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我就是如此接待王后的骑士级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范斯先生的。我们两个人除了都会玩抛球游戏和都认识菲尔小姐外，再无其他任何共同点，但他却依然耐性十足地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还牵着他的马与我一同步行到拉费里耶尔。
在范斯先生到来前后，我还接受过另一次更加离奇的来访。有两个人牵着驴步行而来，驴背上放着他们的小行李包。他们投宿在旅店，在亲自将驴刷洗干净后，他们便登门来拜访我。他们的那身驴夫装束让人误以为他们是走私贩，并且我家来了走私贩的消息立即被四处宣扬开来。不过从他们走进我家中时脸上的神气却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什么走私贩。虽然如此，我还是对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戒心，因为至少他们看起来还是很像闯荡江湖的人士的。不过没过多久，我就对这两人放下心来。
这两人一个是多菲勒省的绅士蒙铎邦先生，又称拉都尔·杜·班伯爵，另一个则是曾担任过军职的卡尔邦特斯人达士蒂埃先生，为了不将其显露出来，他特意把自己的圣路易勋章放在了衣兜里。这是两位既亲和又有才华的先生，他们谈吐不俗，令人神往。他们行为举止不像法国绅士那样装腔做派，旅行的方式也很合我的胃口，我很快对他们产生了兴趣，并跟他们越来越投缘。我们之间的友谊持续至今，并将一直持续下去。后来他们又来看过我几次，不过却不再是步行了（只有开始的一次是步行，这也算是一件极有雅趣的事）。但此后我越观察他们，就越发现我们的爱好几乎完全不同，行事原则也似乎相悖，他们并不熟悉我的著作，我们之间也并无真正的情感交流。那么他们究竟为何多次拜访我呢？为何要穿那身衣服来看我呢？为何在我这盘桓数日不肯离去呢？又为何殷切期盼我去他们的家中做客呢？这些问题并不是我当时就觉察到的，而是日后偶然才想起来的。
我被他们的盛情所打动，不假思索地把心交给了他们。我尤其喜欢性格开朗的达士蒂埃先生，甚至后来也一直不间断地跟他通信。当我准备将《山中来信》印刷出版时，为了骗过那些计划在去荷兰的路上窃取装有我稿件的包裹的人，我打算请他帮忙。他曾屡次向我讲述（或许是有意为之）在阿维尼翁出书是一件十分自由的事。他还说他可以帮忙印刷我的作品，所以我曾陆续将自己稿件的前几本寄给了他，可这些稿件在他那里放了一段时间后，他又说没人敢承印，于是又将它们寄还给了我。没办法，我只好再去找雷伊。我小心安排，每次只邮寄其中的一本，在没收到前本已收妥的回条前，绝不寄出下一本。即便如此，我依然听闻，在此书未正式出版前，有人曾在几位大臣的办公室中见过这部稿子。纳沙泰尔人德士舍尔尼跟我说起过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我写了一本叫作《山中来人》的书，我郑重向他保证说自己从未写过这个标题的书。虽然我说的都是实话，但当《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生气，指责我说谎骗了他。综上所述，我敢断定自己的稿子绝对被人看过。对雷伊的忠实我是确信无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推测，我寄稿子的包裹可能是在邮寄途中被人拆开看过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通过写信结识了尼姆人拉里奥先生。他从巴黎写给我的信中请求我寄一张我的侧面像给他，以便他可以以此为模板，请勒·穆瓦纳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房里。他这种别出心裁的笼络和讨好我的方法对我来说很有诱惑力。他让我觉得一个人既然肯这么做，那一定是十分爱我的，他必定信奉我的学说、熟读我的著作、跟我的心灵息息相通。后来我见到了这位拉里奥先生，我发现他十分想要插手我的一些小事或帮我一些小忙，然而我却开始怀疑他此生读过的那有数的几本书里，到底有没有我的作品。我无从得知他是否真有一个书房，还是仅仅是有一张书桌而已。而那个半身像，不过是勒·穆瓦纳制作的十分粗糙的一个黏土制品罢了，最过分的是，上面竟然还附带了一个十分难看的人头像。拉里奥用我的名字到处吹嘘，就好像那个人头像真的有几分像我似的。
唯一一名我觉得是出于真正喜爱我的著作并对我怀有敬意而来拜访我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个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的青年军官。他曾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出众的才能在巴黎享誉一时，或许如今依旧十分活跃。在我大祸临头前的一个冬天，他曾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当时很喜欢他热情奔放的性格。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不知是真的读《爱弥儿》入了迷，还是想要讨好我，他在信中说自己打算离开军队去过独立的生活，并且说他已经开始学习木匠活了。他有一个上尉哥哥，跟他在同个一团里。他的母亲，一位过分虔诚的信徒，不知受了哪位伪善神甫的教唆，只偏爱哥哥，对小儿子却百般指摘，既不满他不信宗教，又觉得他与我的交往罪不可恕。因为这些，圣布里松打算跟母亲断绝关系，去当一个小“爱弥儿”，过我前文所述的那种独立的生活。
接到这封吐露心声的信后，我马上回信劝他改变主意。在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他总算回心转意，从团长那里要回了辞呈，并决定继续在母亲身前尽孝。万幸的是，他的团长并没有马上批准他的辞呈，而是慎重地给他留下了一些考虑时间。摒弃了这个傻念头后，圣布里松很快冒出了另一个虽说不那么荒谬，却不怎么合我胃口的糊涂想法：他打算当一名作家。他连续创作了两三本薄薄的作品，从这些作品来看，他并非没有才华，因而我便给予了他一些夸赞，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这种做法在我自己看来，是问心无愧的。
过了不久，他来看我，我们一同游览了圣皮埃尔岛。我在旅行中发现，他与从前到蒙莫朗西看我时大不相同，有一种难以描述的装模作样的感觉。我当时并未感到特别不快，但那之后却总是耿耿于怀。后来，在我途经巴黎去英国时，他又到圣西门大楼看望了我。在那里，我听闻（并非他本人所述）他时常出入上流社会，并且还十分殷勤地去拜访卢森堡夫人。我到特里之后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他也从未曾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她与我虽是邻居，但对我却没什么好感）捎过任何一个口信给我。总之，就像范斯先生与我的交往一样，圣布里松对我的倾慕也突然就消失了。只是范斯先生并曾不欠我任何人情，可他却得到过我的帮助，这让我不得不猜测，或许我曾阻止他去做的那些傻事只不过是他故意编造出来跟我闹着玩的而已。现在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比从法国来的还多。我就曾先后扮演过德吕克父子的护士的角色。老德吕克病于途中，小德吕克则干脆一从日内瓦动身就病倒了，他们两人都只好在我家中养病。除他们以外，从日内瓦和瑞士还涌来了很多什么亲友、牧师、假装虔诚的教徒之类各种各样的人。与那些因为仰慕我或打算来嘲弄我的法国人不同，这些日内瓦和瑞士来的人大多数都是为了向我宣讲教义和责备我才来的。所有这些人中，唯一让我高兴的是穆尔杜。虽然我总想多留他住一段日子，但他还是只跟我待了三四天而已。此外，还有一位迪维尔卢瓦先生，他是一个法国难民，也是日内瓦商人，跟纳沙泰尔总检察长还有些亲戚关系，他是所有人中最固执、最有耐心的，而且他一直对我纠缠不休，使我最后只能不得已地听他摆布。他每年都会专程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次，每次到达莫蒂埃后，他都会接连几天从早到晚跟我待在一起，送我各种各样的小礼物，陪我一起散步，刨根问底地缠着要我向他汇报自己的情况。可问题是，我们之间不论是学识还是性格和感情，都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对他此生是否真的读过我任何一本著作、明白我任何一个论点这件事，我从始至终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我去收集植物标本的时候，即使他对此事毫无兴趣，也一定会跟我同去，可整整一路，我们却都相对无言。我曾在古穆瓦纳的一家小酒馆里坐了三天，本想以此来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厌恶，并让他腻烦而离开，可没想到却丝毫没有战胜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他竟然与我对坐了整整三天。我真不明白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所有这些我无法拒绝和被迫接待的人中，我必须特别提一下一个唯一能使我铭记在心并感到愉快的人。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有一个匈牙利年轻人先是住在了纳沙泰尔，后来又移居至莫蒂埃。当地人都用他从苏黎世来时所用的名字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他模样俊秀、体态优雅、身材匀称，待人接物也彬彬有礼。不论是从他对我说话的感觉还是他对别人说的话中我都可以听出，他完全是因为想要通过与我交往，以便在青年时期培养自己的品德，才会动身到纳沙泰尔来的。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相符的人。对这样一个怀着美好愿望来请求我的可爱青年，我是绝不可能无视做人的最大天职而拒绝他的。我与人交往向来会付出全部真心，因此他很快就获得了我的信任和友谊。他跟我一样喜欢徒步旅行，每次都会跟我一起去。当我把他带去元帅府中时，元帅先生也对他表示出了喜爱之情。他通常用拉丁语跟我交流，因为他的法语不太好，而我则像平常一样对他说法语。虽然是两种语言混用，但我们之间的谈话却依然十分尽兴。他跟我谈起过他的事业、人生经历和他的家庭，也谈到过他似乎很熟悉的维也纳宫廷的内幕。我们亲密相处了近两年时间，我始终认为他性格平和，经得起一切考验。他谈吐风雅、着装整洁，并且为人诚实、品格高尚，一切表现都在时时证明他是个令人钦佩的世家子弟，这实在让我不能不喜欢他。
正当我们相处融洽之时，我收到了迪维尔卢瓦从日内瓦的来信，他说有人告诉他，这个住在我身边的匈牙利青年是法国政府派来的密探，让我一定要小心提防。在我所在的地方，这个消息是十分令人不安的。每个人都提醒我要多加小心，他们总说有人在监视我，想要将我诱骗到法国的领土上以便可以随意处置我。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我以不提前透露原因为前提，建议索特恩跟我一起到蓬塔利埃进行一次徒步旅行，他同意了。刚一进入蓬塔利埃境内，我马上给他看了迪维尔卢瓦的信。我使劲地拥抱着他，并对他说：“我无须向你证明我对你的信任，但公众却需要我向他们证明这一点。”这一拥抱所带来的暖人心脾的情谊，是那些迫害者们既无法从被压迫者手中夺走，也完全无法理解的心灵的慰藉。
我从来都不相信索特恩是个会出卖我的密探，但他却欺骗了我。我毫无保留地对他推心置腹，他却对我紧闭心门，以各种谎言蒙蔽我。他编造了一个使我相信他需要回国的谎言，当我催他动身时，他便真的离开了。可在我本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却意外获悉他到了斯特拉斯堡。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去斯特拉斯堡了。他曾将那里的某个家庭搞得夫妻不和。那家的丈夫知道我与他熟识，便写信请我帮忙。我竭力规劝那个妻子要遵守妇道，并且写信劝索特恩要检点自己的行为。我本以为索特恩跟那个女人已经断绝来往，可没想到他们却更加如胶似漆起来，而且那个丈夫竟然还请索特恩到他家住下，对他大献殷勤。如此一来，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此外，这个所谓的男爵还在其他事情上欺骗了我。他的名字其实是索特士海姆，而非索特恩，那个“男爵”头衔也只是在瑞士时人们对他的一个称呼而已。不过因为他从未以“男爵”自称，所以我也不怪他冒用这个头衔。事实上，我始终相信他是个绅士，不但是我，连阅人无数的元帅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才动身离去，那家他在莫蒂埃常去用餐的小客栈的女佣就说自己怀上了他的孩子。那个女佣丑陋肮脏，而索特士海姆却是个素爱清洁、品行良好、受人尊敬的人，所以这种流言一经传出，马上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当地那些曾想方设法引诱他却没有成功的漂亮女人们差点被她气疯，我对此也愤怒无比。我曾表示愿为索特士海姆做担保，并负担那个女佣的一切费用，以此来竭力阻止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继续散播流言。我写信对索特士海姆说自己不但相信他并不是使那个女人怀孕的罪魁祸首，还确信那个女人只是假怀孕，是我们的敌人故意搞出来的鬼把戏。我希望他能回到此地，当面拆穿那个女人和她幕后的黑手。可令我吃惊的是，他给我的回信却一直闪烁其词，不但如此，他竟然还给那女人的教区牧师写信，请求他将此事平息下去。看他如此行事，我也只能撒手不管。但我却十分纳闷，在我们最亲密无间的时候，这个浪荡子弟到底是如何克制住自己，用他端庄的外表骗过我的呢？
离开斯特拉斯堡后，索特士海姆去了巴黎寻求发展，结果却陷入了困境。他在写给我的信中痛陈自己已经悔过，鉴于我们之间旧日的友情，我寄了些钱给他。在我第二年路过巴黎的时候，他的境况依然很窘迫，但他却跟拉里奥成了至交。我无从得知他们是新交还是故旧，也猜不到他们是如何相识的。两年后，索特士海姆重回斯特拉斯堡，并从那里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就在那里去世了。以上就是我对他所有的了解和我们之间交往的一些简单概况。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命运是如此令人惋惜，时至今日，我仍然愿意相信他出身名门，只是环境将他变成了一个行为放荡的人。
能在莫蒂埃结识以上这些人物并与他们深入交往，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我是多么希望这种收获可以弥补我在那个时期所遭受的惨痛损失啊！
卢森堡先生的去世是我所经受的第一个损失。他因痛风病被医生误诊，结果被折磨致死。如果卢森堡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的信中所言是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在这起惨痛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苦难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幸免。
这位仁厚的长者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所以他的去世才让我如此悲伤。他性格随和，常常使我忘记他显赫的地位，而将他当成是与我平等的人。即便在我逃亡之后，我们之间也始终书信不断。不过我也感觉到，不知是因为我的不幸还是由于我的远遁，他对我眷顾之情已明显减弱了。当然，对一个朝臣来说，始终对一个为各国君主所不喜的人保持情谊是十分困难的。并且据我判断，在我离开后，卢森堡夫人肯定也对他说了我许多坏话，从而造成了对我不利的影响。卢森堡夫人对我的感情早已起了变化，在我旅居瑞士时，她只给我写过四五封信，此后便杳无音信。虽然有时她也会装出对我十分亲切的表情，但这种情形却越来越少。然而我当时对她盲目信任，竟然完全没有发觉她对我已经愈发冷淡了。
在我走后，杜什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经常去卢森堡府上。据他说，元帅将我的名字写在了遗嘱上，我对此事的可信度毫不怀疑。我曾在心中反复思量对这项馈赠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最后经过通盘考虑，我认为从元帅先生的地位来讲，是很难重视什么友谊的，而他竟然对我存有一份真正的友谊，所以我决定为了表达我对这个正直的人的敬意，不论这笔遗赠的内容是什么，我都将全部接受。只是后来，这笔不知真假的遗赠再无音讯，我也就未能实现自己的想法。说实话，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利用我所敬仰的人的去世而得到任何好处都是有违我做人的原则的，我必将会为此感到难过。勒涅普曾在我们的朋友穆萨尔病危期间，建议我趁他对我们的照料心怀感恩之时，让他做出于我们有利的安排。我当时反驳他说：“啊！亲爱的勒涅普，对这位垂死的朋友，这是我们应尽的神圣而令人伤心的义务，请切勿以利欲之心来玷污它吧！我绝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一个朋友的遗嘱上。”差不多同时，凯特元帅也向我谈起他打算在自己的遗嘱中对我有所馈赠，而我的回答已经在本书的上篇中说过了。
这世上最善良的女人和最慈爱的德·瓦朗夫人的去世，是我第二个更加无法弥补也更令我伤心欲绝的损失。在经历了穷困、疾病和年老体衰之苦后，她终于脱离了人间苦海，去往那善人居住的乐土。在那里，作为对她永恒的回报，她一定会享受到人们对她在尘世中所有善举的美好回忆。去吧！慈爱又高洁的灵魂啊，到贝尔奈、费讷龙、卡蒂纳和其他一些虽然地位卑微却跟他们一样一心向善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你善行的福报，同时也为你的学生【15】准备好一个如他所期盼的那样的位置，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够站在你身边吧！正是上天免除了你的厄运，你才能免于看到你的学生那悲惨的命运，这对你来说是多么幸运啊！为了避免她会因我的不幸遭遇而感到痛苦，我到瑞士后，除了写信向孔济埃先生打听她的消息外，从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后来孔济埃先生告诉我，她已不必再在人世受苦，也无法继续救助那些苦难之人了。或许我也将脱离人世的苦海，但仅凭我那微弱的想象力，若无法确信能在另一个世界与她重逢的话，我也就不能相信自己能在那里获得完美的幸福。
无法再与凯特元帅重逢是我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那以后，我再无任何一个朋友。元帅先生并没有去世，只是因为倦于服务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而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们再未相见。如今他依然健在，我希望他的寿命能长于我，因为我尚未完全断绝对这个尘世的依恋完全是由于他的存在。毕竟有他在，这个世上就还有一个配享有我友谊的人。对我来说，回忆远不如心中所感更能体现友谊的珍贵，我虽然无法继续从他那里获得友谊的甜蜜，但却依旧可以将他当作无法联系却无比敬爱的友人。彼时，他正准备去英国收回以前被没收的财产，并接受国王的赦免。我们也曾在分别时制订过美好的重逢计划，按照计划，我日后可以常去他准备定居的阿拉伯附近的凯特庄园看望他。只是这个计划在我看来太过乐观，实现起来反而更难。他后来因普鲁士国王的盛情邀请，并未留居苏格兰，而是回到了柏林。不久以后，读者们就将看到我到底是如何被迫而无法去柏林与他重聚的。
他在离开纳沙泰尔前曾主动派人给我送来了一份入籍证书，因为他那时已经预料到有人将会发动一场专门针对我的风暴了。拥有了入籍证书，似乎就可以避免我被人驱逐出境。仿效这位总督的做法，特拉维尔山谷的古维教会也免费给我发放了一份入会证。如此一来，我就彻底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即使是国王，也没有权力将我赶走。但是，若想对一个最尊重法律的人实施迫害，本就不需要采取什么合法的途径。
马布里神甫的死在我看来完全不能算得上是我在这个时期的损失之一。我们之间虽然因为我曾寄宿在他哥哥家中而有些来往，但却并不亲密。另外还有多种征兆显示，在我的名气大过他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就改变了。而我之所以感受到他的恶意，是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当时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据说作者是他的致萨拉丹夫人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批判我的这部作品完全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暴徒用来煽动人心的言论。我一向敬重马布里神甫，他的学识曾让我很是钦佩，所以在一开始，我完全不相信这封荒谬的信出自他手。我坦率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将那信抄送了一份给他，并对他说有人造谣说信是他写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没有回信给我，而是保持了沉默。及至后来，我收到了舍农索夫人的来信，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甫所写，还说他因为我的信而感到十分难堪，对此，我简直惊讶异常。他并非受人所迫，为何要欣然写下那样一封信呢？退一步来讲，就算他所说在理，可也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吧？若不是为了向一个一直钦佩、敬仰且不曾负过他的人落井下石，那么他的目的又何在呢？没过多久，他不知羞耻地出版了一部完全从我的著作中东摘西抄拼凑出来的《费西翁的言论》【16】，只要翻开此书，我就能感到该书的作者处处都在针对我。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像他这样险恶的敌人了。我深知，他绝不会原谅我写出了远非他能力所及的《社会契约论》和《永久的和平》，他从未想过我会写得这么好，他总以为我只会从圣皮埃尔的著作中进行摘录。
我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没有太多时间将所有事件在脑中排序，因此越往下写，就越难保证事件发生顺序的准确性。错综复杂的事件不但会让人烦恼，也会在叙述上显得凌乱。这些因某些神秘原因发生的事件将我逼到了绝境，往后我只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我记得自己那时正在忙于撰写《忏悔录》，但我并没料到会有人对此感兴趣，并打算对我横加阻挠，所以便草率地对周围人说起了此事。当然，就算我早有预感，按照我的性格，也一定不会对此进行隐瞒的。据我所想，那起风暴的真正起因应该是想将我驱离瑞士，交与那些可以彻底阻止我完成此书的人的手中。
为了让公众能够辨识市面上那些署着我名字的书籍中到底哪些是我的作品，哪些是我的敌人为了败坏我的名声而冒名伪造的，我打算编印一部我的全集。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必要，但恐怕也会遭到那些怕我撰写《忏悔录》的人的嫉恨。此外，因为我已放弃写作，不再撰写新的作品，回忆录又不能在我生前出版，加之我只有开销却没有其他能赚来收入的营生，一旦最后几部书的稿费用光，我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所以对我来说，编印全集也是唯一能保障我生活的既简单又诚实的办法了。由于缺少生活来源，我曾不得不把还不完善的《音乐词典》卖给书商，换来了一百路易的现款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这一百路易对于每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的我来说，根本支撑不了多久，而且鉴于我身边总有一些穷人像麻雀一样来占我的便宜，所以那一百埃居的年金恐怕也是杯水车薪，完全经不起花的。
此时从纳沙泰尔来了一群打算承印我全集的书商，里昂那边也来了一个名叫雷基亚的书商或印刷商，并且不知为何，这个雷基亚竟然还说服了所有那些书商，担任起了此项工作的主持者。合同制定得尚算合理。按照我的要求，我所有已印出和未印出的作品将合编成四开本六卷，由我本人负责编辑工作，他们则需一次性向我付清一千埃居现款，并每年支付我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
就在合同已经定稿还没签字之时，《山中来信》出版了。书商们被那些声讨这部邪恶作品和它那罪不可恕的作者的声浪吓退，编印全集的工作也随之被搁置了。经过与《论法国音乐的信》对比后，我发现虽然《论法国音乐的信》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敌人，但同时也让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尊敬和钦佩，而《山中来信》的出版却使所有凡尔赛人和日内瓦人都认为我是一个不应活在这世上的魔鬼。在总检察官和法国常驻代表的教唆下，日内瓦小议会针对我的作品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中不但以调侃的语气说凡是看过甚至听说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该感到羞耻，并且还恶毒地宣称这部作品实在应该交由刽子手拿去烧毁。可惜我手边既没有原文，也完全记不得内容了，否则我真想把这篇让人哭笑不得的奇文转录于此。我敢断言，若是有人能怀着对正义和真理的热爱将我的《山中来信》重读一遍的话，他一定会了解到这部横遭侮辱的作品的行文是如何舒缓、笔调是如何平和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书中所列论据均不可辩驳，并且没有任何辱骂别人之语，所以小议会的那些人就既不能驳斥我，也无法辱骂我。有鉴于此，他们索性装作十分愤怒的样子，说什么他们根本不愿意对我的指摘进行任何驳斥。说真的，如果那些他们无法辩驳的论据能被当作辱骂之词的话，那他们也可以说确实是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了。
不过，那些反对派的领袖们却并没有将《山中来信》当作进攻的武器，反而对它避之唯恐不及，他们也没有反驳那份胡编乱造的公告，而是按照公告的要求去行动了。这些怯懦的人，尽管他们暗中摘取了本书中的一些论点，并依据本书结尾处的忠告获得了安全和胜利，但他们对这本应他们所求而写就的著作却连提都不敢提，既不表示称赞，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在他们的要求下，我鞠躬尽瘁，为他们的事业和我的祖国尽到了应尽的职责，我只是希望他们在争吵中只涉及他们自己而不要提及我，幸而，他们照做了。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行事，那么他们是一定会被法国打败的，因此我一再提醒他们要采取和平的方法去解决争端。我确实了解他们没有败于法国的原因，不过此处却不是谈论这件事的地方。
《山中来信》最初并未在纳沙泰尔引起什么反响。蒙莫兰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赠书，读过此书后，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与我一样，当时也在病中。病愈后他曾来看我，但什么也没对我说。不过，关于骚乱已经发生了的流言开始传播开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我的书也被当众焚毁。骚乱的中心从日内瓦、伯尔尼、凡尔赛很快移动到了纳沙泰尔，尤其是到了特拉维尔山谷，甚至宗教界还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以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在特拉维尔暗中煽动民众了。我曾向这里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我力所能及的正义的声援，也曾对我周围每一个穷苦之人布施金钱，我竭力避免自己身上显露出讨人厌的文人习气，同每个人都融洽相处。我原以为，我在这里应该像在我以前待过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受到民众的爱戴，然而无论我如何自处，却都无法阻止那些无知小民因某些人的鼓动而对我产生不满，甚至是疯狂的仇恨的情绪。他们在乡下、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都对我公开进行侮辱，其中表现最激烈的，恰恰是得我好处最多的人。而那些依然从我这里得取好处的人，虽未曾公开反对我，却也在充当教唆的角色，仿佛不如此就无法洗刷他们曾受我恩惠的耻辱似的。蒙莫兰对此视而不见、态度暧昧，不过他却在圣餐礼前来到我家，一边说着对我没有任何成见，一边劝我不要去参加圣餐礼。此外，他还提到了布弗勒夫人的那封信。我完全没弄懂他的意思，也不知道我去不去领圣餐究竟跟何人有利害关系。我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我既不想授那些无知小民以我蔑视宗教的口实，也不想怯懦地服从他。对于我的拒绝，他带着一脸将要让我为自己的不识相而后悔的表情，不高兴地离开了。
能否去参加圣餐礼，是由重新接纳我皈依新教的教务会议才能决定的，所以即使蒙莫兰想要禁止，他也没有这个权利，我依然可以无所畏惧地去领圣餐。宗教界委托蒙莫兰传唤我到教务会议去交代自己的信仰究竟是什么，若我拒绝，就将我开除出教。可事实上，开除出教这种事，是必须获得教务会议中老教友们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执行的。但是，在由牧师指挥的教务会议中，那些被称为“老教友”的乡民是不会、也没有能力发表意见反对那些以其所熟练掌握的神学为依据的牧师的。我果然被传唤了，而我决心去面对他们。
若我的口才能如我的文笔那样厉害，我一定会利用这次机会在那六个乡民面前以绝对的优势将这位没什么学问的牧师轻易击败。为了提醒这位为了制伏我不惜公然践踏宗教原则的牧师尊重原则，我只需将《山中来信》中的前几封信解说一番就可以了。那几封信在我手中，只要稍加发挥就能让他哑口无言，而他居然还愚蠢到想要以这几封信为依据来攻击我呢！相对他来说，由我采取攻势既容易又可以让他们完全无法预料，所以我当然不会只守不攻了，而教会那些轻率无知的无名小卒，只会将胜利拱手相让罢了。不过可惜，这种优势只有能说会道的人才能充分利用，而我不但不懂得随机应变，也根本没办法在关键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口若悬河，这叫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想当年在日内瓦，面对那些已经完全接纳并支持我的人，我尚且被弄得满面羞愧、张口结舌，如今，面对一个虽无学问却善使诡计的人，恐怕在他给我下的一百个圈套里，我连一个都未必能看得出来。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不得已，我只好准备写一份发言稿去教务会议上宣读。这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的，只要我在发言稿中不承认他们对我拥有处分权，就可以免于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我用尽全部力气去背诵我的发言稿，还因此受到了黛莱丝的取笑，因为她发现我总是在叽里咕噜地重复那几句话，仿佛要把它们硬塞进自己的脑子似的。我十分希望自己能将发言稿全文背诵出来。据我所知，大部分老教友都是偏向于我的，而且作为国王任命的官员，本地区领主也一定会参加教务会议，因此，虽然蒙莫兰诡计多端，但我也受到了异常大的鼓舞，因为我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和一切关心宗教裁判制度是否正确运用的爱国人士的支持，而且真理和正义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我在举行教务的会议前夕将发言稿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我在脑海中默诵了整个通宵，可到了早上却又全都忘记了，每背一句我都要思索再三。我感觉自己已经身处教务会议之中，先是头晕心慌、说话结巴，等到了最后该出发的时候，甚至完全丧失了离家的勇气。我写了一封短信，借口身体不适不能出席此次会议，而实际上，我当时的身体状况也确实无法支持我参加完整个会议。
我的信使牧师感到为难，只好将教务会议改期举行。在此期间，他和他的同伙四处游说那些反对他的人，可不论他从旧书堆中翻出的论据多么娓娓动听，除了两三个早已投靠他的人以外，他再没劝服过任何一个人。那位国王特派的官员和在此事上始终积极主持正义的普利上校一再敦促其他人要忠实履责。教务会议的多数人都拒绝了蒙莫兰要表决开除我的提议，如此一来，他就只剩去煽动那些无知民众这一招了。他和他的同伙们活动得十分成功，以至于即使国王接连颁布几道诏书，邦议会也发布了几道命令，可为了避免国王的官员们因保护我而被暗杀，我还是不得不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对此事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完全找不出一条能前后连贯的线索，因此也只能随手将其零星记录下来了。我还记得由蒙莫兰牵头，我与宗教界人士举行过一次谈判。他谎称怕别人会对地方当局让我任意写作而责怪当局，也怕我的写作扰乱地方安宁，所以，他暗示我，只要我从此辍笔便既往不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原本就不打算继续写作了，不过我提出了一个条件，说明自己只不写涉及宗教问题的文章而已。蒙莫兰要求我对文字做了些改动，并让我将其写成一式两份的书面声明。当我提出的条件被宗教界人士否决后，我向他要回我的声明，可是他声称另一份弄丢了，结果只还给我一份。此后，牧师每每在讲道坛上宣称我是反基督者，民众们则在他公开煽动下，像对付狼妖一般肆无忌惮地攻击我、驱赶我。虽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成了那些无知小民辨认我的标记，给我带来了麻烦，但由于我并不想在这种情况下示弱，所以也就依然安详地戴着圆皮帽、穿着这身衣服在街上散步。我的四周充斥着谩骂和恐吓，不但有人用小石子打我，还有人威胁说要给我一枪，见我并未被这些话吓走，他们反而愈发愤怒起来。不过他们也不敢真正开枪，只是在逞口舌之快罢了。
在这场骚乱期间，有两件事仍令我感到欣慰。其中之一是我在凯特元帅的关照下，受到了值得感激的对待。纳沙泰尔的正直的人们恨透了那些受人唆使的牧师，对我受到的攻击和侮辱感到十分气愤，所有关心我的人都担心此次事件会开创实行宗教裁判的恶劣的先河。官员们也大多为我打抱不平，尤其是在迪维尔卢瓦先生之后继任检察长的默隆先生，更是一直想尽办法为我辩护。此外还有普利上校，虽然他现在只是个平民，但却为我多方奔走，说服了几位老教友恪尽职守，致使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落了个狼狈不堪的下场。然而虽然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来防止暴乱，但由于只能用正义、公理和法律来对付酒肉和金钱的势力，在这种不对等的力量抗衡下，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蒙莫兰。不过，我还是十分感激，并想要报答普利上校对我的恩情。我得知他很想进入邦议会任职，但却因为佩蒂皮埃尔事件失去了国王和总督的宠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斗胆写信向总督求情，并冒险直言了他想要担任的职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国王竟然马上任命他去担任那个职务，这真是太幸运了！这就是命运，它不断将我贬低又不断将我抬高，接连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当我深陷咒骂和诽谤之时，它居然却还使我帮助一个人当上了邦议员。
另一件让我欣慰之事是我终于在韦尔德兰夫人的关切和照顾下，消除了对她一直以来的反感。韦尔德兰夫人携女儿在布尔朋温泉疗养后，于返程途中特意绕道至莫蒂埃来看望我，并在我家中住了两三天。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是十分需要友情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的，而她能专程来看我，这种情谊不但使我感动，也征服了我，让我愿意用自己的真心来回报她长期以来对我的友好。我原本不想让她因为看到我被无知小民侮辱的情形而伤心，可就算在散步时那些暴徒因为有她在场稍作收敛，但她依然能根据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想象到我平时所处的情境。即便在她住在我家期间，那些人也从未停止在夜间对我的住宅进行攻击，她的侍女就曾在清晨发现了他们在夜里扔在我窗台上的石块。另外，我家大门旁边的街上原本固定着的长石凳也曾在某天被人偷偷拆下，靠在了我家门上，若不是我们及时发现了此事，那么第一个开门出去的人就一定会被石凳砸死。除了韦尔德兰夫人亲眼所见的这些以外，她的心腹也向她汇报了这里发生的所有事。她的这个仆人在村子里结交甚广，有人甚至还见过他跟蒙莫兰谈话。即便如此，夫人却从不跟我谈论包括蒙莫兰在内的任何人，对我的谈话也很少应答，看起来就像对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毫不在意似的。不过，她似乎认为英国比任何地方都更适合我居住，她总是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先生当时正在巴黎），说他十分愿意在英国为我效劳，还说他是个对我十分友好的人。现在是到了谈一下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因撰写过不少关于政治和商业的论著，加之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斯图亚特家族史》，所以在法国，尤其是在《百科全书》派的那些人中间声名显著。除了粗略看过由普列伏神甫翻译的《斯图亚特家族史》外，我从未看过这位先生的任何其他著作，因此，我只能根据别人的描述，判断他是一个身上融合了彻底的共和主义思想和英国人崇尚奢侈的怪习气的人。根据这种想法，我认为他为查理一世所撰写的赞词是十分公平的。此外，我还很钦佩他的道德和才情。在布弗勒夫人的敦促下，我很想到英国去一趟，因为作为休谟先生的好友，她早就劝我去英国，而我，也着实想要结识并获得这位罕见的人物的友谊。我到瑞士后，还曾通过布弗勒夫人的转交收到过休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极力表达了对我的仰慕和赞赏，并十分恳切地邀请我去英国，他说他愿意将自己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我，也会尽全部力量去保障我在英国能愉快地生活。
我也曾向休谟的同乡兼朋友凯特元帅打听过，元帅认为我对休谟的看法非常准确。元帅还对我讲了一则曾经感动了他，如今也使我大受感动的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休谟关于古代人口问题的错误论述曾被华莱士撰文批评过，当这篇批评文章付印时，由于华莱士不在，休谟就自告奋勇，不但帮他看校样，还替他监督印行。我打心眼里佩服他的这种做法。我也曾以六铜子一份的价格，帮别人卖过录有他撰写的攻击我的歌的歌片。因此，我是怀着对休谟先入为主的钦佩的想法来听韦尔德兰夫人跟我谈论他的。韦尔德兰夫人反复对我强调休谟是如何热切地期盼能在英国为我效劳，他对我是如何友好，她不断催促我利用休谟先生对我的一片热忱给他写信，然而我当时却拒绝了她，并且也没有许下以后会写的承诺。这是因为我一向对英国没有好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实在不打算给他写信。不过为了不辜负休谟先生的美意，我同意韦尔德兰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任何事。在她离开莫蒂埃时，我已经将她当成是我朋友中的好友了，至于大名鼎鼎的休谟先生，因为夫人的不断夸赞，我也将他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在她离开后，不但蒙莫兰加快了暗中活动的步伐，连那些无知小民的胡作非为也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不过伴着他们的辱骂，我依然如往常一样继续安闲散步。与迪维尔卢瓦医生【17】相处时对植物学产生的兴趣给我的散步带来了全新的乐趣，我无视那些家伙的叫嚣，走遍这里的每个角落去采集植物标本。我的这种镇静的态度差点把他们气疯。
对我来说，看见我的朋友【18】和自称是我的朋友的家属也相对公开地加入迫害我的行列，是最令我痛心的。这些人里包括我的伊萨贝尔的父兄、迪维尔卢瓦一家、我那女友的亲戚布瓦·德·拉都尔和她的弟妹吉拉尔迪埃夫人等。其中有个叫皮埃尔·布瓦的行事粗鲁、头脑简单的家伙，对于他，我不但生不起气来，还总是拿他开玩笑。我仿照《小先知》的笔调，写了一篇名为《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幻觉》的短文，以诙谐的词句对当时迫害我的人用来当作借口的宗教奇迹大肆揶揄。迪佩鲁将这篇文章在日内瓦印了出来。不过凭借纳沙泰尔人那有限的智慧，此文在此处实在产生不了多少作用，因为他们既领会不了那些幽默的语言，也看不懂文中措辞优雅的俏皮话，至于那些典雅的文字的意思，就更不用提了。
在此期间，我还花费更多心思写了另一篇短文，此文手稿至今还存放在我的文稿箱中，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在对我的迫害活动和在通缉令喧嚣尘上之时，日内瓦人拼了命地大喊大叫，表现得格外起劲。我的朋友维尔纳也在这些人中。他以神学家的姿态，特意选择了这个时候抛出了几封用来证明我不是基督徒的攻击我的信件【19】。那些信虽然得到了博物学家博奈的修改，但仍然只是辞藻华丽，推理却不严谨。这位博奈虽然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在涉及我的问题上，他显然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对异端零容忍的正统派教徒。我当然无意理睬这种作品，所以只是在《山中来信》中以轻蔑的口气加了一个脚注【20】，以此来说明我的态度。据迪维尔卢瓦说，维尔纳被我的这种做法气得火冒三丈，天天在日内瓦四处叫嚷。
不久之后，一张仿佛是用地狱之水写成的匿名传单出现了。传单中写满了诸如我包养了一名随营娼妓，被酒色掏空了身体，还染上了一身梅毒以及我将自己的孩子全都抛弃在了大街上之类的话。事实上，我素来腼腆得如同一个处女，从未曾去过什么烟花柳巷，我非但没有得过梅毒之类的性病，而且据医生们说，我体质强健，绝不会染上这类疾病。因此，在看到传单的第一眼，我就决心一定要弄清那作者将我说得如此不堪的原因，一定要捍卫这世上所谓的尊严和名誉。要猜到传单的作者是谁并不是什么难事。经过慎重考虑后，我认为批驳这张传单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它送到我曾长期居住的城市公之于众，于是我在加了一个指名道姓说明传单是维尔纳所写的按语后，将它寄给了杜什纳，叫他原样付印。此外，为了说明事实的真相，我还在传单上加了几段短短的注释。除了让杜什纳印刷，我还将传单抄送给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与我有书信来往，并且向来以诚待我的路易·德·武腾贝格亲王。这位亲王和迪佩鲁及其他人一样，似乎都不相信维尔纳是这张传单的作者，他们全都责怪我不该如此轻率地点出他的名字。被他们提醒后，我颇感不安，马上写信通知杜什纳取消印刷。居伊回信说已经停止印刷了，可由于他曾多次对我说谎，所以我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照办了。自此以后，我被无法穿透的黑暗笼罩，再也不能探求到任何真相。
面对我如此的指摘，原本愤怒无比的维尔纳居然十分克制地忍耐了下来，并且还用非常平和的语气给我写了两封信，这实在令人吃惊不已。我认为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我的回信探知我对此事到底知道多少，以及我是否真的掌握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我给他回了两封措辞并不生硬的短信，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我的意思，对此，他完全没有生气。接着他写来了第三封信，但是我看出了这里隐藏着他想跟我长期通信的目的，所以并未再回信。因为这，他还特别委托迪维尔卢瓦来跟我解释。克拉默夫人在写给迪佩鲁的信中也提到那张传单应该不是维尔纳写的，但无论如何，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不过，如果我真的弄错了，我也确实应该向维尔纳正式道歉，因此，我请迪维尔卢瓦转告他：如果他能证明传单不是他写的，或是将真正的作者找出来，那么我一定会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
另外，如果传单真的不是他写的，那么我就无权要求他做出任何证明，为了阐述我指证他的理由，我决定写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并请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而且连维尔纳也无权拒绝的仲裁者——日内瓦小议会来进行评判。我的心灵正直宽厚，我对公正始终神往，在这份备忘录中，我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对正义的爱，所以，我可以毫不迟疑地邀请那个对我万分残忍的敌人来做我和诬蔑我的人之间的仲裁者。在备忘录的末尾，我还做出了一份郑重声明：如果小议会在认真审阅了我的备忘录，并做了相应的调查后还认定维尔纳先生不是传单的作者，我将立刻心悦诚服地去跪在他的脚下道歉，直到他宽恕我为止。我将备忘录读给迪佩鲁听了，因为他的反对，我最终没有将它提交上去，并且在他的劝说下，我直到今天还在等着维尔纳答应过的会提出的证据。我在等待期间一直沉默着，并且将终身沉默下去。不管我的心中多么确信那张传单是维尔纳写的，我依然心甘情愿地忍受着人们对我的谩骂，说我毫无根据地将一个严重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如果有朝一日，现存于迪佩鲁手中的我的备忘录能够公之于众，那么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理由，也就有可能会如我所愿，认识到那些我同时代的人一直不屑于认识的让-雅克的灵魂。
接下来该谈谈我在莫蒂埃遭遇的那场灾难，和我究竟是如何在特拉维尔山谷居住了两年半，又不屈不挠地强忍了八个月【21】最残酷的待遇后离开了那里。除了通过迪佩鲁发表的《大事纪要》以外，我已无法清楚地记起这段不愉快时期的详细情况了。有关这篇纪要的情况，我将在后文再次谈到。
韦尔德兰夫人走后，尽管国王屡次颁发诏书、邦议会和当地的领主、官员也多次下令或出面干涉，那些乡民却依然将我当成是为了反击读者，愈发激烈地制造骚乱。威胁不起作用，他们便决定要动手了。开始时，只是有人从远处向我丢石头，并没有真正打到我，后来，在九月初莫蒂埃举行的一次集市的夜里，我的住宅遭到了袭击，使屋内所有人都陷入了生命危险中。
半夜，随着人声鼎沸，石头像冰雹一样砸向了面对长廊的门和桌子，原本睡在长廊的狗在刚听到动静时还汪汪直叫，但很快就躲在角落对着板壁又抓又咬，拼了命想要逃离这里。我听到声响起床后，刚要从卧室去厨房，恰好一块石头冲破窗子撞开卧室门落在了我的脚下。如果当时我早走一秒，石头一定会打到我的肚子上。我就此判断那些叫嚷声是为了引我出来而有意为之，以便让我更有可能被石头砸中。我一个箭步冲进厨房，黛莱丝也浑身哆嗦地跑到了我的身边。为了避免被石头打到，我们只能一边紧贴着远离窗子的墙壁，一边商量着该如何应对。出去求援明显是不可能的，只要一走出家门，我们马上就会被人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