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760—1762）（1 / 3）

交付印刷许久的《朱莉》在1760年年底虽尚未出版，但却已经引起轰动。在巴黎，乌德托夫人谈论过它；在宫廷里，卢森堡夫人也谈论过它。我甚至还答应乌德托夫人，同意让圣朗贝尔为波兰国王阅读这本书的手抄本，国王对它十分欣赏。另外，曾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过这本书的杜克洛也得到我的允许读过它。打探消息的人包围了王宫广场和圣雅克路的书商们，每个巴黎人都急于读到这部。最终，此书终于出版，并不负众望地取得了成功。作为最早读到这本书的人，太子妃曾在一次与卢森堡先生的谈话中提起这是一部佳作。虽说文学界对此书评价不一，但社会上的意见却很一致。尤其是女士们，她们不仅醉心于这部作品，同时也倾心于作者，以至于我敢说，只要我肯下手，定能征服包括上流阶层在内的所有女士。我自有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甚至不需任何实验，只是我不愿将其公开罢了。奇怪的是，虽然此书对法国各界人士的评价都不太好，但它在法国却取得了意外的成功。法国人更喜欢此书，而瑞士人则讨厌它，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这当然不是因为在巴黎友谊、爱情、道德有更高的地位，而是巴黎人更懂得珍惜那些存在于他人身上，自己却并不拥有的纯洁、缠绵、敦厚的感情。他们更加向往那些美德。现在，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这种对风化和道德的爱慕之情，而在腐化成风的欧洲，各种美俗却早已不复存在了【1】。

若不善于分析人心，就无法透过假装的激情和成见辨别出人们心中的真情实感。恕我斗胆，只有具有上流社会的教养和分寸感的人，才有可能感受到此书中洋溢的细腻的情感。我敢将此书的第四章与《克莱芙王妃》【2】进行比较。我敢断言，外省的读者是无法完全感受到这两部作品的价值的。所以此书如此获誉于宫廷，根本不足为奇。宫中之人训练有素，因此才更能体会和欣赏书中的弦外之音和含蓄的传神之笔。但有一种所谓的机灵人则有些不同，他们的精细只会盯着恶事，却丝毫看不见一丝善意，这类人是完全不适合读这部书的。比如，若《朱莉》在某个我所想的国家【3】出版，则必会因遭到封杀而夭折。

我将人们写给我的大部分关于此书的信都收集成札，存于拉达雅克夫人处。若此信札得以发表，人们会发现里边的评论莫衷一是、稀奇古怪。这表明，公众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使此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但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全书无论是人物方面还是故事情节，均无任何邪恶的描写。三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全书的趣味，并贯穿六卷。这其中既无题外插曲，也没有浪漫的遭遇。狄德罗曾对理查森【4】作品中变幻莫测的场景和层出不穷的人物极力推崇，然而，即使他在这方面确有长处，可正因如此，理查森也将自己推入了乏味家一党。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正是这类家用来弥补自己贫乏的思想特有的手段。耸人听闻的奇遇和不断登场的新面孔确实可以轻易引起读者注意，但若想要不借助奇遇而将其注意力长时间固定在同一对象上则难上加难。如其他一切条件相同，而作品的美又可由题材的单纯来增加的话，那么，理查森的作品虽在其他方面高人一筹，在这一方面却无法与我这部作品相提并论。但目前我的作品已归于沉寂，我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不过将来，它是一定会复活的。

因追求单纯而使故事枯燥乏味，无法持续其趣味性是我唯一的顾虑。幸好有件事打消了我的顾虑，并带给我所有夸赞都无法带来的喜悦。

此书出版于狂欢节。某书贩将此书送给塔尔蒙王妃【5】的那天，恰好赶上歌剧院举行舞会。趁着晚饭后仆人为她更衣的空当，王妃读起了这本书。午夜，她一边命人套车，一边仍在阅读。仆人回话车已套好时，王妃并未答言。仆人见她读得入神，便提醒她说时间已是深夜两点了。“别急。”王妃回答着，仍不肯释卷。后来，当她因为自己的表停了而按铃召唤仆人询问时间时，仆人回话说已经四点钟了。王妃认为参加舞会已然太迟，索性让人卸了马车并脱去礼服，一直读书至天亮。

听说此事后，我一直盼望能见塔尔蒙夫人一面，除了想知道此事是否真实外，还因为我一向认为只有拥有那种第六感官——道德感的人，才会对《新爱洛伊丝》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了解我的内心。然而这类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女士们都认为我便是此书的主人公，书中描绘的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她们才会对我产生如此好感。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竟促使波里尼雅克夫人委托韦尔德兰夫人转求我将朱莉的肖像给她看看。所有人都坚信只有遵从自己的心灵，才能描绘出如此狂热的爱情，任何人也不可能将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写得生动。他们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我确实是在热恋的激情中写出了这部，但是，我所热恋的对象却并非真实的人物。没人知道我会为一个想象中的形象如此意乱神迷。若没有乌德托夫人和对青年时代的怀旧之感，我就只能以神话中虚幻的女妖为描写爱情的对象了。这想法虽不正确，但却于我有利，因此我既不会证实也不会反驳。此项悬念完全可以从我那篇单独印刷的对话体序言【6】中猜测一二。只有过于严格的人才认为我应该爽快地说出真相，可我却认为做这种没有必要之事并非坦率，反而愚蠢之至。

同一时期，《永久的和平》【7】也出版了。出版前一年我将手稿交付《世界报》的主编巴士蒂德先生，他坚持要在自家报纸上刊登我的全部手稿。他借与我们双方都相熟的杜克洛先生的名义催逼我为他供稿。包括《朱莉》和《爱弥儿》，他觊觎我的每部作品。若是对《社会契约论》也有所闻的话，此书恐怕也要被登上他的报纸。我不胜其烦，最终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价格将《〈永久的和平〉摘要》给了他。他一拿到手稿，立刻将只能在报纸上发表该书的约定丢到脑后。只要删除审查官要求删除的内容，出单行本似乎更为有利。怀着这个想法，他将此书变成了单行本。幸亏我没对巴士蒂德先生说过我还有一篇关于此书的评论，否则真不知会是何种结果。若有一天这篇与其他文稿放在一起的评论手稿被发表，那么人们必会得知伏尔泰对此问题所持的自以为是的见解和插科打诨的玩笑是如何令我感到好笑的。【8】我根本不屑对这个可怜之人在政治问题上 发表的那些胡说一气的言论进行任何辩驳。

在社会上声名鹊起并获得女士们的垂青并不能阻止我在卢森堡夫人那里的地位日益降低。虽然元帅对我一如既往，甚至还要更加热情，但自从我没有新东西可以读给卢森堡夫人听以后，她的房门就不再像从前那般为我敞开。虽然我在她到蒙莫朗西小住期间还常去问安，但却几乎只能在餐桌上见到她。她不再指定我坐在她身边，我们之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少，因此我索性坐得离她更远，从而逐渐靠近了元帅先生。

在与元帅一家初识时，我并不在他的府里用晚餐，而卢森堡先生则从不在午饭的餐桌上出现。所以，即使我与他们相识几个月、彼此熟识后，却仍未与他同桌用过餐。在卢森堡先生好心地将这一点指出后，我决定在宾客较少时偶尔在那儿吃吃晚饭。这个决定让我感觉良好。跟“屁股不沾板凳”的露天午饭比起来，长时间散步后休息的晚饭用餐时间更长，菜式也更加精美。此外，元帅夫人殷勤待客的态度也让人倍感惬意。若非如此说明，读者便无法理解卢森堡先生在某封信件结尾处的话（见卷宗o.36），“我们的散步总让我回味无穷”，他在信尾说，同时特别补充，晚上回到院内看到车辙印迹已被打扫干净时他便更加高兴。如此一来，我就能在第二天根据当天新车辙的数目判断客人的多寡了。

自我与他相识，这位贵人家中一直丧事连连，1761年这不幸达到顶点。仿佛命中注定我的灾祸要传给我最依赖的人似的，我们相识的第一年，他的妹妹维尔赫瓦公爵夫人去世了；第二年，他的女儿罗伯克王妃故去；第三年，他失去了自己宗支和姓氏的最后子嗣——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孙子卢森堡伯爵。对此，他表面看似平静，心中却暗自滴血。他的身体被悲痛蚕食，日益衰弱。国王才下令委派他的儿子担任禁卫军司令，并允许其孙子世袭该职位，可蒙莫朗西公爵却意外惨死了，这事让卢森堡先生格外伤心。接着，他最有希望的孙子又在受尽营养不良的折磨后夭折了。若是孩子的母亲当初肯听我相劝，不叫孩子按照医生所说以药代饭，或许祖孙二人可以存活至今。孩子母亲对医生所提的忌口要求过分迷信，严格控制孩子的饮食，什么都不准他吃。对此，我费尽口舌却毫无作用。元帅软弱，不愿强迫别人屈从，卢森堡夫人虽与我想法一致，却又不肯滥用婆婆的权利侵犯儿媳作为母亲的威严，结果导致盲目信任波尔斗的蒙莫朗西夫人断送了自己儿子的性命。当这可怜的孩子来到此处，并被获准吃一点黛莱丝给他的食物时，那种乞丐般贪婪吞食的样子让我不由得感慨荣华富贵不过是虚幻一场。可惜，最终获胜的是医生，我的努力全都白费，孩子到底是饿死了。

葬送了孙子后，对江湖医生同样的信任以及对年老体衰的恐惧畏怯，也为其祖父挖掘了坟墓。每隔一段时间，卢森堡先生的大脚趾就会痛，在蒙莫朗西犯的那次让他发烧并彻夜难眠。对此，我提出了痛风的说法，可卢森堡夫人不但不以为然，还批评了我。元帅的侍从外科医生用止痛膏包扎了患处，并坚持说这绝不是痛风。就因为这样，每次犯病都会使用同样的办法，结果导致药的剂量不断加大，病痛不断加深，体质亏损更重。当卢森堡夫人最终明白这确实是痛风，想要反对这种错误疗法时，已无济于事了。大家都瞒着她继续使用这个方法，没几年，卢森堡先生竟因为自己的盲目迷信和固执而去世了。当然，在这里说这件憾事还太早，还有许多其他不幸的事要说。

奇怪的是，不管我多么想讨得卢森堡夫人的喜欢，可我所做的一切却仿佛注定要让她不高兴。我始终认为卢森堡先生和夫人是如此相濡以沫，以至于我一旦对其中一人产生好感，那感情也必会延伸到另一人身上。元帅所受的痛苦使我愈发挂念他及他的夫人。对卢森堡先生来说，宫廷事务、陪猎工作、军中琐事，这些全都需要有年轻人一般旺盛的精力才能处理得过来。但他却已逐渐老迈、力不从心。若他去世，他的宗族便会随之消失，他的官职也将不复存在。这种原本为封妻荫子所需保持的辛勤生活已无任何持续的必要。他在某天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的时候曾谈起过失去亲人的心灰意冷和宫廷生活之苦，那时，我斗胆对他诉说了西内阿斯给皮鲁士【9】的忠告，并劝他退休。他除了叹气，未置一言。但当卢森堡夫人与我单独在一起时，她立刻生气地责备了我。她认为卢森堡先生依然习惯宫廷生活，对此时的他来说，这种生活莫不是一种排遣忧愁的好办法。而我的提议却会造成对元帅的放逐，使他忧思重重又无聊闲散，最终会导致他精力衰竭。卢森堡夫人的这种看法让我心服口服，我决心再不提退休之事。但夫人似乎并不十分放心我，我不再总有机会与元帅单独谈话，被人打扰的次数也日益增多。

卢森堡太太所信赖和常见的人总对我落井下石，我本人的霉运和愚笨也配合别人来在她面前损害我自己。布弗勒神甫，这个元帅夫人社交圈中的宠儿，对我没有丝毫好感。虽然他并不是唯一如此对我的人，但唯独他，每来蒙莫朗西来一次，我便会越发失宠一些。即使这不是他的本意，说实话，只要有他出现的场合就必定会如此。他优雅的身姿和风趣的言谈使我格外相形见绌、愚笨无比。在他来得较少的头两年，蒙夫人宽厚，我还凑合能维持自己的形象。可一旦他来得频繁些，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本想求得他的友谊，可却因为自己的阴郁导致结果适得其反。那些为了讨取他欢心所做的蠢事让我彻底失宠于元帅夫人，也令他厌烦。他性喜游乐、放荡不羁，对所有事情都不愿钻研，因此，即使他聪慧无比，却依然只是个对什么都一知半解的人。然而上流社会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半吊子”。作诗、写信、弹西斯特尔琴，每一样他都能来上几下，甚至他还给卢森堡夫人画了一幅画像。卢森堡夫人评价说画像与她本人完全不相像。而事实正是如此。但那狡猾的神甫偏偏来问我的意见。我装疯卖傻地撒谎说画得很像，这下可得罪了卢森堡夫人。她牢牢记住了我的过错，神甫也在耍弄后来嘲笑我。吃一堑长一智，在这事后，我总算知道不可不顾事实地胡乱吹捧了。

我擅长并坚持振振有词地对人们说些逆耳忠言。于我而言，阿谀奉承甚至是赞美别人，比批评人还让我倒霉。对此，我将举一个对我余生命运产生影响，并可能决定我死后名声的可怕例子。

舒瓦瑟尔先生在元帅先生和夫人来蒙莫朗西休息时，偶尔会去其宅邸吃晚饭。某天他来时刚好赶上我离开，因此，他就和卢森堡夫妇谈论起了我。卢森堡先生谈起了我在威尼斯时与蒙台居先生之间的渊源。舒瓦瑟尔先生为我丢了这份工作而感到惋惜，并当即表示若我愿回到外交工作中，他十分愿意为我斡旋。卢森堡先生向我转述他的话后，我因从未受到大臣重视而越发感动。但我早已下定决心，即使健康状况良好，我也绝不会傻瓜似的接受他的好意。对我来说，功名利禄从来都是转瞬即逝。当然，舒瓦瑟尔先生的美意使我感激，他担任大臣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更令我钦佩。尤其是《家族协定》【10】，绝对能说明他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我虽钦佩他，但对其他前任大臣却不以为然，其中包括蓬巴杜夫人。如像传言所说他们互相排挤，必有一人倒台的话，那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支持舒瓦瑟尔先生才能迎来法兰西的荣耀。我对蓬巴杜夫人始终反感。当她还是德蒂奥尔夫人时，我就不喜欢她。她对狄德罗的问题所保持的沉默以及对《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以及从未给我带来任何利益的《乡村巫师》的做法均让我对她不满。并且我发现，她不愿在任何场合帮我任何忙。偏偏罗伦齐骑士还建议我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多写些东西赞颂她。我马上就猜到对于他这个没有别人授意就绝不会提出意见的人来说，是绝不会主动向我提出这种建议的。这个发现更加让我怒不可遏。我完全不会克制自己，以至于鄙视之情被他本人察觉。同样地，我对那位夫人的不屑也一样瞒不过众人，她肯定知道我对她毫无好感，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这一切关乎我切身利益的事情拼凑起来，再加上我自身的天性，让我更加愿意为舒瓦瑟尔先生去祈祷。我既感激于他的美意，又敬佩他的才能（这是我仅知的一点），加之我并不了解他的私人生活，因此竟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是能为大众和我自己报仇的侠士了。我当时正在做《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修改工作，就顺便写下了一段话评论来说明自己对前几任大臣以及这位超越了他们的这位现任大臣的看法。【11】我在这篇评论中违背了自己一贯的原则，并且完全没意识到若想匿名称颂或指责某人时，就必须使用与之相符的词句以彻底防止歧义的产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竟大意地以为绝不会有问题、绝不会有人误解，可在后文中读者便可知道我这种想法对错与否。

我在与女作家打交道时遇到了另一种麻烦。本以为与大人物的交往中可以避免这种麻烦，但事实上，它却如影随形。卢森堡夫人虽没有这种毛病，但布弗勒伯爵夫人却有。布弗勒伯爵夫人写的一篇散文悲剧在孔迪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受到追捧，但她却不知足地想来得到我的赞颂。我没叫她失望，给了她符合作品情况的赞赏，但同时也提出她的这部名为《忠厚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叫作《奥努洛科》【12】的英国剧本十分相似。《奥努洛科》虽不算出名，但却有译本出版。布弗勒夫人一面跟我保证她的剧本跟《奥努洛科》绝无任何相似之处，一面对我的意见表示感谢。当然，我并未对第三人

透露过这次模仿行为。即使是对她本人，我也只是因为被她逼迫才不得已履行了这项责任而已。但从那以后，此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使我不断想起在大主教讲道时说了不该说的话的吉尔·布拉斯的悲惨后果。【13】

除了原本就不喜欢我的布弗勒神甫和我在其面前犯下了作家和女人都不会原谅的错误的布弗勒夫人外，卢森堡夫人的其他朋友也同样不愿与我交往。比如才加入作家队伍就立刻染上作家通病的埃诺议长和与伏尔泰私交很好的、达朗贝尔的密友杜德芳夫人和勒庇纳丝小姐。其中，勒庇纳丝小姐后来还十分体面地与达朗贝尔同居了，没错，对此我只能如此表述。我原本对双目失明的杜德芳夫人十分关切和同情，但她的作息时间跟我完全相反。此外她还无比钟爱那些有点小聪明的人，不管他们出版的破烂多么无足轻重，她都认真地褒贬。她武断专横、偏执粗暴，聊天时经常激动得浑身抽搐。她的这些特点让我很快对她生厌，不愿再亲近关心她。当察觉到我对她的疏远时，她简直暴跳如雷。虽然我明知这种性格的女人的恐怖，但我宁愿她恨我厌我，也不愿因她的友谊而遭受不幸。

除了朋友少，我还在卢森堡夫人家还结了仇。虽然仇敌只有一个，但对如今的我而言，他却能以一敌百。卢森堡夫人的兄弟维尔赫瓦公爵当然不可能是我的仇敌。他曾多次探望并邀请我去维尔赫瓦。因为我的答复较为含糊，在邀请卢森堡夫妇去他那里小住时，他提出要我同行，去他的府邸住上半个月。但因我当时身体情况极为糟糕，只好烦请卢森堡先生替我婉拒了。维尔赫瓦公爵先生十分体谅我，并待我如前，这从他的回信（卷宗D，No.3）中就可看出。与公爵先生不同，维尔赫瓦侯爵——公爵先生的侄子兼继承人对我却并不友好。当然，实际上我与他是相互瞧不起。他憎恨我的冷淡，我也受不了他的轻浮。他甚至在某天晚餐时捉弄了我，弄得我十分狼狈。在我刚住到退隐庐时，有人送我一只小狗，我给它起名叫作“公爵”。这狗是稀有品种，虽不漂亮，但我仍把它当成朋友和伙伴，而跟一些人相比，它也确实更配得上“朋友”这一称呼。因为比较亲人，“公爵”闻名于蒙莫朗西府。可后来，我又给它改名叫“土耳其人”了，这全是因为我愚蠢的胆小、怕得罪人的心理在作怪。可实际上，那些叫“侯爵”的狗也并没有引起侯爵们的不快。知道此事后，维尔赫瓦侯爵对我步步紧逼，使我不得不对席间所有的人重新解释一遍这事的前后经过。给狗改掉“公爵”这个名字比给它取这名字更加不恭。倒霉的是，当时在座的人中有好几位公爵：卢森堡先生和他的儿子，还有未来的公爵维尔赫瓦侯爵（他如今已是公爵了）。维尔赫瓦侯爵以我的尴尬为乐，但据说席后他的伯母却因此而狠狠批评了他。若真是如此，我们的关系恐怕更无法改善了。

从始至终，不论是在圣殿【14】还是在卢森堡先生的府邸，都只有罗伦齐骑士一直站在我这一边。罗伦齐骑士说他是我的朋友，但实际上，他与达朗贝尔的交往更加密切，若没有达朗贝尔的宣传，他是无法被女人们视为大几何学家的。除此之外，他还是布弗勒伯爵夫人的跟屁虫，而伯爵夫人又恰好与达朗贝尔交往甚密，所以罗伦齐骑士便唯她马首是瞻。如此一来，我不但在外界没有任何支持者替我维持在卢森堡夫人心中的地位，反而还被她身边所有人联合起来损害我的形象。不过在那个时期，卢森堡夫人不但自愿帮我出版《爱弥儿》，还给了我其他关怀，这使我确信，即使已经开始厌倦我，但她仍然、并将永远对我保持终生不渝的友情，就像她曾多次向我承诺过的那样。

在确信她对我的友谊是坚定不移的以后，我立刻决定向她坦白我从前的一切过错，以减轻心中的愧悔。我有一个绝不会违背的原则：在朋友面前，一定要如实表现自己，既不可过分好，也不能比真实的自己表现得更坏。我将我与黛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以及我对我那几个孩子的处置方式全部向她坦白了。她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了我的忏悔，对我并无一句苛责，即使我本应受到苛责。最让我感动的是，她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黛莱丝，送她小礼物、派人探望她，甚至还亲切地邀请并招待她到自己家中做客，并当着众人的面多次拥抱她。可怜黛莱丝既高兴又感动，她对夫人的盛情表示衷心感谢，我也十分感激夫人对她的厚爱。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因喜爱我而厚爱黛莱丝，这种爱屋及乌的友情比他们直接爱我更让我感激无比。

与他们谈过后，此事久未再提。一段时间过后，元帅夫人主动提出要帮我找回其中的一个孩子。在得知我曾在大孩子襁褓中放置过一张写有生辰年月的纸片时，她要求我把那纸片的底版交给她。在我给了她纸片后，她立刻派出自己的亲信仆人拉罗什去寻找。只是拉罗什走遍各地却毫无进展。此事距今不过十二三年，若是育婴堂记录完整，或是调查能更加仔细，应该不至于找不到。无论如何，我并未因此感到不快。事实上，若是自孩子出生后我始终在关注着他的命运，那才更加麻烦、更令我不快。况且若别人根据某条线索而随便领一个孩子来，硬说是我的，那么，我肯定会疑心他究竟是我亲生的，还是冒名顶替。这种情况若真出现，我必会疑神疑鬼、浑身难受，也就无法领略到真正的父子亲情的甜蜜。这种甜蜜只有与孩子朝夕相处才可能领略，而如果是从来不认识的孩子，那么父母对他的感情肯定会被削弱，甚至消失殆尽。你永远无法像疼爱自己养大的孩子那样，疼爱一个由别人养大的孩子。我所说的这些话，虽可为我的罪责进行开脱，但从过错的动机方面，却又加深了我的自责。

有一件事或许说出来会有点用。在黛莱丝的介绍下，拉罗什认识了勒瓦塞太太。勒瓦塞太太此时住在离舍夫雷特和蒙莫朗西都很近的德耶，由格里姆供养着。在我离开蒙莫朗西后，就始终是托拉罗什先生继续转交我给这个老太太的钱的。而且我知道，元帅夫人也经常委派他送礼物给勒瓦塞太太。可是，即便得到了这些帮助，她还是常常没有理由地诉苦。而格里姆，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向卢森堡夫人谈其他，因为我实在讨厌谈论我憎恨的人。不过卢森堡夫人却好几次把话题引到他的身上，但她始终没有告诉我她是否与他相识，或是对他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当我喜欢的人对我毫无保留时，按照我的性格，是绝不会对他们吞吞吐吐的，尤其是在与他们相关的事情上，我必定会更加坦白。所以自那时候起，我偶尔会想起她并没有对我畅所欲言。当然，我这种自然而然的联想也可能只是因为别的事情罢了。

《爱弥儿》交到卢森堡夫人手中之后很久都没有消息。过了一阵我才得知，此事已和巴黎书商杜什纳谈妥，并以杜什纳为中间人，与阿姆斯特丹书商勒奥姆也已谈妥了。卢森堡夫人将需要我与杜什纳签订的合同寄给了我，一式两份，要我签字。我从字迹上认出，这是由马尔泽尔布先生的代笔者所书，因此便深信这合同是经过那位官员核查并同意的，所以立刻签了字。按照合同，杜什纳应为这部稿子付我六千法郎，首次付三千法郎，此外，他还要给我一百或两百本书。按照卢森堡夫人的要求，我将签好之后的合同寄给了她，其中一份被她交给了杜什纳，另一份则自己保留了。此后，我再没见过这份合同。

认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后，多少牵制了我离群索居的计划，但我从未放弃。即便是我最得宠时，我也始终认为若不是因为我对元帅和夫人怀有最真诚的情感，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忍受他们周围的那些人对我的态度的。我很难协调对他们的敬爱之情与我所喜欢的、有益于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府中的拘束感和那些长时间的晚宴给我的健康带来的坏处并没有因为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减少。他们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例如，元帅习惯在晚饭后早睡，于是他每天都会不管不顾地让我也早些就寝。直到我灾难临头前不久，这种关心方式才被停止。至于原因，我至今尚不得知。

若不想看元帅夫人的冷脸，就只能执行我原定的计划，这一点，在她开始对我冷淡之前我就意识到了。然而，我却只能暂且放弃计划以等待签订《爱弥儿》的合同。我在等待期间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修订，随后以一千法郎的稿酬将它给了雷伊，他照付了。有一件跟这稿子相关的小事，我认为应该特别说一下。在将稿子交给原沃州牧师、时任荷兰驻法大使馆讲经师杜武瓦赞时，我不但已将其封装，并在封皮上盖上了图章。杜武瓦赞同雷伊一直有联系，并时常来看我，所以我就托他替我将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用小字书写的稿子体积小巧，甚至连他的口袋都装不满。可不知为何，他的包裹却在过关时落在了守关官吏手中，并被开包检查。后来他以大使的名义要回了包裹。但因此，也使他有机会读到这部手稿。他曾坦白告诉我说他确实读了手稿，并对其极力称赞，一句批评的话都未曾说过。可实际上，他却早在心中做好了为基督教复仇的准备：此书一出版，他便立即撰文进行了批判。他后来把稿子按照原样封好，寄给了雷伊。在写给我的信中，他对这些情况的描述大致如此，而我所知的，也只有这些而已。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撰写的《音乐词典》（此书的写作始终断断续续）外，我还已经撰写好其他几部随时可以出版的作品，它们或可被出版为单行本，或可在我出版全集的时候收入在全集之中。大部分已经定稿的作品都被我存放在迪佩鲁那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论语言的起源》。这部手稿马尔泽尔布先生和罗伦齐骑士都看过，他们都说写得不错。按照我的计算，除了各种必要的开支，我所有作品的收益加起来，至少有八千到一万法郎。我打算把这些钱以我和黛莱丝两人的名义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接着，我要按照计划，与黛莱丝一同到外省某个偏僻的地方平平静静度过余生，一边在周围做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一边悠闲地撰写我的回忆录，从此不再过问一切世事。

这就是我的计划。而我必须强调，若非雷伊的慷慨帮助，这个计划是绝不可能顺利实施的。我在巴黎时曾听很多人说过这个书商的坏话，可实际上，他是我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好人的一个。【15】诚然，因为他做事粗心，而我脾气暴躁，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方面，我们常常发生争执。可是在金钱和与金钱有关的各种事情上，我始终认为他是十分诚实、公正的，尽管我从未与他签订过任何正式的合同。在我所打过交道的书商之中，只有他坦白承认我们之间的合作最为顺利，他是因为我才能大赚特赚的。对此，他还表示愿将赚来的钱分给我一部分。他并没有直接向我表示感激，而是在黛莱丝身上下了功夫。他签订了一个契约，契约上声明他为了感谢我，所以要赠送黛莱丝每年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他主动向我提起这件事后，既没有声张也没有炫耀，如果不是我逢人便说，那么恐怕谁也不会知道此事。他的态度让我万分感动，并使我们之间结下了真正的友谊。不久后，他请我做他一个孩子的教父，我答应了。可惜，我无法使我的情谊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这是在我被迫所处的这种境遇中所深感遗憾的一件事。为何我会感激于这位书商小小的慷慨，而对那些有钱有势的贵人们大肆宣扬的浓情厚意却无动于衷呢？他们大肆吹嘘对我的情谊，我却丝毫不为所动，这到底错在他们，还是在我呢？是我忘恩负义，抑或是他们虚情假意？对此，还是请各位聪明的读者自己判断吧。至于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这笔年金给黛莱丝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帮助，也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但是，我并没有为了自己去动用这年金里的一分钱。别人送给黛莱丝的礼物从来都是由她自己全权支配的，我绝不沾手。在替她管钱时，我也从未拿过她的钱来当作我们的共同开支。我仔细地记账，详细地向她汇报每笔账目的具体情况，即便是在她比我富有时，也一直这样。我经常对她强调我的原则：“我的钱属于我们，而你的钱属于你自己。”并且，我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然而有些不了解我的卑鄙小人却说，我是在利用她收受自己表面上拒绝的钱财，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我来说，我是十分乐意与她分享由她辛勤劳动而赚来的面包的，但对于别人送给她的面包，我坚决一口不动。这一点，不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我按照自然规律死去的时候，她都可以站出来为我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