到。所以我确信，这段时间的信，应该是被人给偷走了。可我实在想不通，到底是谁，又是为了什么而偷走了这些信件呢？这些信全是在大争吵之前，在我醉心撰写《朱莉》之时所写的，里面无非是一些德莱尔的玩笑话、狄德罗的牢骚和埃皮奈夫人及舍农索夫人对我表达友谊的话（那时我同两位夫人的关系还十分亲密）罢了，与任何人都不存在利害关系。这样的一些信件被偷走到底有什么用，又对谁才有用呢？直到七年后，我才终于猜到了这一盗窃行为的丑恶目的。
因为信件的缺失，我又因此针对文稿是否缺失进行了检查。经过检查，我发现文稿的确也少了一些，并且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我甚至觉得实际上少了很多稿件，比如《感性伦理学》和《爱德华绅士的爱情故事》就全都不见了。其中《爱德华绅士的爱情故事》后来被卢森堡夫人的随从拉罗什寄给了我，因此我当时怀疑是卢森堡夫人拿走了我的文稿和信件。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才会对这些写在废纸上的草稿感兴趣。可问题是，那些信件和另一部文稿是如何引起她的兴趣的呢？即使她怀有恶意，但除了篡改稿件外，她根本无法利用那些东西来害我。至于元帅先生，我对他十分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十分诚挚的，他本人也是非常正直的，因此我对元帅先生深信不疑，并且对他的夫人，我也不应有半点疑心。
我花费了不少精力却依然无从得知窃贼是谁，最后我想到了达朗贝尔的身上，并觉得自己的推测十分合理。我猜想达朗贝尔曾想了个办法混进了卢森堡夫人家里，在翻看了那些信件和文稿后，将他中意的那部分全都拿走，这样他不仅能拿那些东西去造谣生事，还可以顺便将对他有用的材料据为己有。他也许是被《感性伦理学》这部书稿弄昏了头，以为自己得到了一部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的写作提纲。他应该是打算从那部文稿中找出点破绽来攻击我，可事实上，我敢保证，只要他稍微仔细地看看那稿子，就一定会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对于此种盗窃我文稿的事，我并不太在乎，因为我已经决定要脱离文坛，而且，这也不是此人第一次做这种事了【14】，而过去几次，我也都忍耐了下来，不曾说过一句怨言。我很快忘却了别人这种不忠厚的行为，就像它从未发生过一样。我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对剩余资料的整理上，以便能安心创作我的《忏悔录》。
长久以来，我都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人士，或者至少是普通公民或市民，会对针对我的那道逮捕令中违反教会法的地方提出异议，可至少从表面上看，一切却始终平静如常。实际上在日内瓦内部，一直暗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只差一个机会发泄出来而已。很多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曾接连不断地写信给我，催促我回去领导他们，并一再保证公众们一定会纠正小议会的过失。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我实在担心自己出现在日内瓦后会引起骚乱。我坚持忠于自己过去曾许下的“绝不参与祖国的任何一场内乱”的誓言，我宁愿流亡国外，宁可继续承受人们对我的侮辱，也绝不愿用危险和暴烈的手段回到我的祖国。我的确曾期望市民们能用和平且合法的手段来反对某个对他们来说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但时至今日，他们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市民阶层的领袖们只知道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证明自己不可或缺，却完全没有为不平之事伸张正义的打算。他们对那些一眼就能看穿的阴谋默不作声，任凭那些自称虔诚或者根本就是假虔诚的人将日内瓦弄得乌烟瘴气。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被小议会派出故意制造舆论的，目的无非是将小议会的胡作非为打造成对宗教的热忱，而将我诽谤成面目可憎的坏人罢了。
我白等了一年多，却始终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抗议这道违反法律程序的逮捕令。既然我的同胞们已经把我抛弃，那么我也只好下定决心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我本来就从未得到过来自祖国的任何帮助和好处，也从没有在这个国家过过安稳的生活，我曾费尽心力为它争光，可它举国上下却都如此恶毒地对待我，那些本应该站出来说话的人也都始终缄默不言。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我给时任首席执行官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宣布正式放弃自己的市民权。当然，我在信中的措辞还是很有分寸地保全了礼数。虽然我的敌人们往往对落难的我落井下石，但我对他们的那些举动却始终应对有节，泰然处之。
我这种做法终于使公民们觉察到了他们的过错，他们认识到对我撒手不管、不为我辩护的行为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害，因此虽然为时已晚，但他们还是立刻挺身而出为我鸣不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让他们感到不满。他们曾多次向小议会提出各项合情合理的申诉，但小议会却自恃有法国政府撑腰而严词拒绝了他们。如此一来，他们越发感到小议会将更加强硬地奴役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只好持续加强和扩大申诉行动。争执双方大打笔墨官司，不断印发各种对自己有利的小册子。而一本支持小议会的小册子《乡间来信》的突然问世，则彻底击溃了反对派，让他们一时之间哑口无言。这本小册子文笔巧妙，堪称上乘，甚至可以说是该文作者罕见才能的不朽之作。而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正是精通共和国重大国策和各项法律的、聪明干练的总检察官特农香。此文一出，整片大地归于沉寂。
在消沉一段时间后，反对派重新打起精神，花费很长时间撰写了一篇看起来还不错的反驳文章。不过他们依然将希望放在了我的身上，觉得只有我才能与那样的对手过招，并最终打倒他。我承认当时我自己也是如此认为的。我原来的同胞们认为我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帮他们走出这个原本因我而产生的困境，因为他们不断敦促，我最终答应了帮他们驳斥这篇《乡间来信》。我从标题就开始跟特农香针锋相对，特意将文章命名为《山中来信》。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使那些官员和我的敌人们阻挠这部作品的印刷出版，我的这项工作进行得十分严密，甚至在托隆与反对派首领商谈此事时，尽管看过了他们的反驳文章，我也只字未提我自己的文章（当时已经完成了初稿）。可惜这部作品还是在出版前就被一些法国人看到了。那些人允许了这部作品的出版，却根本不打算让我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现这部作品的秘密的。对于此事，我已将我所知的全部陈述在上，至于那些未经证实、纯属猜测的情况，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在莫蒂埃居住期间，前来看望我的人虽然几乎跟我在蒙莫朗西和退隐庐时一样多，但其目的却大不相同。以前来看我的人多是因为爱好、信念和工作，他们在这些方面多少与我有些共同语言，所以一见面，我们就会开门见山地谈论相关的事情。但在莫蒂埃却并非如此，尤其是那些从法国来的人，更是跟以前完全两样。来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对文学毫无兴趣的人，或者是些军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从没读过我的作品。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完全是因为我是一个名人、大名人、特大名人，甚至是伟人，才会不惜走上四十、六十，乃至一百法里来拜访我。自那时起，围绕在我身边的就总是一些大肆吹捧的话语了。而在从前，那些怀着敬意来拜访我的人是绝不会对我说那么多恭维的话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多都不肯说明自己的身份，加之他们既没有读过我的作品，又跟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我只好等他们自己先开口，并且本来也应该由他们先道明来意，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毫无兴趣。也许他们会觉得趣味十足，这就完全要看他们想知道的究竟是什么了。我本人向来坦率，他们所提出的一切自认为需要向我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我毫无保留的回答，所以通常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几乎都已经像我自己一样了解我的境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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