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 / 3）

写完前章之后，我必须得暂停一下。从这一章开始，我那无休止的悲惨遭遇就要开始了，让我从头给你们讲起。

我曾经在巴黎最显贵的两户人家生活过，虽然我并不怎样擅长处世，但也不可避免地在那里结识几个人。尤其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就认识了萨克森-戈特王国的储君和他的师傅图恩男爵。并在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家中我又认识了多才的塞基先生，他是图恩男爵的挚友，因为编印了一本异常精美的《卢梭文集》【1】而享誉文坛。图恩男爵曾邀塞基先生和我一同到丰特栾—苏—波瓦住了几天，因为储君在这个地方有座房子。我们两人都去了。而当我从万森纳监狱旁边经过，一见到那座城堡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心如刀割的难受感觉，那时男爵发现了我脸上异常的表情。于是晚饭时，储君就说起了关于狄德罗被关禁的事，男爵想要我发表言论，就责怪狄德罗太不谨慎，我听了就立刻为他辩解起来，言辞激烈反而显得我太冲动了。不过这种偏激的情绪是因为我不幸的朋友，所以大家也都原谅了我，并且把话题岔开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当时餐桌上还有两个德国人，他们都是储君的随从。一位是克鲁普费尔先生，聪明机智，是储君私人教堂的牧师，后来接替了男爵，成为了储君的师傅；另一位是个青年人，叫格里姆，身份是储君的侍读，正等着另寻职业，他的衣着寒酸就说明他急需找一份好的职业。自那天晚上，克鲁普费尔先生和我开始结识了，我们聊得很投机，不久就成了要好的朋友。而我跟格里姆的结识，发展得就不那么的快速：他不愿崭露头角，完全没有后来出名时那种的神气。而在第二天午餐时，大家聊起了音乐，他说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并说得很好。我听说他可以用钢琴来伴奏，非常高兴。饭后，主人让人拿来乐谱，我们就借用储君的钢琴演奏起来，整整玩了一天。就是这样，我们之间产生了很深的友谊。对我而言，这份友谊，开始是那么的甜蜜，后来慢慢变得那么可悲。关于这一点，后面我要详细谈谈的。

一回到巴黎，我就得到了喜讯说狄德罗已经从单间牢房里出来了，还能在万森纳监狱的房屋和园子里自由活动，只要不超出这个界限，朋友都可以接见。听到这个消息却不能立刻奔去看他，我那时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因为有无法摆脱的要事，不得不在杜宾夫人家里暂留了两三天，我却急得像是等了三四百年，一结束后，我就飞奔到万森纳，和我的朋友相拥一起。真是难以形容那时的心情啊！他当时并不是单独一人，达朗贝尔和圣堂的司库同他一起。可是我一推门进去，眼里就只有他一个人，我大叫一声，飞似的扑了上去，把脸贴在他的脸上，双手紧紧把他抱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有的只是眼泪。我激动得差点连气都喘不过来。他挣脱我的双臂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头转向那个教士，对他说：“先生，你看到了吧，我的朋友是怎样地爱我。”当时我完全处在激动的情绪之中，没有想到这种利用我的激情和友谊来做自我夸耀的做法，但是后来我想到了这件事，总觉得如果那时我是狄德罗，这绝不会是我说出的第一句话。

我发现监狱生活给他带来的刺激很大，城堡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可怕的阴影。虽然现在的生活环境已经非常舒适，可以在花园里可以自由漫步，没有约束，而花园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他仍需要朋友的陪伴才不感到孤单，才能不让他的愁绪困扰他。毋庸置疑，我肯定是最能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我也一直相信，我是最能让他得到安慰的人。因此这样，不管我的事务是多么的忙碌，我至多隔两天就会去看望他一次，有时会一人去，有时会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去，就这样陪他度过一个下午。

1749年的夏天真的很热，从巴黎到万森纳大概有两法里。当时我并不富裕，没有钱去雇马车，所以在我一人去时就会选择步行，下午两点钟出发，大步快走，以尽快到达。路两边的树木，根据当地的做法，都是剪得光秃秃的，连一点点的阴凉都没有。我经常是又累又热，走不动路，便躺到地上，一动不动。为了让速度慢下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随身带一本书或者杂志。只是有一天，我带了一份《法兰西信使报》，一边走一边看，忽然看到了一个题目，那是第戎科学院刊登的次年征文：《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对风俗是净化还是败坏》【2】。

一看到这个题目的瞬间，我就像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自己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虽然我对当时的情况记得非常清晰，但是详细的情形却自从我在写给马尔泽尔布先生的四封信之一【3】中提出之后，我就完全记不起来了。值得说明一下，这个奇怪现象，是我的记忆力的一个奇特之处。在我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我的脑中，让我回忆得一清二楚。可是一旦我把它写在了纸上，这些记忆就会随风而去，再也记不起来。另外这个特点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在我学习音乐之前，我能背出很多的歌曲，而当我一学会了用读谱的方式来唱歌，就连一支曲子都记不得，全部忘光。在那些我最爱的曲子之中，今天是没有一支能完整背出来的。

有件事，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就是我在到万森纳后内心激动得几乎快要发狂。狄德罗看到我的样子并询问了缘由，我就向他说明了其中原因，并把我用铅笔在那棵橡树底下写出的一段布里西乌斯式【4】的文字读给他听。他听了之后积极鼓励我继续拓展思路，写出文章去参加比赛。我照他的话做了，而从这一刻起，我就掉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自此，伴随我一生无法避免的不幸与灾难，都是在那一刻注定开始的。

我内心的情感也以无法想象的速度爆发起来，追随着我思想的步伐共同前进。我对真理、自由和美德的追求占据了所有，它战胜我对其他一切的欲望；而最让人惊奇的是这种狂热状态居然在我的心里持续长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其他任何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出现过。

我笔下的这篇讲演方式也很奇特，后来在我其他著作里几乎一直沿用了这种方式。我的失眠之夜，全部被我用在写讲稿上面。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思考，把文章段落、布局思来想去，等到我觉得这段文字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暂存到脑海里的一块空间，直到能提笔写到纸上展现出来为止。但是在我起床穿衣之后，又会无缘无故地迅速遗忘，等到拿起笔来开始写的时候，那些拟好了的文字段落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就想出解决办法，就是请勒瓦塞尔太太来做我的秘书。幸好在这以前，我就已经让她和她的丈夫、女儿都搬到离我较近的地方来住。善良的勒瓦塞尔太太，为了让我能省去一个仆人，她每天早晨都来替我生炉子，帮忙做一些杂事。每次她一到，我就把夜里想出的文章口述给她，让她代我记录下来。这个特殊的办法，我持续用了很久，也确实帮我免掉了很多的可能遗忘的文字。

这篇文章写好后，我便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也指出了几处他的想法供我修改。然而，这篇作品也有很多不足，虽然文字激昂、热情洋溢，却完全缺乏逻辑，在段落层次上也显得不分明。在我写的一切作品之中，就要数它最缺乏推理，词句参差不匀，缺少和谐之美。不过，不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资有多高，写作艺术也是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学好的。

这篇文章被我寄出去之后，我想除了格里姆以外，就没有对其他人说起过。自从他到弗里埃茨伯爵家以后，我和他的来往就开始非常密切。他有一架钢琴，这里也就做了我们聚会、娱乐的地点，我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找他，跟他围在钢琴旁边伴奏、唱歌，我们从早到晚，甚至是从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无休无止地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一刻都停不下来。要是有谁来找我，如果在杜宾家里找不到，肯定能在格里姆家里把我找到，即便没有，那至少我也是跟他在一起，可能在散步，可能在听戏。本来我是有意大利剧院的长期免费入场券，但因为格里姆不喜欢这个剧院，所以我也就不去了，都是跟他一起花钱到他喜欢的法兰西剧院去，他对这个剧院情有独钟。最后，那种强烈与其交往的意愿把我跟这个青年人紧紧连在一起，一刻都不愿分离，就连那可怜的黛莱丝都被我疏远了。这里所谓疏远，也就是说我和她相处的时间变得少了，然而我对她的依恋之情，这一生都是那么的强烈，永不衰减。

我的空闲时间很少，不能兼顾到各个方面，为了能够经常看到我心爱的黛莱丝，就又开始想到如何和黛莱丝住到一起来的念头；这个念头我本来早就有了，只是因为她的家里人口众多，特别是我没有多余的钱用来置备家具，就使这计划一直没能实施起来。而这次出现了可以为此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立刻把握住了。弗兰克耶先生和杜宾夫人感慨我一年八九百法郎不够开销，于是主动把我的年薪提高到五十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在听说我要置办家具后，又额外给我提供了帮助。我们把黛莱丝原有的一点家具也搬了过来，在格莱内尔·圣奥诺雷路的朗格道克旅馆里租下了一套小公寓房子，住在这座公寓里的人都很正派，和我们相处很融洽。我们尽最大能力把那里布置了一下，并安逸地住了七年，一直到我搬出住进退隐庐为止。

黛莱丝的父亲是个性格非常好的人，十分温和，但也特别怕老婆，因此他还给她老婆起了个绰号，叫“刑事犯检察官”。而格里姆后来又开着玩笑，把这个绰号从母亲头上移到女儿头上了，来戏称我的黛莱丝。对于勒瓦塞尔太太，她不是不聪明，换句话说不是没有才能；她甚至还通过表现出上流社会的礼仪和风度沾沾自喜呢。但是她那副诡秘讨好巴结的样子叫我受不了；她还常常教给她女儿一些坏主意，叫她在我面前说谎话，又让她去刻意奉承我的许多朋友，甚至是挑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跟我的关系。话说回来，她这个母亲做得倒是相当好，因为这样做是能给她带来好处的，既能为自己女儿掩盖过失，又能从中获得利益。这个女人，虽然我对她细心照顾，无微不至，还送了她不少小礼物，只是希望她能对我好些，但收获颇微，让我无能为力，她便成为我的小家庭矛盾的罪魁祸首。不过，还是可以说，我生活在这里的六七年时间中，感受到了最美满的家庭幸福。我的黛莱丝有一颗天使的心。我们之间的感情随着我们的关系亲密而持续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彼此是对方的佳偶。如果要把我们在一起时的幸福描写出来的，它们会是如此的简单以至于让人发笑的。我们经常在城外手牵手散步，遇到小酒店时，也会花上十个或八个苏来小吃一顿；我们紧靠着那大窗口，坐在两张面对面的小椅子上，吃着简单的晚餐，椅子就放在与窗口同宽的大木箱上。此时，窗台就变成了我们的桌子，我们一同呼吸着新鲜空气，欣赏窗外景物和看着过往的行人，虽然那是在五层楼上，我们却能一边吃着，一边恍若置身街道之中。这样的晚餐，只有半磅大面包、一小块奶饼、几个樱桃、四品脱葡萄酒，可是我们吃得很开心，谁能描写得出，或者感觉得到这种简单晚餐的乐趣呢？而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友谊、信任和亲密，是发自灵魂的温馨啊！这样的晚餐是多么的美妙呀！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就忘了时间，在那儿一直待到半夜，如果不是她母亲来提醒我们，真不知道时间已经那么晚了。但是现在还是放下这些细节不谈吧，它们显得既乏味又可笑，我一直就是这样说的，也能够深深地体验到，真正的乐趣是无法用言语和文字描绘出来的。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我还有过一次比较粗鄙的享乐，也是我应当自责并引以为戒的最后一次那样的享乐。我曾谈到过，克鲁普费尔牧师是一位很可爱的人，我和他交往之密切，不亚于与格里姆，并且这样的亲密关系一直保存着。他们两个有时也会一同在我家吃饭。这些饭菜，虽然太简单一点，却经常被克鲁普费尔妙趣横生的玩笑和格里姆令人发笑的德语腔调（他那时还没有成为法语纯正癖者）搞得欢快至极。我们不在乎小宴会的饭菜是否可口、精致，而在意吃饭时开心的心情和氛围，我们彼此相处甚好，以致寸步不能相离。克鲁普费尔在他的寓所里包养了一个小姑娘，不过她仍然可以去接客，因为他无法独自养活这个姑娘。

有一天晚上，我们走进咖啡馆，遇到他正从里面出来，准备到那姑娘家吃晚餐。于是我们就嘲笑他，他心存报复，便邀我们一起去姑娘家吃饭，那时就轮到他嘲笑我们了。我们发现那个可怜的小姑娘天性相当好，十分温柔、善良，还不习惯那一行，我们还看到一个老鸨正在极力调教她。愉快的闲谈和餐桌上的畅饮使我们忘乎所以。而那位好克鲁普费尔说请客就要请得彻底，不能仅仅只是吃饭：于是我们三人先后与那个小姑娘到隔壁房里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其中格里姆一口咬定说他没有碰这个姑娘，而之所以和她在房间里待那么久，是故意让我们着急，想拿我们来寻开心的。可是，如果他这次当真没有做过什么的话，也有所反常，是由于他不好意思，因为他在搬进弗里埃茨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的。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穆瓦洛街走出来时，羞惭得就同圣普乐【5】从他被灌醉的那所小房子里走出来一样，我写着他的故事【6】，也联想到我自己的故事。黛莱丝会根据某种迹象，特别是当发现我那种慌慌张张的表情时，就会肯定我做了什么亏心事，而我为了减轻心头的负担和不安，就会马上跟她坦白所有。也幸亏我是这样做的，因为第二天格里姆就幸灾乐祸地跑来对她数落我的罪过，并且添油加醋描绘当时情景。从那之后，他总是一抓住机会就旧事重提，让黛莱丝记起这段往事：在这一点上，他是特别不应当的，因为我那么地信任他，我就有权期待他不会做出让我失望的事。而我的黛莱丝忠厚的心地，我再次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她嫌弃格里姆的作风超过了抱怨我的薄幸，她只用缠绵而动人的话轻轻责备了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恨的表情。

这样绝好的女子，心地有多么忠厚单纯，头脑就有多么的简单，对于这方面，仅仅几件事就够说明一切了。不过眼前的一件事，我觉得还是值得补写下来。我曾告诉她说克鲁普费尔是个主管神甫兼萨克斯-戈特储君的私人牧师，对她说来，这是那么特殊存在的一种人物，以至于她把很多不相干的概念非常好笑又不可思议地混淆在一起——居然把克鲁普费尔当作教皇了。有一次我回到家，她对我说教皇来找过我，开始我以为她疯了，就叫她详细解释给我听，然后我才恍然大悟，之后我就赶忙跑去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我们从此以后，就一直把克鲁普费尔称之为教皇，又把穆瓦洛街的那个小姑娘叫作教皇皇后珍妮。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乐不可支，常常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人硬是说我曾在一封信中表明，自己平生只笑过两次，很显然这种人是没接触过那个时代的我，也不了解少年时代的我，不然的话，他们是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次年，即1750年，当我已经快要忘记我的那篇文章时，忽然收到消息说它在第戎获奖了。这个消息又让我记起当时我写出那篇文章时的那些观点和思想，并且对它们给予了新的力量，使得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代埋在心中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种子开始破土而出。从此我就认为，人的一生只有做到自由而有道德、无视财富与物欲而傲然自得，才是最高尚、最伟大的。虽然面对别人的嗤笑本不该存在而我表现出来的羞愧与畏惧，妨碍了我的行事准则，阻止我与当时的处事信条决绝，我却从此坚定决心，只要再有违背我意志的事情，我一定抱着必胜信念按照自己的意志，便毫不迟疑地付诸实践并坚持到底。

当我正以哲学角度对人类的各种责任与义务进行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突然而至，这又促使了我对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予以更深的思考。黛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对自己太过真诚，由于内心的高傲，决不肯拿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我便开始独自思考我的孩子们的前途，还有我和他们母亲之间存在的关联。我把自己置于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之下，是在宗教的法则下——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神圣、纯粹和永恒，而人们却装模作样，想要净化它，实际上反而是把它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认为合理的方式，把它化为一种只会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的无数条规不切实际，所以大家只能草草谈谈而不能付诸行动，最终成为空架子。

我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但是当时我心灵是宁静的，其泰然程度却是异常惊人的。如果我一出生就是坏人，忽视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并且内心深处从未萌发过任何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变得铁石心肠倒是极其自然不过的。然而，我的内心是那样的热烈，情感是那样丰富；我是那样的容易产生感情波动，我的依恋之情是如此强烈并难以控制，在需要舍弃感情时又感到肝肠寸断般的痛楚；我对他人生来就这么亲切，又如此热爱伟大的真、美与正义；我无法忍受任何类型的邪恶，并且不记仇、不害人，甚至就连一丝这样的念头都没出现过；我看到一切高尚的、正直的、可爱的东西又心生敬意，受尘世的美而感动——所有这一切真的能与那种恣意践踏美好的思想和败坏道德的行为相协调一起、共同生存在一个人的灵魂里吗？不能，我认为绝不可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从出生到现在，也不曾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没心没肺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丢失天性的父亲。我的做法可能是做错的，但我的心肠不是冷的。如果要我说明我的理由，那就太多了。既然这些错误的理由曾经能蛊惑我，它们自然也就能蛊惑更多的人，我可不希望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犯同样的错误。我想说明的仅仅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缘由：我没有经济能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由国家去教育，我宁愿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无业游民和财富追逐者。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还以为是做了作为一位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大概是柏拉图共和国的思想影响了我。从那时起，我灵魂上的悔恨，一直不停地告诫我，我过去所做的是错误的；但是，那时我的理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我还不时地感谢上帝保佑了他们，我认为我这样的处理，让他们避免遭受与他们父亲一样的命运，也避免了万一我一贫如洗而抛弃他们，那时他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如果我把他们交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抚养——她们或是出于友谊，或是因为慷慨，又或者有其他动机，都曾向我提出愿意抚养他们长大成人，然而我的孩子们会不会就真的很幸福呢？至少，会不会被陪养成为一个正派的人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会使他们怨恨父母，甚至是背弃他们的父母——如果这样，倒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岂不很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和前面两个一样，被送到了育婴堂，并且后来的两个孩子同样按照这个方法办理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对于这种处理方式，当时我看来是很好的，合情合理又不触犯法律，而我之所以没有在公开场合宣扬，这完全是为了顾全妻子黛莱丝的面子。但是，凡是清楚我们俩的关系的人，我都讲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和格里姆，后来我又和埃皮奈夫人讲过，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在我告诉他们这些事的时候，都是毫无顾虑、坦白直率的，没有任何无奈，我不认为这有何不可告人。若是我想瞒过大家，其实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真诚，能够保守秘密，我完全可以信任她。在我的朋友当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被详细告知实情的是医生蒂埃里，我那可怜的黛莱丝在怀孕期间生病，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的行为完全公开，不保守任何秘密，对此，不仅是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去隐瞒我的朋友，也因为我对这件事看不出有错的地方。在权衡全部利害得失后，我觉得这是我为孩子们选择的最合理的安置方式，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未来。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愿意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育和抚养。

当我这样对人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塞尔太太也是对人毫无顾忌，只不过不是和我一样没有任何私心。我曾把她和她的女儿一起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因为我的缘故，把她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就把女儿的所有事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但是她却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一直尽力供养她们。杜宾夫人是仁慈心善并且慷慨大方的，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给了她们一些钱。这些事，黛莱丝受着她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在我搬到退隐庐后，在一次倾谈别的事情时，她才把其中实情告诉我。我那时并不知道我们的事已被杜宾夫人知道的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在我面前从来未做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确定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熟知我们的事，不过她的前儿媳弗兰克耶夫人是清楚的，并且她的肚子是留不住话的，这件事她在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她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我的文稿箱中存有手抄）。我在这封信里所做出的论述，都是我能说出并且不会连累到勒瓦塞尔太太和她家人的那一部分，而最根本的理由这一方面，我却是只字未提。

对于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与我的友谊，我都是深信不疑的，我同样也相信弗兰克耶夫人的品行，更何况在我的秘密被众人哄传之前早就已经去世了。可见泄露这个秘密的只能是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而且实际上也只是我跟他们交情破裂之后才传出去的。单凭这一现象来看，就能发现他们的别有用心：对于我所应受的谴责，我不会推卸，我宁愿承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出于他们内心的邪恶而发出的诋毁。我犯的错是大的，但只能算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责任和义务，然而那种恶意害人的念头却从未出现在我的心头；我对于那几个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自然不会产生强烈的父爱。但是，他们出卖朋友的信任，撕毁最神圣的信义，刻意把我们心中的秘密泄露出去，来败坏一个虽在离开他们却依然捍卫他们名誉的人，这一切就不是错误那么简单了，而是灵魂上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诺写我的忏悔录，真实地忏悔我的过错，而不是把它写成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此事，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实话实说在我，说公道评判在各位读者，我绝对不会向读者提出过多的要求。

在舍农索先生结婚之后，使我觉得他的家里氛围更加令人愉悦了，因为新娘非常的贤惠，是个十分可爱的年轻女人，她觉得我是在为杜宾先生办理文书工作的人当中，做得最出色的，也因此对我另眼看待。她是罗什舒雅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而罗什舒雅尔夫人则又是弗里埃茨伯爵的亲密好友，于是通过伯爵她也就成了格里姆的好友。不过，格里姆能进女儿的家门，这其中还有我的功劳。由于他们两人脾气对不上，性格有些不合，这段友谊就没有太多的进展。格里姆在那时起就开始想巴结权势了，他宁愿选择和母亲做朋友，也不愿和女儿深交，因为母亲交际圈很广，并且都是在上流社会，而女儿也不愿和格里姆交好，她想要的朋友是那些可靠的又合她口味的，不搞任何阴谋，也不想攀高结贵。杜宾夫人没有在舍农索夫人身上看到她所期望的顺从，于是常常让她独自一人守在家里，过着冷清寂寞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也非同一般，心高气傲，或许是因为出身名门，宁愿放弃外面世界的乐趣，几乎独自一人守在自己小屋子里，也不愿忍受她生来就讨厌的那种管束和压迫。这种不畏权势、坚持自我的品格加强了我对她的好感，因为我的天性让我面对有着不幸遭遇的人会产生强烈的同情。我发现她喜爱独自思考，寻根问底，有时会掺杂着个人主义。她的言谈举止，无法让人想到她是从女修道院出来的少女，我也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时，她还不到20岁。肤色白皙，光滑水嫩。如果她能多在意她的姿势的话，身段会更凸显苗条动人。她的头发金黄带灰，十分特别又很美丽，这让我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7】年轻时候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绪不宁、忐忑不安。但是，我早已给我自己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无论如何都不能打破，保证了我不对她有任何坏心思，不为她的魅力所诱惑。整整一个夏季过去，我每天都会花上三四个钟头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本正经地教她数学，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和烦琐的题目弄得她非常厌烦，而我从未对她说过任何一句风流活，或者做出一个不正经的眼神。要是再过个五六年的话，我就没有那么老老实实了，或者说，也就不这么傻气了。但是，我也是命中注定，一生只能一次倾尽所有去爱一个女人。这当然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女人。

自从我搬进杜宾夫人家里以后，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我的现状都让我很满意，没有什么需要改进提高。她和弗兰克耶先生一同提高了我的薪水，并且完全是他们的主动意愿。这一年，弗兰克耶先生竟然一天比一天对我好，他想让我再宽裕一些，生活再安定一些。他是这里的财务总管，而他的出纳员迪波瓦依耶先生，岁数大了，这几年也发了财，萌生了退休的想法。弗兰克耶先生就想让我去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份工作，我有好几个星期都经常到迪波瓦依耶先生家去，向他请教工作上必要的知识。不过或许是因为我缺少担任这种职位的天赋，又或许是因为迪波瓦依耶先生——我觉得他似乎早已有想好的另外一个接替人——没有尽心教我，他讲的东西又慢又糟；那一大堆被故意弄乱了的账目，我很难接受，无法全部记到脑子里。然而，我尽管未能学到这方面精髓的东西，还是能略知梗概，熟悉基本流程，足够把这份工作干得妥妥当当的，我便开始履行职务正式接手了。我既管账目登记，又管库存，签收票据，核实账单；虽然我对这一行既缺少能力，又没有很大兴趣，可是年龄的增长让我老实下来了，我决定克服我的浮躁的情绪，用尽全力来干好这一行。不幸当我已慢慢熟悉工作、一切都走上轨道的时候，弗兰克耶先生需要外出旅行，在他旅行期间，他的金库就交到我一个人手上了，当时库里的存款大概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法郎之多。这额外的托管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精神上也一直不安宁，这也使我深深感觉到我绝不适合做出纳员这一行，我敢肯定，在他公出那段时间，我所产生的那种焦躁不安，是在他回来后我患的那场大病的罪魁祸首。

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我已提到，我一出生就是半死不活、病恹恹的样子。我患有先天性的膀胱畸形，致使我幼年几乎不停地患尿闭症；是我的苏逊姑姑一直照护了我，她为保全我的生命，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辛苦。最后，她做到了，让我摆脱了死神的侵扰，我日益健壮的体质终于成功战胜了病魔。在少年时期，我的身体基本完全稳定下来，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我曾提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受热就导致小便频频外，我差不多一直到30岁都没有再复发过幼年时候的疾病。我的第一次病发是在我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整个旅程的劳累和那酷热的天气，使我体质下降，患上了便灼和腰痛，一直到了入冬才有好转。那次在我接触了帕多瓦姑娘之后，我甚至以为我会没命，结果却并未感到任何不妥的地方。另外，我曾对那朱莉达姑娘是萦怀多于身体的戕害的，经过一度的精神困扰之后，身体反倒是越来越好了。只是在狄德罗被抓进监狱以后，我常在那炎热天气下跑到万森纳去看望他，结果中了暑，才患上了很严重的肾绞痛，让我痛苦不已。从生这场病后，我就一直没有能恢复如初。

在我做出纳员的这个时期，或许由于为那个让人操碎了心的金库工作烦琐，使我稍微累了些，我的身体就又垮下来了，还要比以前更严重。我大概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身心俱疲、苦不堪言。杜宾夫人请了有名的医生莫朗先生来给我诊治，他虽然手术高明、精细，却还是带给我无法忍受的痛苦，并且始终不能通过他的探条来确诊我的病根。他建议我再去找达朗医生检查，达朗医生的探条要软一些，果然能探测到患处；但是莫朗医生告知杜宾夫人关于我的病情时，说我最多只有六个月的寿命。这种话，被我听到后，促使我对目前的处境深思熟虑了一番：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如果还要被那个我并不喜欢的职业所拘束，牺牲掉我所仅剩一点点时间的宁静和乐趣，这该是多么愚蠢的呀。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坚持我所定下的那些行为准则，可笑的是我却担任一个太符合这些准则的职位，这怎么能协调一致呢？让一个财务总管下面的出纳员向大家宣扬安贫乐道和淡泊名利，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些想法在我发着高烧的脑子里逐渐扩散，盘根错节，从此挥之不去。

在这之后休养期间，我就把当时我的想法又冷静地思考了一遍，并完全肯定了它们的价值。我要抛弃任何追逐名利的想法。下定决心即便多么贫穷困苦，也要自我独立度过剩下的时间，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去挣脱世俗的枷锁，勇敢地坚持一切我所认为的善，毫不顾忌别人的风言风语。我所需要清除的那些障碍以及为战胜它们而付出的种种努力，都是别人无法想象的。最终我总算做到了，并且大大超过了自己预期的程度。如果我能做到像摆脱舆论的束缚那样摆脱了友谊的束缚，那我一定能实现那个计划——这个计划或许是从古到今最伟大的计划，至少也是最有益于道德培养的计划；然而现实却是，我一方面蔑视那些庸俗的人，只知道把所谓大人物和哲人的荒谬评说挂在嘴边，一方面却又被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们恣意摆布，像个小孩子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忌妒我能够另辟新路，坚持自我而不随波逐流，表面上他们似乎在努力地关心我，希望我幸福，实际上却寻找一切可以抓住的把柄让世人笑话我。首先极度贬低我，以便后来达到毁坏我名誉的目的。最能激起他们忌妒之心的，还不是我在文坛上取得的成就，而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实行全新个人生活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独树一帜，也许他们还能接受，但是他们无法坦然面对我在行为上带来的全新改变，这似乎让他们寝食不安。我一向就好交朋友，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很容易与人深交。在我没有名气，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都愿意接近我，也没有任何一个仇人；可是，我一旦成名，身边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对我来说真是太糟糕了；而最无法想到的是我身边那些所谓朋友的人，他们利用朋友的名义，想要用各种方法把我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此书的后面部分将为读者揭露这无耻的阴谋，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下这个阴谋的起因，读者很快就能看到这个阴谋怎样设下第一个圈套的。

我想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就必须有个谋生之道来支撑。其中一个最简便的工作，就是帮人抄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其他更可靠并能达到我期望的工作，我也是乐意接受的；但是这份工作既符合我的爱好，又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不屈从他人并能每日获得薪酬的，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工作好好干下去。我认为我从此可以不必为前途忧虑了，虚荣心也不必追求了，于是我便从一个出纳员转变而为乐谱抄写人。我认为这份工作的选择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好处，丝毫没有后悔之意，决定将来除非迫不得已才放弃这一行，不过只要有一丝可能，我还是要重操旧业的。

我第一篇文章【8】带来的成功，使我更坚定这一决定。文章得奖以后，狄德罗就请人把它印刷了出来。那个时候我还卧病在床，他就写了短函给我，讲述了我文章出版的情况以及它所产生的巨大效果。短函里说：“真是轰动一时；这样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社会大众发出的赏识绝不是胡编乱造的，而且面对的只是一个无名作者，这也让我对自己的才能有了新的看法，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信。而在这之前，我对自己的能力，尽管心里已有所评价，总的来说还是有些怀疑。我立刻发现，凭借这个成功，对于我一直想要执行的计划，绝对是有太多的好处；在我看来，一个在文坛上取得名声的乐谱抄写员，总不会没有工作可做吧。

我的决心一定下来，就赶忙写一封短信给弗兰克耶先生，告知他这件事，衷心感谢他和杜宾夫人对我的种种关怀，并且希望他们对我的新工作多多帮忙。弗兰克耶先生无法理解我这封信的意思，担心我还在发烧说梦话，便急忙赶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心意已决，无法更改，就把这事告诉了杜宾夫人和其他人，认为我生病发疯了。我不在乎他跟别人说了什么，我依然按照我的决定开始计划。我最先从服饰上开始我的改变，我放弃了镀金的饰物，脱下白色袜子，戴上一个朴素的圆假发，取下佩剑，连表也卖掉了，不过心里却异常高兴，对自己说：“太棒了，我以后再不用看钟表了，借助自然的天色就好。”弗兰克耶先生很在意我，把出纳员的职位一直为我保留着，等了很久都没有交给别人。最后，他看我真的不会改变决心，才让达里巴尔先生接替了我，达里巴尔先生曾做过舍农索先生的老师，并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在植物学界被人熟知。

不管如何严格执行我的改革，起初我还没有任何在内衣上做改变的想法。我的内衣有很多，并且非常漂亮，是我当初住在威尼斯时买的，我对它们有特殊感觉。由于我很讲究干净，尤其在内衣方面，为了让它们干净整洁，我还花了不少钱，这就曾一度把它们变成了奢侈品。不过后来有人变相帮了我一个大忙，使我不知不觉摆脱了这种对物质追求的束缚。那是圣诞节的前夕，我的两位女总督去礼堂做晚祷，我也为外出去听圣诗音乐会，有人把我的阁楼的门撬开了，把里面所有刚洗过晾着的内衣偷得一干二净，其中包含了我的四十二件衬衫，那材料可都是上等的细麻纱，是我内衣柜里最重要的部分。有邻居曾看见一个陌生男子从公寓里出去，还提着几个大包，通过他们的描述，黛莱丝和我都怀疑这个人就是她的哥哥，众所周知，他是个心术不正的坏人。不过黛莱丝的母亲一口否决了我们的怀疑，但是不管她怎样辩解，太多的迹象和证据都把矛头指向她的儿子，所以这种猜疑我们一直留存在心里。事后我不敢做全面的调查，因为担心找出更多又超出我们想象的证据。这个哥哥从此再没出现在我的家里，最后他的行踪完全消失了。我同情黛莱丝的身世，也哀叹我自己的命不好，竟有这样一个关系复杂的家庭，于是我极度恳切地劝她赶快摆脱束缚，离开这么一个危险的家庭。因祸得福，这件事出乎意料地把我爱漂亮内衣的癖好改掉了，从此以后，我只穿戴最普通、最简单的内衣，这也正好与我其他的装束分相协调。

这样一来，我的改革就变得更完善了，之后我考虑的就只有如何使这种改革巩固并持续下去。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非议，对于本身或者我认为是美好、合理的事物，我会很自然地做下去，把别人的指责抛之脑后。我的作品让我名声大噪，我的决心也令人称赞不已，这给我的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因而我一开业就取得不小的成功。然而，与在正常情况下相比，也存在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做到更好。首先，我的身体状况不佳，我刚生过的那场大病给我留下了些后遗症，还一直没能让我恢复到原先的健康水平；而且我敢确信，我托付的医生叫我吃的苦，一点儿也不比疾病本身所造成的苦少。我先后找过的医生有很多：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蒂埃里。他们医术都很有名气，也都是我的朋友，并以各自的方式给我治病，然而不但没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效果更差，我的身体变得更加糟糕。我越是遵循他们的方式养病，我身体越衰弱，面黄肌瘦，苦不堪言。他们的一系列诊断结果把我给吓坏了，我根据他们开出的药来估计我的病情，在我病死之前有的只是无尽的痛楚，尿闭、砂淋、结石，一系列的疾病都缠着我。让我不解的是：凡能有效治疗他人的办法，如汤药、沐浴、放血等，统统对我无用，只能加剧我的病痛。另外只有达朗的探条能起点作用，可以暂时减轻痛苦，没有它我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于是我就自己花钱买了大量探条备用，万一达朗医生去世了，我接下来也能有探条可用。在随后的八九年当中，我一直用着这种探条，算算在探条上花的钱足有五十金路易之多。显而易见，这种昂贵又效果差，还带给我无尽痛苦的治疗办法，是让我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的，试想，一个垂死之人哪有精力和心思去拼命挣钱呢？

让我精力分散的另一个方面是我的文学活动，它对我日常工作的妨碍并不比疾病所造成的少。每次我的文章一发表，那些所谓的文学界的卫道士就一股脑地把枪口对准我。我回过头一看，一群若斯【9】先生连我说了什么都没有搞明白，就拿大师的派头来对我和我的文章胡说一通，我无法忍受他们的行为，就拿起笔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们几个，最后没有人敢反驳我。其中有个叫戈蒂埃先生的，南锡人，他第一个拜倒在我的笔尖下。就在一封写给格里姆的信中，我把他彻彻底底地教训了一番。我批的第二个就是斯塔尼斯拉夫国王本人【10】，激烈的反击让他不敢跟我较量下去。承蒙他看得起我，毕竟国王之尊，于是我在答复他时采用了另一种口吻， 一种庄重但不失强硬的笔调；我一方面表达了我的尊重，另一方面却又严肃驳斥了他对我的评论。我还知道他身边有个叫默努神父的，给他提供了很多想法，并在那篇文章里有所体现。我就凭自己的判断，甄别出哪些是国王的言论，哪些是神父的言论；接下来我毫不客气地抨击所有出自耶稣会教士之口的东西，另外文字中出现了一个颠倒时代的错误，我深信这个错误是那神父的无知所犯下的。这篇反击文章，不知道为何没有像我其他文章那样引起注意，但一直到现在，它还是这一类型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抓住这个突然而至的机会，向公众证明了，一个普通百姓也能坚持真理，君王也不能左右他。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回复既要表现得十分尊重，又要不失坚决地捍卫自己的思想。我总算很成功地做到了，遇到这样一个让我发自内心尊敬对手，又能把这尊敬之情很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刻意阿谀奉承，始终不失身份。我的朋友们为我担心受怕，以为我肯定要被抓进巴士底监狱。对于这种畏惧，我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完全是对的。后来那位大度的国王在看了我的答复很震惊，说：“我领教了，再也不针对他了。”从此以后，他常常会向我表达他的种种善意和钦敬，其中的几次我会在书的后面提到；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国和欧洲非常自然地被流传，再没有人从中挑出毛病来指指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