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758—1759）（1 / 3）

一时的冲动给了我无穷的力量，让我得以搬出退隐庐，然而在我迁出退隐庐的同时，这种力量也随之消失了。我刚在新居安顿下来，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疼痛，再加上又得了疝气病；虽然这个病已经折磨我很久了，但我还不知道它是一种病。很快，我就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境地。我的老朋友梯耶黎医生前来诊断，将病情告诉了我。什么探条、捻子、绷带，这些治疗老年病所需要的器械，全部聚集在我的身边，让我深深地了解到事实的残酷：当身体不再年轻的时候，纵然有一颗年轻的心，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明媚的春光并没有让我的精力恢复。整个1758年，我都处于有气无力、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这让我预感到，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我也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清醒过来，对于生命的一切留恋，也都消失殆尽，再也看不到一点可贵的东西。我的生命只有痛苦和灾难，再也无法享受活着的乐趣。我渴望获得自由，并逃离敌人的魔爪。不过，我们还是遵循事态发展的变化来依次叙述吧。

我迁居蒙莫朗西的举动，似乎让埃皮奈夫人有些意外，她可能没料到我能这么顺利地搬走。我的身体非常差，而且天气还那么阴冷，加上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格里姆和她认为，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后，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们，求他们允许我留在那座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以至于让他们措手不及，因而只能对我采取两种方法：要么完全毁掉我，要么再把我拉回去。格里姆主张采取第一条路，但是我觉得埃皮奈夫人会采取另外一条。从她回复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她在信中的语气要比前几封缓和很多，似乎在为我敞开一扇和解之门。这封信足足让我等了一个月。这么久的时间足以证明她为回信的措辞感到为难，因而必须再三考虑。如果她把话说过头，就会连累到自己。大家可以注意到，在她的前几封信之后，根本没有料到我会突然搬出她的房子，因此这次她非常小心，在信中没有流露半个难听的字眼。在这里，我将信的内容全部转录，好让大家评判。（见卷宗B，No.23）

先生，我昨天才收到你在12月17日的信。它送过来的时候，被装在一个放有各种杂物的箱子中，显然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我只能回答信中的附注，至于信本身的内容，我不是很明白。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当面解释一下，希望把过去的一切都只看作一场误会。现在，让我来谈谈附注的内容吧。先生，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已经约定好了，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由你的手交给他，以便让他能清楚地明白他是仰仗你的，也不至于和前任园丁一样，与你闹出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证明：最初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由你付给他了，并且在我临走前的几天，我和你约定，将来你垫付的工资，我一定会还给你。我知道，你曾推辞，但是既然这笔工资是我请你垫付的，理应由我归还。这一点，我们有约在先。卡乌埃告诉我，你没有接受这笔钱，这当中肯定有什么误会。现在，我派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按照约定，非要替我付园丁的工资，甚至把你住在退隐庐那一季度以后的都给付了。因此，先生，我深信你想起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后，会收下你为我垫付的那笔工资。

1758年1月17日

于日内瓦

这一切发生之后，我不再信任埃皮奈夫人了，所以我不愿再与她恢复友情。我没有回复这封信，而我们的通信也就此为止。她看出了我的决定，因而自己也下了决心。这时，她完全赞同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伙人的意见，与他们合作，彻底打垮我。他们在巴黎行动，而她在日内瓦行动。后来，格里姆去日内瓦与她会合，开始执行她所制订的计划。特农香被他们毫不费劲地拉拢过去，并大力支持他们，成了我最残酷无情的迫害者之一。其实，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丝毫没有可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个人勾结在一起，暗地在日内瓦撒下“种子”。四年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子在日内瓦发芽、生长起来。

他们想在巴黎活动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容易产生仇恨，所以当然不会轻信他们的话。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鼓吹说，是我要离开他们的（见德莱尔的信，卷宗B，No.30）。他们假装还是我的朋友，却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我行事不公，表面上让人觉得是对朋友不义行为的抱怨。这就使得某些不爱动脑筋的人相信了他们的谗言，对我大加谴责。他们在指责我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时候，措辞小心谨慎，因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他们强加于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这些罪行究竟是什么，始终没能拿出可靠的证据来，而我从公众的传闻能推测出来的，不外乎就这四大罪状：一、我离开巴黎隐居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感情；三、我拒绝陪同埃皮奈夫人前往日内瓦；四、我从退隐庐迁了出来。此外，如果他们还有别的怨言，就让他们说去吧。他们的计划太过周密，以至于我根本找不出他们的理在哪里。

我认为，那些掌握我命运的人后来实施的计划，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的。他们的计划，很快就见效了，以致在那些不知道罪恶是多么容易进行的人看来，似乎是一个奇迹。现在，在这套阴暗的计谋中，我要把我能看到的几点，简略地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欧洲已享有盛名，但我依然保持了青年时期的那种淳朴。对于拉帮结派、钩心斗角的行为，我深恶痛绝，因而一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自由；除了我心中的爱之外，便没有任何束缚了。我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他乡，离群索居，既没有依靠，也没有家庭，只要坚持我的行事原则、履行义务，就可以挺起胸膛大胆地前行，无须吹嘘拍马，更不用谄媚于任何人。况且，我已经离群索居两年了，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断绝了一切事务，既不想知道什么，也没有任何好奇心。虽然我住在离巴黎只有四法里的地方，但由于我耳目闭塞，就像住在提尼安岛【1】上，与这个都城远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罗以及霍尔巴赫则恰恰相反，他们位于旋涡的中心，生活在上流社会里，交际广泛，差不多平分了整个上流社会。达官显贵、文学精英、知名人士、名媛淑女都被他们笼络得服服帖帖，听从他们的摆布。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具有怎样的优势了。的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在我看来）爱搞阴谋的人：前者的心没那么险恶【2】，后者也没有这个本事。不过唯其如此，他们反而配合得天衣无缝。格里姆的脑袋里装着全部的计划，而对于其他两个人，只要告诉他们必须配合的细节就行了。他比他们要高明很多，因而能够指使他们忙前忙后，取得明显的效果。

他凭借自身高超的本领，加上他在地位中所占据的优势，制订了一个彻底败坏我名声的计划，使我身败名裂，同时又不牵连自己。他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阴暗的围墙，让我无法看穿他的阴谋，更无法揭开他的假面。

不过，这项计划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他必须蒙蔽那些参与整个阴谋之人的双眼，不让他们看到不义的地方。他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士，将所有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论他们的地位如何，一个都不给我留下。这些把戏，我怎么会不知道？无论如何，他绝不会让半句真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明事理的人跑来对我说：“你固然德才兼备，可是你看人家是怎么看你的，而那些人就根据他的话来评判你，你该说的为什么不说呢？”因为那样，真理就会胜利，格里姆也就彻底完蛋了。格里姆知道这点，也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他看人只看到那人的利用价值。我为人类的荣誉感到遗憾：他算计得太准了。

他在暗道中行走，必须放慢脚步，才能走得稳。虽然他的计划已经进行十二年了，但最困难的部分还没有完成，即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其严密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非常害怕这一点，怕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3】不过，他也找到了一个不太困难的方法，就是去拉拢那个支配我整个命运的大人物。在这个大人物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大胆地向前迈进，从而少冒一些风险了。【4】这个大人物的爪牙们平日的作风并不正派，更谈不上诚实，因而格里姆不用担心这些人会走漏风声。他当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将我困在一道密不透风的围墙之中，让我永远看不到他的阴谋。不过，无论他的阴谋布置得多么严密，我都能一眼将它看穿。他最阴险的花招就是，一面败坏我的名声，一面还要在表面上顾全我。他最毒辣的伎俩就是给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一件慷慨好义的外衣。

霍尔巴赫那伙人四处散布流言，让我觉得格里姆的计划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我既不知道，也无法推测那些流言的内容。德莱尔在信中告诉我，他们把许多罪状都扣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来信告诉我，但语气吞吞吐吐，显得非常神秘。当我追问他们详情的时候，他们列举的不外乎是以上那几条罪状。乌德托夫人的几次来信，让我感到她对我的态度逐渐冷淡了。我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贝尔，因为他在给我的信中依旧表示友好，而且在他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我自己，因为我们分手时都非常高兴，而且自我搬出退隐庐后，又没有什么事发生，何况她也觉得我应该迁出去。我并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冷淡（尽管她不肯承认，但骗不了我的心），因而我现在对一切事情都感到非常惶恐。我知道她是顾全她嫂子和格里姆的颜面的，因为他们和圣朗贝尔都有联系。我害怕他们又在捣什么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伤疤，因而在给她的回信中显得满是牢骚，竟让她不愿去看我的信。我仿佛看见其中无数令人心痛的事，但又弄不清楚是什么。对于我这种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来说，完全是陷入了一个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孤独着，索性什么都不知道，心反倒安宁了。我心中仍然有许多难以割舍的旧情，然而正是这点，成了我被敌人集中进攻的软肋。透进我幽居之地的那点微光，已经足够让我看到他们瞒着我搞的那些神秘勾当了。

我生性开朗坦荡，为人真诚，从不向任何人掩饰自己的感情。如果别人向我隐瞒他们的感情，那我将会非常不安。正是由于我天性如此，所以当时我非常痛苦。万幸的是，一些有趣的事情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摆脱了这些不开心的事，让我得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否则我会被他们的花招害死。狄德罗上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谈到达朗贝尔给《百科全书》写的“日内瓦”那个词条。他告诉我，这个词条是与日内瓦的高层人士商量好之后写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剧场。而且人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不久就会动工。看来，狄德罗非常赞成这件事，并对它的建成毫不怀疑。因为我和他之间的争论太多了，所以不愿在这件事上又与他发生口角。尽管我什么话也没说，但他们想在我的祖国诱惑人们做这件事，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愤慨的。因而我急着想要收到载有这个词条的《百科全书》，看看有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我搬到蒙路易不久后就收到了这本书【5】，发现那词条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出自高人之手。不过，这并不能打消我驳斥他的信念。虽然我当时心灰意冷，忧愁多病，天气还那么寒冷，再加上新居多有不便，还没来得及收拾好一切，但我还是拿起笔，怀着满腔的热诚，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去驳斥他们。

在寒冷的二月里，尽管我处于上面描述的那种状况之中，但我还是每天跑到我住的花园尽头，一座四面通风的小屋去写作。早晨写两个小时，下午也写两个小时。这座小屋位于一道土坡路的尽头，能够俯瞰蒙莫朗西山谷和水塘，而且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威名远扬的卡蒂纳【6】隐居的简朴而优雅的圣格拉迪安庄园。这里当时冷得像冰窖一样，没有屏障遮蔽风雪，除了我心头的热情外，再没有其他可以取暖的物品。我用了三周的时间，写成了那篇《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这是第一个让我在写作过程中感到乐趣的作品（当时《朱莉》连一半都没写完）。直到那时为止，对道德的崇敬，是我的阿波罗【7】；而这一次激励我的，则是温存仁厚之心。以前，我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到不义的事情时，心中是恼怒；可现在，我作为不义之事的受害者，心中多半是悲哀的。这并非恼怒而产生的悲哀，而是一颗过于多情软弱的心被它原以为品类相同的心欺骗了之后，不得不埋藏在心中的悲哀。当时，我心中充满了令人痛苦的事情，并且许多悲愤之情萦绕在心头，因此我把自己的苦痛和思考主题时产生的想法都混合在一起。在我的信中，随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混合的印迹。我不知不觉地在信中描述了我当时的处境，还刻画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贝尔和我自己的形象。【8】在这部作品中，我曾经流了多少甜蜜的眼泪啊！信中有太多地方在表达爱情。我极力想医治的那份致命的爱情，至今都没有从我的心中消失。在所有的感触中，还掺杂了我的怜惜之情。我感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以为这就是我对公众的告别之作。我一点都不怕死，而且希望它早日来临。不过，让我惋惜的是，在我即将离开我的朋友时，他们却还没有认识到我全部的价值。如果他们对我能够深入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我多么值得他们喜爱。这部作品到处都弥漫着那种奇怪的笔调，其原因就在这里。这种笔调和前一部作品【9】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当我修改、誊清，并准备付印这封长信的时候，忽然收到乌德托夫人在长时间杳无音信之后给我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又让我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陷入了我平生未曾受过的绝望之中。她在这封信（见卷宗B，No.34）中说，全巴黎人都知道了我对她的爱恋；她断定是我告诉了某些人之后才传出去的。她还说，这些流言蜚语已经传到她情人的耳朵里了，还几乎让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还是还了她公道，并且他们已经重归于好。不过，她觉得，为了对他负责，也为了对她自己和她的名誉负责，她必须和我断绝一切来往。但是，她向我保证，他们将永远关心我，在公众中为我辩护，还将不时地派人来询问我的情况。

“你，狄德罗！原来也是这号人，一个名不副实的朋友！……”我大声叫道。不过，我还不能确定是他。我的这段感情别人也知道，也许是那些人让他说出来的。我现在仅仅是怀疑而已，但我很快就肯定了这件事。不久之后，圣朗贝尔就做出一件表现他宽宏大量的事来。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知道我的处境不佳，被一些朋友背叛了，又被另一些朋友抛弃了。他来看我了，但第一次并没有待很久；第二次，很不走运，我不知道他要来，当时不在家。黛莱丝在家，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这次谈话中，他们都说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从他那里得知，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曾经和埃皮奈夫人有过现在与格里姆那样的关系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和他听到这个毫无根据的流言时的惊讶程度一样。圣朗贝尔也曾让埃皮奈夫人大为不快，而他现在与她的关系，和我的完全一样。通过这次谈话，我与埃皮奈夫人决裂后的后悔之情完全消失殆尽了。关于乌德托夫人，他对黛莱丝说了一些她不知道的情况，就连乌德托夫人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我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并请他以友谊为重，务必替我保守秘密，而他偏偏把这些话告诉了圣朗贝尔。因此，我就下定决心要和狄德罗绝交。至于用什么方式绝交，我得好好考虑一下，因为我发现，暗地里绝交，反而对我不利，这样会把友谊的假面留给那些最险恶的人。

社会上关于绝交的既定准则，似乎都是针对骗人与出卖朋友的行为而定的。当你不再是某人的朋友时，却还要装出一副朋友的样子，显然是想通过欺骗老实人的方式来害某些人。我记得，当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图尔纳米神甫绝交的时候，他便公开声明，告诉所有人：“无论是图尔纳米神甫谈我，或者是我谈他，你们都不要相信，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他的举动曾大受赞赏，因为这表明了他的坦率和诚实。我决定以他为榜样，用这个办法来对付狄德罗。不过，我怎样才能在我的隐居之地把绝交的事公开出去，又不会闹得沸沸扬扬呢？我就想在我的这部作品里【10】，以“脚注”的形式引用《教士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不仅可以宣布我们的绝交，而且将原因都说明了，凡是了解内情的人，一看就会明白，而对于局外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此外，我还特别留心：在这部作品里，每当我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时，尽管我们的友情之火已经熄灭，但我对他永远保持着那种敬意。这一切，大家会在这部作品中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幸运，有人倒霉。人只要一倒霉，就算行事光明正大，在别人口中都会变样。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就受到大家的称赞；而我做了就遭到他们的责难。我的作品出版后，就寄了一本给圣朗贝尔。可是在前天晚上，他还以乌德托夫人和自己的名义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友情的信（见卷宗B，No.37），在收到书后却又退还给我了，还附上一封信（见卷宗B，No.38）：

真的，先生，我不能接受这本书。当我看到你在序言里针对狄德罗引用《传道书》（他弄错了，应该是《教士书》）上的那段话时，书就从我的手中掉落了。通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后，我觉得你已经相信狄德罗是无辜的，没有做那些所谓的泄露秘密之事。他也许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对于这点，我并不知道），但是你并没有权利公开侮辱他。你应该知道他现在正遭受各方的迫害，而你却把一个旧友的话和那些忌妒者的叫嚣混为一谈。先生，不瞒你说，这种残酷的行为让我愤慨。我与狄德罗并不亲密，但我非常尊敬他。之前，你一直只怪他有些软弱，而现在你竟然给他带来这些麻烦。先生，我们在为人处世上太不同了，所以很难达成共识。请把我忘了吧，这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别人，没有做过什么难忘的好事，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我呢，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将忘掉你，而只记住你的才华。

1758年10月10日

于奥波纳

当我读完这封信后，不仅仅是愤慨，更是痛心。尽管我的心情痛苦到了极点，但还是打起精神，给他回信：

先生，在读你的来信时，我向你表示敬意，因为它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同时我觉得自己太蠢了，竟然为之感动。不过现在，我觉得根本不值得回复你的信。

我不想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那些东西了。如果她觉得已经抄好的部分不宜保存，那就请她还给我吧，而我会把钱还给她。如果她想保存已经抄好的部分，那就请她派人过来把剩下的纸和钱都拿回去，并把我存在她那儿的大纲也还给我。就此别过，先生。

1758年10月11日

于蒙莫朗西

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会让卑怯的心灵震惊，而让高尚的心灵喜悦。看来，这封信似乎让圣朗贝尔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不过，他太骄傲了，不愿意公开承认，于是极力想寻找机会来缓和他对我的打击。两周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一封信（见卷宗B，No.1）。信的内容如下：

先生，我已经收到你的赠书了，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在阅读。凡是你写出来的作品，读起来都让我感到非常愉快。请接受我由衷的谢意。如果我的时间允许，能在你附近住一段时间的话，我早就亲自登门致谢了。遗憾的是，我今年住在舍夫雷特的时间非常少。下周日，我会请杜宾先生和夫人来家里吃饭；我还打算邀请圣朗贝尔先生、弗兰克耶先生以及乌德托夫人。先生，如果你也来的话，我将感到非常高兴，而我邀请的这些客人也都非常希望你能来。如果大家能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一定是非常愉快的。

顺致敬意。

26日，星期四

读完这封信，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因为这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人物，所以一想到要去和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在一起，让人家观看，就浑身发抖，很难鼓起勇气去迎接这次考验。不过，既然她和圣朗贝尔都希望我去，而且埃皮奈先生以全体客人的名义邀请我，更何况所有客人我也都愿意去见，因此我觉得自己是被大家邀请去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最终，我答应了埃皮奈先生的邀请。

星期日那天，天气并不好，而埃皮奈先生派他的车来接我去赴宴了。我的到来引起了大家的轰动，而我从来没受到过如此热情的接待。看来，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多么需要他们的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那天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料想的还要多，其中有我从未谋面的乌德托伯爵，还有他的妹妹布兰维尔夫人。然而，这位夫人还是不见为妙。她去年来过奥波纳几次，在我和她的嫂子乌德托夫人散步的时候，常常让她一个人等得非常不耐烦，而她应该早就对该我有意见了。这次在席上，她可以痛痛快快地出口气了。当时乌德托伯爵和圣朗贝尔都在场，可想而知，我当然会受到大家的嘲讽，况且，像我这样的人，在日常的谈话中都会感到手足无措，更不用说在这种宴席上了。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受到如此的奚落。最后，宴会总算结束了，因而我也很快离开了那个泼妇。让我高兴的是，圣朗贝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身边，和我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光，谈的虽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毫不拘礼，气氛和我误入歧途前一样亲切。这次友好的谈话让我非常感动。如果圣朗贝尔能看见我的内心，他一定也会非常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让我晕了过去，但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点儿也不想她了；我心里只想着圣朗贝尔。

这次晚宴，我虽然受到了布兰维尔夫人的恶意嘲弄，但这对我还是大有好处的。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谢绝埃皮奈先生的邀请。在这次晚宴中，我不但看出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人的阴谋并没有让我的旧友疏远我【11】，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乌德托夫人和圣朗贝尔的感情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发现，圣朗贝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远离我，多半是出于醋意，而非鄙视我。这让我得到了安慰，也让我的心得以平静。由于我现在了解到，我所敬重的人对我们并无藐视之意，我便按照自己的心意努力工作，并且获得了成功。尽管我没能完全扑灭我心中那有罪的、不幸的痴恋，但我至少控制住了那残余的情火，因而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犯过错误。我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写那些稿子。我的新作品一出版，就给她寄过去；她收到后便不时地给我写封短笺，尽管是些无关紧要的消息，但也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在下文可以看到，她不仅给我写些短信，还有进一步表示。在离开之后，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足以成为正人君子间效仿的楷模：虽然我们不再来往，但彼此间依然保持着昔日的友好。

这次宴会带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之后在巴黎到处有人在谈论它，而这就使那些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说我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尤其是和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在我迁出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非常真诚的感谢信，而他的回信也同样客气。我们的情谊从未中断过，甚至他的弟弟拉里夫先生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把他的版画寄给了我。除了埃皮奈夫人和布兰维尔夫人之外，我和那家人都相处得非常好。

我的《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12】大获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非常成功，然而在这些作品中，对我来说这部最有利。它让社会大众都了解霍尔巴赫那伙人散布的谣言是不可信的。当我搬进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那伙人就预言我在退隐庐坚持不了三个月；后来，当他们看到我竟然坚持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去之后，依然定居在乡间，就改口说我纯粹是脾气执拗。他们说我的隐居生活闷得要命，只不过因为骄傲固执，宁愿闷死在乡间，也不愿低头回巴黎。《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中洋溢着一种美好的感情，是这无法伪装出来的。如果我在隐居生活中真的牢骚满腹，烦闷得要命，那么我的心情必然会见诸笔端。在巴黎写的作品中，通篇都是牢骚，而我在乡间写的第一部作品，就截然不同。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乡下，才真的是如鱼得水呢。

虽然这部作品充满了美好的感情，但由于我一贯的考虑不周，常常做出傻事，所以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招来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家就和马尔蒙特认识了，后来又在霍尔巴赫男爵家多次遇见过他。马尔蒙特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报》的杂志主编。因为我一向心高气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杂志社的编辑，而这次破例把作品送给他，却又不想让他认为我将他视作编辑才送他的，也不希望他在《信使报》上谈到这部作品，所以我在那本书上写着：这本书不是送给《信使报》主编的，而是送给马尔蒙特先生的。我以为这样做，是对他的恭维。然而，他却认为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从此便和我结下了仇恨。他写了一篇文章攻击我的《就戏剧问题致达朗贝尔的信》，尽管措辞非常礼貌，但字里行间都是怨恨的语气。从此以后，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在公众中伤害我，并在自己的作品中间接地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伺候；因此，你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有半点模棱两可的意思。

现在，我各方面的生活都稳定下来了，于是利用当时的闲暇和独立，专心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完成《朱莉》后，就把它寄给雷伊了。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但是这项工作被一件非常不愉快的插曲打断了。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重新上演我的《乡村巫师》。我眼看那帮家伙竟肆无忌惮地使用我的作品，就非常生气，便把以前写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回复的备忘录找了出来，修改之后，就寄给日内瓦常驻巴黎的代表赛隆先生，还附上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管理歌剧院的圣弗洛朗丹伯爵。圣弗洛朗丹伯爵虽然答应回信，但就没有下文了。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杜克洛。杜克洛和歌剧院的小提琴手们读完之后，并没有答应把剧本还给我，而是说可以给我免费的入场券，而这免费的入场券，对我已经毫无用处了。眼看着我投诉无门，到处都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就放弃了这件事；而歌剧院的主管者对我提出的要求都不予理睬，就继续利用《乡村巫师》来谋利，就像使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只属于我一个人，这点毋庸置疑【13】。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控制后，就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虽然我失去了依恋之情的快乐，但也解除了依恋之情的枷锁。那些充当我保护人的朋友硬要支配我的命运，无论我愿不愿意，企图施与我所谓的“恩惠”，这种做法真是让我厌恶到极点。从此，我决心只和人善意相交，真诚相待，不妨碍彼此的自由，以平等的精神为基础，共享生活的乐趣。当时，有很多人像这样和我交往，足以让我感受到交往的甜美，而又没有依附他人之苦。当我尝到这种生活的乐趣时，就觉得它很适合我这样的年龄，让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身败名裂的风暴、各种争吵等烦心事。

我住在退隐庐期间，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之后，在附近认识了一些称心如意的人，但他们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束缚。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提的是年轻的卢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刚开始当律师，不知道自己将来在法律界会有何种地位。那时，我没有他那样的疑虑，便告诉他：从今天的情况就能看出，日后他定会做出辉煌的成就。我预言，如果他慎重选择承办的案件，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守护者，他的天才在这种崇高的精神培育下，将和最伟大的雄辩家相媲美。他听从了我的忠告，并且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他替德·波尔特先生做的辩护，可以和狄摩西尼【14】相匹敌。他每年都要去距退隐庐四分之一法里的圣布里斯村，在那儿的莫勒翁庄园度假。这产业是属于他母亲的，伟大的博絮埃就在那里住过。像这样的大师相继住过的地方，其他庄园很难与它高贵的名声相提并论。

在圣布里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格兰。他非常有才华，而且有文学修养，为人和蔼可亲，在他那行是个一流的人物。他还把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勒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书信往来，后来《爱弥儿》就是让·勒奥姆替我出版的。

在比圣布里斯村更近的地方格洛莱村，我认识了那里的司铎马尔托先生。如果以才能评判的话，这个人最适合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适合做乡村司铎，至少该让他去管理一个大教区。他当过德吕克伯爵的秘书，和让-巴普蒂斯特·卢梭非常熟。他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的真诚敬仰，与他对陷害这个人的骗子索兰的深恶痛绝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知道这两个人许多轶事；这些轶事，都没有收入塞基所写的《让-巴普蒂斯特·卢梭传》里。他常向我保证，德吕克伯爵不仅对他没有任何抱怨的地方，而且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这座房子，就是他的东家去世后，由凡蒂米勒先生赠给他的。马尔托司铎之前在许多地方供职，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记忆力非常好，条理清晰。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益，一点儿也不像乡村司铎。他既有上流社会的风度，也有读书人的智慧。在我的邻居当中，和他交往最让我受益匪浅；离开了他，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比如物理学教授贝蒂埃神甫。虽然他有点儿学究气，但我还是非常喜欢他，因为我发现他有点老好人的样子。不过，我很难把他这种朴实的样子和他到处钻营的欲望和本领调和起来。他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名媛贵妇和哲学家之门，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到处夸他交友广泛，而这话后来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嘴角上扬，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中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味道。这一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完全变了，而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种表情。他那种微笑就像巴吕治【15】去买丹德洛绵羊时的微笑。在我住进退隐庐后不久，我们就认识了，而他经常到退隐庐来看我。在我迁居蒙莫朗西后，他就离开了那里，回到巴黎。

他在巴黎经常见到勒瓦塞尔太太。有一天，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代表这个女人写信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愿意负担勒瓦塞尔太太的生活费，并让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格里姆供给她一笔三百利弗尔的年金，条件是让勒瓦塞尔太太必须住到舍夫雷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在这里，我不想说这个消息给我带来怎样的印象，只想说如果格里姆有一万利弗尔的年金，或者他和这个女人有什么更让人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他不给我扣上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这个消息也许不会令人吃惊。然而，现在他又要把她送回乡下，好像她返老还童似的。我清楚，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征得我的同意，完全是为了不想丢掉我给她的接济。其实，就算我不允许，她依旧会不顾我的反对，接受格里姆的馈赠。尽管我觉得这种善举异乎寻常，但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让我惊讶。不过，即使我当时能像后来那样洞察一切，也还是会同意的。我当时就这么做了，而且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如果不同意，也许会让别人以为我在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在此之前，我觉得贝蒂埃神甫是一个老好人，而从那以后，我对这种看法稍微有所改变。他曾觉得我的这种看法有点可笑，而我又是那么愚蠢，竟然对他产生这种看法。

贝蒂埃神甫的两朋友想认识我。我非常好奇，因为他们的爱好和我的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麦基洗德的后裔，谁都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就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没有人知道。【16】他们都是冉森派教士，而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伪装的神甫，因为他们把时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非常可笑。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神秘，这就让人们认为他们是什么派系的领袖，而我一直怀疑他们是《教士通讯》【17】的编辑。他们一个叫费朗先生，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另一个叫米纳尔先生，身材矮胖，似笑非笑，喜欢和人抬杠。他们自称是表兄弟。他们原来和达朗贝尔的奶娘卢梭太太一起住在巴黎，现在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度夏。他们亲自做家务，没有仆人，没有代购日用品的经济；他们每人一星期，轮流上街采购食品、烧饭、打扫卫生，生活过得非常舒适。我们互相串门，到对方家里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非常感兴趣。至于我，来往的乐趣就是和他们下棋。我为了能下一盘棋，通常会等上四个小时。由于他们到处乱钻，爱管闲事，所以黛莱丝称他们为“管得宽”，这个名字在蒙莫朗西无人不晓。

这些人，再加上我的房东马塔斯先生——他的确是一个好人——都是我在乡间的熟人。我在巴黎也有朋友，如果我愿意的话，在巴黎也能过得非常舒服。这些朋友都是文学界以外的人。在文坛内，我只有杜克洛一个朋友了。至于德莱尔，他毕竟太年轻了。虽然他看到那帮哲学家对我玩弄的手腕后，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们，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轻易地就做了那个团体的代言人。

在涉世之初，我结交的可敬的老朋友，是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朋友，是凭我的为人而非写作交结的朋友。正是这个原因，我一直保留着这份友情。我、我的同乡勒尼普先生，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贝尔夫人。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日内瓦同乡叫果安德，是一个好孩子，办事认真、待人热诚，不过缺点是无知，盲目自信，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刚住进退隐庐的时候，他就来看我了。没过多久，他根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住进了我家。他对图画有点兴趣，也认识一些画家。在给《朱莉》制作插图【18】时，他还帮了我的忙。他自告奋勇，担任插图和刻版的指导工作，而且不负我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一家，虽然他们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那么豪华，但由于主人的声望，还有聚会宾朋的严格挑选，所以仍不失为巴黎最有名望的人家之一。由于我不是因为另攀高枝，而是由于能过上自由的生活才离开他们的，所以他们依旧待我非常友好。我深信，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自从他们在克里西购置了一处别墅后，我就把她当作我的乡村邻居之一。我偶尔也到她的别墅住一两天。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多去几次。由于在同一个家庭里，两个性情不相投的女人，还真让人左右为难，所以我在克里西就感觉非常不自在。由于我和舍农索夫人的关系比较平等，非常随意，所以我很喜欢到德耶去——德耶差不多就在我家门口，而她在这里租了一间小房子——而且她也经常来看我。

还有克雷基夫人，自从她虔诚地信仰宗教后，就停止和达朗贝尔、马尔蒙特之流以及大部分文学界人士见面了。据我所知，只有特鲁布勒神甫是个例外，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不过她也非常讨厌他。至于我，她曾主动来结识我，并且我一直也受到她的关心，和她经常有信件往来。在过年的时候，她曾送我几只芒斯鸡做礼物，并计划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来看我，只是由于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计划给打乱了。我在这里对克雷基夫人要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永远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除了罗甘以外，还有一个朋友，我应该把他排在第一位。他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里欧。他先在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当秘书，后来又到瑞典在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到巴黎担任大使馆秘书。有一天，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看我了。他身上佩戴了一个西班牙勋章，勋章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上面有一个用宝石镶成的十字架。戴上这个勋章，他证件上的名字“卡里欧”就得添上一个字母“n”，被称为“卡里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老样子，心地善良，风度翩翩。如果不是果安德在其中捣乱，我会和他相处得和从前一样亲密。果安德以我离巴黎太远为由，常代表我去看他，并赢得了他的信任，取代了我在卡里荣心中的位置。

想起卡里荣，我就想起我在乡下的另一个邻居；如果我不谈到他，那就太对不起他了，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在这里必须坦白。这邻居就是那位诚实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帮过我，而这次他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里什租了一座别墅。【19】当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时，我非常高兴，觉得去拜访他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还是一件快乐的事。于是，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他了，不过在路上遇到几个正要来看我的人，因而只能和他们往回走。两天后，我又去看他，可是他们全家人都去巴黎了，连晚饭都是在那里吃的。第三次去拜访，他倒是在家，但是我听见很多女人的声音，门口还停着一辆华贵的四轮马车，这让我非常害怕。我想久别重逢，见面自然应该非常从容，能够轻松地叙旧情。就这样，我把拜访的时间一天一天往后推，以致最后觉得这么晚去实在不好意思，便干脆不去了。我敢一拖再拖，却没有胆量去见他。这种疏忽让勒布隆先生理所当然感到不满，认为我懒得去看他，显然是忘恩负义。然而，我觉得这并非出自我的本心。如果我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让他开心的事，即使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证，他绝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一些小事上的拖拉，这远比大恶习对我有害。我最大的缺陷就是懒散——我很少做不应该做的事，但不幸的是，我更少做我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