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1 / 3）

我沉寂忍耐了两年之久，终于还是重新拿起笔来了。亲爱的读者，请先不要讨论我迫不得已重新拾起笔的种种原因：因为只有把本书读完之后，你们才能够做出评断。

你们大家已经看到了，我的青年时代在一种平稳的、相当美好的生活中流逝了，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大祸也没有大福。这种平庸的局面大部分是我那种虽然很热烈却又十分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这种天性，很难振作起来又极其容易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震撼才能摆脱平庸的状态，却又由于懒怠恢复原态；这种天性老是把我拉回到我自认生来就很适合的那种悠哉宁静的生活，既没有大的美德，更没有大的恶行，因而它不容许我在善和恶的方面有很大的作为。

我即将展示的画面与之前的画面差别有多大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朝着有利于我天性的方向发展；可是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和我的天性相冲突了；在这种事与愿违的矛盾之中，我出现了很多失误，遭遇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可是在这期间，我没有收获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也没有使我变得坚强。

本书的上部分是完全凭记忆写成的，其中一定有一些疏漏。而下部分也得凭记忆去写，其中的疏漏可能比上部分更多。我美好的前半生，都是在既安宁又纯洁的境况中度过的，那些美妙的往事给我留下了很多滋味无穷的印象，使我忍不住不断地回忆。可是，人们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会看到，对于我后半生的回忆，我的感触是多么不同啊。重温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就是重新感受一遍它们的苦涩。我想尽量避免拿这些凄凉的回忆来加剧我现状的辛酸，于是当我需要重述往事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对于痛苦往事的健忘，正是上天在我多舛的命运中安排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让我只回想以往那些快乐的事，因而抵消了我对于那些坏事的想象力，让我的想象力得以平衡，没有把未来看作是一团黑。

我曾经收集了一些资料，这是为了弥补我记忆的不足以及提示我如何写作此书，但是现在这些资料都已落入他人之手，没法找回来了。如今我唯一能依靠的向导是忠实可靠的情感之链，它们为我的人生贴上了难以磨灭的标签。通过我的感情，就可以推知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能够轻易地忘却我的那些不幸经历，但是我没法忘掉我的那些过失，更加不能够忘掉我那些美好的感情。我的这些有关过失和感情的回忆是十分刻骨铭心的，永远也不会从我心里消失殆尽。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或者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弄错。但是，只要是我曾深有感触的事情，我的记忆都不会有偏差。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事情，我也不会记错；而这些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想要讲述的。这本《忏悔录》的主旨，就是要让人们正确地了解我一生的种种境遇以及当时的内心情感。我向读者许诺的，正是我心灵的历史，我不需要借助其他的材料，我只要像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所做的那样，倾吐自己内心的声音，就足以真实地记述这部历史了。

十分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信函抄录本。这里面记载了一段六七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迪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录本记载的事情终止到1760年，其中有我居住在退隐庐以及与我那些所谓的朋友们闹矛盾的一整个时期。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光就是这一段，我的一切不幸的根源皆缘起于这段时光。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已经为数不多，我没有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上，这是为了避免它分量太重了，而被我的那些阿耳戈斯式敌人发现。以后如果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提供某些情况的时候，不管是对我有利还是不利，我都会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害怕读者指责我不是在写忏悔录，而是在写自辩书；因为一旦真理为我辩护，没有人能让我去掩盖粉饰事实。

这本书的上下两部分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如实地讲述事情的经过。而下部分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它讲述的故事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它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上部分。这本书的上部分是在伍顿或特里堡写的，当时心情舒畅，怡然自得，十分愉快。我要回忆的往事，每一件都能给我带来新的欢乐。我越回忆它们，便越能感觉到新的乐趣。同时，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反复修改，一直到把文字斟酌得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力都已经衰退了，我几乎不能做任何工作了；所以，我写下这部分，是勉力为之，心头压着无限的忧伤。文中所记述的尽是一些大灾大难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以及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我本想把我所要说出的一切埋葬在永恒的黑夜里；然而，这些事情我既不能不说，也不能不躲躲藏藏，耍花招做假象，昧着良心做出我生来就不会做的事。我头上的屋顶长着眼睛，我周围的墙壁长着耳朵。四周有很多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和监视人包围着我，让我心绪不宁，惶恐不安，把临时想到的几句话匆忙地记在纸上，几乎连读第二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修改和润色了。我知道人们不断地在我的周围树起无穷的障碍的原因，是他们害怕真理从缝隙里钻出去。我该怎么做，才能让真理露头呢？我尝试过一些方法，可是收效甚微。人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要写出动人的文章，还要加上引人入胜的色彩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此，我要预先声明一下：凡是想要阅读我这一册书的人，我不能保证他们往下读的时候不会感到厌烦，除非他们是想要彻底地了解一个人，真诚地爱着正义和真理。

写完上半部分的时候，我正怀着怅惘的心情动身去巴黎，可我的心却留在了夏梅特。我在夏梅特建造着我心里的海市蜃楼，我梦想未来的某一天，我的德·瓦朗夫人能够回心转意，我已经把那套新的记谱法当作是一笔一定会到手的财富了。

我在里昂住了些时日，拜访了一些朋友，请人写了几封去巴黎的介绍信，还卖掉随身带来的几本几何学的书。马布里先生和他的夫人见到我十分高兴，请我吃了好几次饭。马布里神甫就是我在他家里认识的，我还见到了之前在他们家认识的孔狄亚克神甫。他们都来探望他们的兄长。马布里神甫给我写了几封到巴黎的介绍信，其中有一封是给封特奈尔先生的，另一封则是给克吕斯伯爵的。我和两位先生很投缘，其中最为投缘的是封特奈尔先生，他一直对我怀着深情厚谊，直到他去世。他曾经在和我促膝谈心的时候给过我许多很好的劝告，十分可惜的是我并没有把这些劝告听进去。

我又遇到了博尔德先生。我和他相识已久，他曾经多次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这一次，他还是一样热心，帮助我把那几本几何书卖掉了。而且他还亲自托人替我写了几封带去巴黎的介绍信。我又拜会了地方长官先生，之前是波尔德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这次我又通过他结识了黎歇留公爵。那时公爵正在里昂，巴吕先生带我去见他。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让我到了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的确去探望了他好几次，可是，和地位这样高的人交往，我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实质上的好处。

音乐家达维也在我此次遇见的人之列，之前有一次我在旅行中遇到困难，达维帮助了我。他曾借给我或者不如直接说是赠送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也时常见面，但我却始终没有物归原主，他也一直没有索要。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这件礼物的价值和那顶帽子与几双袜子差不多。如果要说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我是可以把自己描述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说的是自己真实的行为，这两件事有本质的区别。

我又有一次见到了高贵慷慨的佩里雄先生，这次他也是一如既往地大方豪爽，他替我付了驿车车费，就像当年好心的贝尔纳替我付车费一样。外科医生帕里索也在我这次见到的人之列，他是世界上最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照顾了十年的果德弗瓦。这位果德弗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没有其他的好处，所有人见到她都一定会对她表示怜悯，一离开她就忍不住要怀念她；那时候她已经是肺痨病的晚期，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有句话叫作：“观其友便知其人。”【1】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果德弗瓦，帕里索是个多么善良的人也就显而易见了。

对于上面写到的这些善良美好的人们，我都心怀感激。但是后来我还是和他们都疏远了，追究其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我忘恩负义，而是我一贯的疏懒导致了我们的生疏。他们对我的深情厚谊，我时刻谨记着，但是我认为今后用行动来报答他们，比写信表达感激之情要更好。勤写书信始终是我做不到的事情；而且我一旦开始疏于写信问候，就会感到十分惭愧，不知该如何来弥补我的过失，这种愧疚越发加重，后来就不再提笔了。这样一来，我就和他们断了联系，看起来好像是我把朋友们全忘掉了。然而， 帕里索和佩里雄对此简直毫不介意，对我始终热情如故；可博尔德却不是这样的，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自认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会为自己的自尊心寻求怎样的报复。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忘掉一个可爱的人。这次我又见到了她，我简直高兴坏了，她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我所说的就是我在上一部分里提到过的赛尔小姐；后来我再见到她是住在马布里先生家里的时候。我这次到里昂的旅行，时间比较充裕悠闲，所以和她相会的次数也比较多。我对她动了心，我也有理由相信她也对我动了心。可是她对我是如此真诚和信任，使我根本不能产生滥用这种真诚和信任的念头。她没有任何钱财，我也身无长物；我们的处境实在太相似了，所以我们结合起来是困难重重的，而且我心里还盘算着其他的事情，根本不考虑现在结婚。赛尔小姐告诉我，有一位年轻的商人日勒弗先生似乎很想追求她。我在她家见过他一两次，看起来是个挺老实的人，应该是个正派人，而且所有人都说他忠诚老实。我深信他们的结合会幸福美满，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快点结合。后来他果然如我所愿娶了赛尔小姐。为了不打扰他们纯洁的爱情，我赶紧离开了里昂，并衷心祝愿他们百年好合。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的祝愿在尘世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我后来听说她婚后两三年就去世了。我一路上都十分怀念她，我当时以及后来每次想起她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为了义务和道德牺牲固然是很痛苦的，但是这种牺牲在我的心里留下的温馨的回忆，这是一种甜蜜的补偿。

我上一次到巴黎旅行，看到的大部分是这个城市糟糕的一面。而这次旅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很多美好的方面。不过，这些美好的方面不包括我住的地方。我顺着博尔德先生给的地址，住进了位于索尔邦神学院附近的科尔迪埃路的圣冈丹旅馆。这里的街、旅馆、房间都糟透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糟糕的旅馆里却曾住过许多杰出的人，像是格雷塞、博尔德、马布里神甫和孔狄亚克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的是，我去的时候没有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名叫博纳丰的先生，他的脚有点跛，非常喜欢和人争论，说起话来咬文嚼字的，一副绅士的样子。后来在他的介绍下，我认识了罗甘先生，他是我所有朋友中年纪最大的。后来，我又通过罗甘先生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先生。关于狄德罗先生，接下来我会多次提到他。

我是在1741年的秋天来到巴黎的，那时我身上只有十五个路易的现款以及我写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新的音乐记谱法，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因此，我必须抓紧时间，用这两件东西去寻求出路。我赶紧拿出我带来的介绍信。一个长相俊朗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到了巴黎，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接待的。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这种接待虽然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在我带着介绍信去见的人中，只有三位对我有些用处，一位是萨瓦贵族德梅桑先生，时任宫廷侍从，看得出他是莎丽妮安公主的宠臣；一位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博茨先生，他是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位是耶稣会教士卡斯特尔神甫，他是表音键琴的发明者。除了德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里神甫介绍给我的。

德梅桑先生见我十分急切，便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位是波尔多法院的院长加斯克先生，他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位是当时住在索尔邦神学院的勒翁神甫，他是个年纪很轻的贵族，为人十分可爱，可是他在社交场中以诺汉骑士的名字风靡一时之后就英年早逝了。这两人都曾经异想天开，要学习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赚了些钱维持生计。勒翁神甫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想让我做他的秘书，可他并不富有，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推辞了，因为这点钱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博茨先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热爱有学问的人，而且他自己也有学问，只不过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能让人误以为是他的女儿，她光彩照人，身材娇小。我有几次在他们家吃饭，在博茨夫人的面前，我显得蠢笨不已。她的举止大方随意，更衬托了我的羞涩，我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格外可笑。当她把菜碟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羞涩地伸出叉子叉上一小块，反复几次之后，她只能把打算给我的菜碟交给仆人送到我面前，自己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笑。令她没有料到的是，我这乡下佬并不真的是一草包。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沃穆尔先生，这位雷沃穆尔先生在每星期五研究院开院务会的日子都来他家里吃饭。博茨先生把我关于音乐改革的方案对他谈了。雷沃穆尔先生向科学院提交了我的建议书，并被该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雷沃穆尔先生把我引进科学院，向在场的人介绍了我。当天，也就是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在科学院里宣读了我早就准备好的论文。尽管这个大名鼎鼎的科学院的确十分严谨肃穆，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腼腆，我的宣读和答辩都还应付得很从容。我的论文很成功，并博得许多好评，这些好评既使我惊讶，又使我欣喜。我很难想象，科学院院士承认一个不是院内的人通晓音乐。审查我的论文的委员是麦朗、埃洛和弗什三位先生，他们当然都是饱学之士，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懂得音乐的，至少懂得的程度还不足以审查我的论文。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非常惊讶并且深信不疑地发现，学者们虽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他们一旦有了成见，对成见的坚持却比一般人更固执。尽管他们反驳得十分无力和不正确，尽管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些胆怯、措辞不当，但是我提出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真正理解我的话，也没能使他们满意。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总是还没听懂我的话就开始进行反驳。一个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的苏艾迪修士，说他很早之前就想出了用数字表达音阶的方法，他想以此来表明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鲜玩意儿。可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艾迪修士，况且他那套七音记谱法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和我发明的简单便捷的记谱法不可同日而语。我的记谱法可以用数字把音乐里的一切标识，如谱号、休止符、节拍、八度音、速度、音值等都表示出来，而苏艾迪的记谱法里就不能做到；当然，如果只是说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那么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也没什么不妥。但是，这几位先生不仅对这种原始发明评价过高，而且在谈到记谱法的内容时，简直不知所云，一派胡言。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略了变调和改变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用什么调来演唱，只要你在曲子开头换一个字母，整支曲子就可以根据你的意思记录下来并且变调了。这些先生们听信了巴黎乱弹琴的乐师的说法，认为变调演奏法是毫无价值的，他们依据这点，极力反对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他们说，我的音符适合用在声乐上，不适合用在器乐上。而实际上，我的音符不仅适用于声乐，更适用于器乐。科学院根据这几位先生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极尽溢美之词，但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没什么用处。我后来写了一本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把这件事情披露了出来，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这本书的插图。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为了正确评判一个专业的问题，一个人哪怕对各门科学的知识都很了解，但如果没有对这一问题专门进行研究，那他的判断远远不如一个知识浅陋但是对这一门学问有深入研究的人。对于我这套记谱法，只有拉摩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有些道理的。他从我刚向他解释我的体系的时候就看出了这其中的弱点。“你那些符号，”他对我说，“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这一方面是很好的，而且还能十分清楚地表现音程，用简单便捷的方式来表示复杂的东西，这些都是优于普通记谱法的地方。但是不足之处在于需要用大脑去思考，而大脑的运转速度显然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的。 而音符的位置十分明显放在前面，不需要用脑子去想。如果有一高一低两个音符，用一大串中间的音符把它们连接起来，我一眼就可以看出由此到彼的顺序变化的速度，而如果用你的记谱法，就要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拼出来才能弄清楚，根本不能一眼看出来。”我觉得拉摩的这个反对意见是无法反驳的，于是我立刻就表示了赞同。虽然这个反对意见既简单又明了，但是也只有造诣颇深的人才能说出来。当时没有一个院士能够想到这个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大学者尽管学富五车，但他们却不懂得每个人只能够审查自己本行以内的事物。

我结识了许多巴黎文坛中的杰出人物，这得益于我经常去拜访审查我论文的几位委员和其他院士。所以，当我后来进入学术界的时候，虽然在身份上是新人，但已经和他们结识已久了。而目前，我还是把所有心血放在记谱法上面，一心想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从而达到一举成名的目的；艺术领域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就一定能够让你名利双收。我关门闭户，连续好几个月废寝忘食，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把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成一本以公众为受众的通俗易懂的书。接下来困难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肯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因为要铸新字需要花很多钱。书商们是不愿意把钱投在新作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买面包的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博纳丰帮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和我签订了合同，利润平分，而出版所需的费用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件事情的结果是，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砸了，他没有赚到钱，我的出版税也白付了。第一版书出版后，我却没有拿到一分钱。虽然德封登神甫答应努力为我宣传，一些报刊也对这本书颇有好评，但是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我的记谱法最大的障碍，就是人家担心这种方法如果不能广泛运用，学的时间就算白费了。而我对此的解释是，我的方法可以使音符表达的意思更清楚，如果开始先掌握了我的记谱法，然后用普通的方法学音乐，反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为了拿事实说话，我免费为一位名叫德鲁琳的美国女人教音乐。她是罗甘先生介绍给我的。三个月之后，她就能看懂用我的音符记录下来的任何乐曲，甚至能看着谱子唱任何困难不太大的乐曲，比我自己唱得还好。这个实验的成功是十分惊人的，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如果是别人，一定会登报大吹特吹；但是我虽然有一些才能发明一些有益的东西，却没有自吹自擂的才能。

和上次的埃农喷水器一样，这次用记谱法发财的愿望也落空了。可是，这一次我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在巴黎街头，是没有办法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活下去的。在这种极端窘迫的情况下，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没有好好读过本书第一部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讶。前段时间碌碌无为，现在我需要休息一阵子。我不仅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悠闲地过起日子来；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从容地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花着我仅剩的那些钱，同时也没有放弃悠闲的享乐，只是在花钱上稍微谨慎了一点，我去咖啡馆的频率变成了两天一次，去剧院的频率变成了一周两次。关于寻花问柳的费用，我没有可以缩减的，因为我从没有在这方面花过钱，只有唯一的一次例外，后面我会说到。

虽然我手里的钱不够维持三个月的花费，但我却一个人生活的那么安闲愉悦，充满信心，这既是我生活一大特点，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迫切地想被人想起，这种强烈的愿望使我不敢去抛头露面，越是需要登门拜访的时候，我就越觉得这种拜访很无聊，甚至连那些院士们，以及那些我已经结识了的文坛前辈，我都不想去见了。只有马利伏、马布里神甫、封特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他们。我甚至给马利伏看了我创作的喜剧《纳尔西斯》。他很欣赏，并且很开心地对其进行了修改。狄德罗的岁数比他们年轻，和我差不多大。他喜欢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聊音乐，他还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就这样，没过多久我们两人之间就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十五年，要不是他不小心成为了一名作家，这种关系将会维持得更久。

谁也想不到在我不得不去乞讨面包之前所仅剩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我干了些什么：我利用这些时间来背诵大段大段的诗歌，这些作品我曾经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我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在卢森堡公园里散步，身边有一本维吉尔或者卢梭【2】的集子。我每天到午餐时间才离开公园，有时背一首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刚背熟了今天的就忘掉了昨天的，但我完全没有灰心的感受。我还记得，尼西阿斯【3】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通过背诵荷马史诗来维持生计。我要学习这种博闻强记的本领，好好锻炼我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背下来，以备将来穷途潦倒之时，靠背诵诗歌为生。

下棋是我消磨时间的另一个方法。如果我不到剧院去，那么下午就要到摩日咖啡馆去和人对局。勒加尔先生、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先生就是我在这里认识的。虽然和名家下了棋，可是我的棋艺却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但这并不能使我怀疑：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们。我认为，这足够让我靠它吃饭了。不管我迷上了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想法。我心里想：“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因为不管谁成了一个行业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只要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时来运转、一帆风顺。”我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脑子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我的懒惰。我一想到要奋发就必须做出巨大而又艰苦的努力，我就非常害怕。因此我极力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想要用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就这样，我安逸地等待钱财散尽；我深信，如果不是卡斯特尔神甫把我从昏睡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一定会散尽钱财走投无路。我有时会在去咖啡馆的途中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特尔神甫。他虽然有点疯疯癫癫，但确实是个好人。他看我这样整日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表示十分惊讶。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和学者们不赏识你，你就改变前进的方向，以女人为突破口。也许这条路会让你更容易成功。我已经在贝桑瓦尔夫人面前提起过你，你可以代表我去看看她。她为人很和善，你又是她丈夫和儿子的同乡，她一定很高兴看到你。你在她家里将见到她的女儿布洛格里夫人，她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人。我还在杜宾夫人面前谈到过你，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带给她欣赏，她很想见见你，会很欢迎你的。在巴黎，什么事都得依靠女人：女人仿佛是曲线，而聪明人就是渐近线；他们不断地靠近女人，却永远触及不到女人。”

拜访女人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是可怕的，像受苦役一样。我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访贝桑瓦尔夫人。她亲切热情地接待了我。布洛格里夫人一走进来，她就对布洛格里夫人说：“女儿，这就是卡斯特尔神甫向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格里夫人把我的记谱法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边看她演奏，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记谱法的。我一看她家里的挂钟显示快到一点了，就赶紧起身告辞，贝桑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太远，就别走了，留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毫不推脱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她们的谈话中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人的房里吃饭。贝桑瓦尔夫人为人是没话说的，但是却没什么知识，而且身上有一种出身波兰贵族的傲气，不懂得尊敬有才之士。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而不是根据我的服装来判断我；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但却十分整洁，看起来绝不是应该在下人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很久不到下人房间去了，绝对不想重新到那儿去。我也没有直接显示我的不快，只是对贝桑瓦尔夫人说，有一件小事急需我处理，我必须立刻回去，说着就要起身。布洛格里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对她耳语了几句，这些话很有用。贝桑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如果你赏脸跟我们一起用餐，我将很荣幸。”我觉得再端着架子就显得太不聪明了，于是我就留了下来。而且，布洛格里夫人的好意使我很感动，我对她产生了尊敬之情。我很乐意与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日后我们更熟的时候，她不会后悔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她们家的老友德·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酒桌上。他跟布洛格里夫人一样，讲着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词十分花哨，说一些高深莫测的隐语。而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显得相形见绌了。我非常识相地一言不发，没有卖弄聪明。要是我一直就这样安分就好了，我就绝不会跌进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因为我是这样笨拙，也没有在布洛格里夫人面前露一手，来证明我应该得到她的垂青。吃完饭后，我就又想起我那老一套了。我衣袋里装着一首我在里昂的时候写给帕里索的诗歌。这首诗本来就充满了热情，我朗诵时更加把这份热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他们三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大概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也可能确实是这样，我总觉得布洛格里夫人仿佛在用眼神告诉她的母亲：“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该跟你一同用餐，不该跟下人一起用餐，我说的没错吧？”在这之前我的心里总是不痛快，报复了他们一阵之后，我才感到痛快。布洛格里夫人更加觉得我很好，她认为我不久就会成为一个风靡巴黎的风流人物。

布洛格里夫人发现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她送给我一本某伯爵的回忆录，并且告诉我：“这本书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为人处世会需要它的，时不时地拿出来参考参考对你有好处。”我出于对布洛格里夫人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整整保存了二十年，但每次一想到这位贵妇人似乎认为我很有才华，我就不禁哑然失笑。我读了这本书之后，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这个油然而生的想法后来果然应验了：他后来成了我在文学界所结交的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

从此，我就敢于信赖贝桑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格里侯爵夫人了，她们既然这么关心我，就绝不会让我一直陷入困境的；后来证明我果然猜对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我是怎样去登门拜访杜宾夫人的，这次登门对我后来的经历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杜宾夫人是萨穆尔·贝尔纳和封丹夫人的女儿。杜宾夫人有姊妹三人，可以称之为三朵金花：拉·都什夫人跟金斯顿公爵私奔去了英国；达尔蒂夫人是孔迪亲王的情妇，而且，不仅仅是情妇，还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她性格温柔、忠厚、聪明、可爱，尤其是整天都是笑容满面的样子；最后是杜宾夫人，她是三姐妹中最美丽的，也只有她一人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行引得别人说闲话。杜宾先生待客殷勤，所以得以娶到了她。他盛情地招待了她的母亲，母亲十分感激，把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他安排了包税官的职位以及一笔丰厚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到杜宾夫人时，她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一边梳妆一边接待我，胳臂裸露在衣服外面，头发松松地披在肩上，衣着也凌乱着。这种打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忍不住手足无措起来；总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的慌乱表现似乎没有让她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因为她根本没有觉察到。她阅读过我的著作，现在见到了作者，她表示很高兴。当她谈到我的音乐计划时，能看得出她非常专业，一边唱，一边自己用羽管键琴伴奏。她还留我吃饭，让我坐在她的旁边。我如坠梦中，受宠若惊。她许诺我可以再去看她，于是我滥用起这个承诺来。我几乎天天都往她家跑，每周在她家里吃两三顿饭。我有很多话想对她倾诉，却总是不敢开口。有好几个理由加剧了我的胆小。走进富家豪族的大门，就相当于走上了亨通之路；从我当时的境况来看，我决不愿意发生差错让这个贵族的大门关上。杜宾夫人大部分时候都十分可爱，十分随和，但是有时也很严肃和冷淡，我在她的言行中找不出一点挑逗我让我胆大妄为的意思。她的门第，和当时巴黎跟任何一家比，都称得上是最豪华的，座上的宾客纵横各个领域，人数虽然不那么多，但也可以说是集各界之精华了：有大名鼎鼎的权贵，有叱咤文坛的文人，也有巴黎的美女。你在她家见到的，净是些王公贵族和各国的大使。洛昂王妃、弗尔卡基埃伯爵夫人、米尔布瓦夫人、布里尼约勒夫人、赫尔维夫人，这些都是她的朋友。封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里耶神甫、弗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尔泰先生，都和她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这些人常常在她家里用餐。虽然她一本正经的态度不怎么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她的座上客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有身份的、令人尊敬的人；在这些尊贵的人里面，可怜的让-雅克当然也就不敢怀有丝毫炫耀自己的心思。虽然我不敢说话，但也不甘心什么都不表达，于是我就大着胆子写起信来。一连两天，她都没有给我回信，什么话都不说。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她把信退还给我，当面用冷淡得使我心寒的语调对我说了几句规劝的话。我欲言又止，最后什么都没有说，我那一见钟情的爱的冲动和希望都纷纷幻灭了。我在很礼貌地解释了一番之后就又一如既往地继续和她相处。从此向她绝口不提一个字，甚至都不再放肆地看她了。

我以为人们已经忘记了我干的这件蠢事，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杜宾先生和前妻有一个儿子，弗兰克耶先生，也就是杜宾夫人的继子，他的年纪跟我和杜宾夫人差不多。他很聪明，长得也漂亮，而且野心勃勃。有人说他追求过他的后母。唯一的依据就是杜宾夫人给他娶了一个其貌不扬但是性格温和的媳妇。这个媳妇跟他们俩都处得非常融洽。弗兰克耶先生多才多艺，对音乐颇有造诣，这是我们之间交往的纽带。我经常去看望他，我也很喜欢他。突然有一天他突然暗示我杜宾夫人觉得我去拜访她的频率太高，让我以后别再去了。如果在她把我的信退回来的时候提出来这个委婉的请求的话，那倒还是合适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八九天，而且没有其他说得通的由头，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更加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因此不受弗兰克耶夫妇的欢迎。后来，我确实去得少了，而且如果不是杜宾夫人又突然有了出人意料的怪念头的话，我是绝不会再去的。因为她的儿子要更换家庭教师，有八九天的时间无人照管，她托我临时照应一下她的儿子。这八九天对我而言简直是活受罪，不过一想到这是杜宾夫人的吩咐时，就有了些安慰，咬着牙坚持下去。那个时候的舍农索就性格乖张，脾气暴戾，后因此让其家庭蒙羞，最后在波旁岛丧了命。在我照管他的那几天，我的任务是防止他做坏事，害人害己。虽然工作很少，但是我已经费尽心力，如果再叫我照看他一星期的话，哪怕是杜宾夫人以身相许，我都不干。

弗兰克耶先生和我成为了朋友，我们经常结伴学习。我们一起在卢埃勒先生家学习化学。我想离他更近，因此我从圣冈丹旅馆搬出来，住到维尔德勒路的网球场附近，网球场的对面就是杜宾先生家所在的普拉特里埃街。在那里，由于我对自己身体的疏忽，我患上了感冒，然后恶化成了肺炎，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在年轻的时候总要得这一类的炎症，比如胸膜炎，还有我最容易得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把所有炎症的名字都列出来了。这些病都曾使我徘徊在死亡边缘，足以让死神和我熟识了。我在病后休养的时候仔细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对自己的羞怯、软弱和疏懒表示十分痛恨；由于我的疏懒，尽管我心急如焚，却还是整日无所事事，经常处于贫困之中。在我得病的前一晚，我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罗瓦耶的一部歌剧，这部歌剧的名字我记不得了。虽然我经常推崇别人的才华，对自己的才华极度不自信，但是我还是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太软弱，没有热情，毫无创意。我甚至想：“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当我一想到编写歌剧的工作实在是太烦琐了，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高深莫测，所以一直不敢轻易尝试，连想一想都感到脸红。况且，去哪里找一个既愿意为我提供歌词并且愿意按照我的意思改词的人呢？我生病期间，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头，我甚至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写了一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曾写过两三首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愿意听我演奏的话，他们一定会惊叹的。啊！如果有人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下来，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的梦呓竟然是伟大的作品呢！

在我养病期间，这些音乐和歌剧的题材不时在我心里萦回，不过没有以前那么热烈。由于反反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下定决心要试试看能不能自己连词带曲独立写一部歌剧。这已经不完全是我第一次尝试了。我曾经在尚贝里写过一部悲歌剧，题为《伊菲克斯与阿纳克萨雷特》，我自己知道写得不好，于是后来投进火里烧掉了。后来我在里昂写了一部叫作《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我把它念给博尔德先生、马布里神甫、特鲁布勒神甫和其他几个人听了，尽管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配好了乐曲，而且达维看了之后说有些片段可以与彪龙奇尼【4】的作品相媲美，我还是把它烧了。

这一次，在动笔之前，我先费了好大一番工夫统筹了一下全剧的布局。我想在一出英雄芭蕾舞剧里，用三幕独立的场景表现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配上不同的音乐。我给这部歌剧取名为《风流的缪斯》【5】，因为每一个幕都是写一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我的第一幕的配乐十分刚劲，表现塔索【6】；第二幕的配乐十分缠绵，表现奥维德【7】；第三幕题为《阿纳克列翁》【8】，曲子中表现了赞美酒神的欢快气氛。我先用第一幕试手，怀着巨大的热情埋头创作，从这巨大的热情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作曲的乐趣。

有一天晚上，我刚要进剧院的时候，心里突然涌现出了灵感，急切地想要写作。于是我便把准备拿去买票的钱放回了口袋，赶忙跑回家关门闭户，把窗帘拉得紧紧的，不让半点光线透进来，然后倒在床上，我沉醉于灵感之中，只花了七八个小时就把那一幕的大致内容构思出来了。可以这么说，我对斐娜尔公主的爱慕（因为那时我自己就是塔索）以及我在她那位办事不公的兄长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和坚定的感情，让我度过了美妙的一夜，比让我真正躺在公主怀中还要美好。到了早晨，我所构思的乐曲只有很小一部分还记得，但是，就是这几乎被疲倦和睡意驱散的一小部分，也仍然能看出这些曲子宏伟的气势。

但是这次，我没有把创作歌剧一直搞下去，因为有其他事情转移了我的精力。我跟杜宾一家交往密切的时候，也会去看看贝桑瓦尔夫人和布洛格里夫人，她们也没有忘记我。禁卫军统领德·蒙台居伯爵先生刚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是靠巴尔雅克提携上来的大使。他的哥哥蒙台居骑士是世子的近侍，认识这两位夫人，也认识阿拉利神甫，他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我有时也和他见面。布洛格里夫人知道大使要寻觅一个秘书，于是推荐了我。我们面谈了，我提出要五十路易的薪金。因为担任这个职务，需要衣着华丽来撑持场面，我所要的薪金并不算多。可是他却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的薪金，去威尼斯的路费由我自备。这种条件是很可笑的，我们没法谈下去了。弗兰克耶先生又开始拼命挽留我，最终，我留下来了，蒙台居先生带着另外一个秘书走了。这个秘书叫福洛先生，是外交部派来的。一到威尼斯，他们俩就闹翻了，福洛发现自己的同事是一个疯子，转头就走。蒙台居因为身边只有一个叫比尼士的年轻神甫，他只能在秘书的指导下写写信，而不能胜任秘书工作，于是又想到了我。他的骑士哥哥十分精明，劝说了我很久，暗示秘书会有些别的收益，终于把我说动了，我就接受了一千法郎的薪金。又另外得到二十个路易的路费，于是我就动身了。

到达里昂之后，我原想从蒙塞里斯走以便顺路探望一下我那可怜的德·瓦朗夫人。可是一方面由于当时正在打仗，并且想省下一点路费，另一方面又要到正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的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所以我就走水路，从罗讷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坐海船。德·蒙台居先生因为缺不了我，接连写信催我赶紧动身，可是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延误了我的行程。

那时候墨西拿正在流行瘟疫。守在那里的英国舰队搜查了我搭乘的海船。使得我们在一个艰苦漫长的航程之后，又在热那亚被检疫隔离了二十一天。按照他们的规定，旅客可以自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点，可以留在船上也可以搬到检疫所去。不过他们事先告知我们，检疫所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了四周的墙壁之外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可是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因为船上酷热，空间狭窄，既无法活动，又多蚤虱。我被带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什么都没有，窗户、床铺、桌子、椅子这些一样都没有，想坐没有板凳，想睡没有稻草。他们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个箱子搬进房子里，然后就把大门锁上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层一层乱窜，一间一间走动，也还是感觉到十分无聊。

虽然很无聊，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跑来检疫所而不是留在船上。我像鲁滨孙一样，开始探索新的生活，准备像度过终身一样去度过那二十一天。我的第一个乐趣是捉虱子，这些虱子都是我从船上带过来的。我把全身上下的衣服换了好多遍，直到身上一个虱子都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布置我要住的那个房间。我用上衣和衬衫做成床垫，又把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成褥单，用睡衣当作盖被，卷起大衣当作枕头。接下来我把一个箱子放平当作凳子，把另一个箱子竖起来当作桌子。在桌上放上我带来的纸张和文具盒，用十几本书排成了一个小书架的样子。反正我把房间收拾得十分舒适，就是缺少窗户和窗帘而已。我在这座空荡荡的检疫所里，就像住在维尔德勒路的网球场一样便利。给我送饭的是两个掷弹兵，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我的饭菜，真是大有气势；我的餐厅就是楼梯，餐桌是梯口的平台，平台下的梯级是我的椅子；饭菜摆好之后，送饭的掷弹兵摇一摇铃，就算是请我入席了。在两顿饭之间的时间里，如果我不看书写字，也不布置房间，那我就会去新教徒公墓散步，这公墓就像是我的庭院；我爬到一个面对着海港的墓灯台上，眺望港口，看着船舶进进出出。像这样，我度过了十四天，要是没有法国大使容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像这样整整度过二十一天，完全不会感到厌烦。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上沾上了醋和香料，还被熏得半焦，信纸还消了毒，就是这样一封信让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这八天是在容维尔先生的家里度过的。在他家里当然要比在检疫所舒服很多。他对我十分热情友好。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很棒的人，带着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拜访了很多地方，玩得十分愉快，因此我跟他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也时常写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横穿了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旅途很愉快。我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终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等得十分着急。

一堆公文堆在我的办公桌上，这些公文有些是朝廷送过来的，有些是别的大使馆送来的，只要是用密码写的公文他都看不懂，尽管翻译这些公文的密码本他都有。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机关里做过事，也从来没见过使节的密码本，所以一开始我以为办起来会很棘手。但是等我真正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那么困难，我只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把所有的密函翻译完了。这些函件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密码，因为只有驻威尼斯的大使是个清闲的职务，像蒙台居这样的人，哪怕是最小的事情，别人都不愿意托他去办理。他在我来之前简直是束手无策，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也不会写，所以我的到来对他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他自己也察觉到了这点，因此对我很好。除此之外，他对我友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前任弗鲁勒先生因为神经失常而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接任馆务，而蒙台居先生到了之后，勒布隆先生仍然代为办理，一直到蒙台居先生熟悉馆务。蒙太居先生这个人虽然自己办事不力，但是却忌妒别人代办事情，所以他不喜欢这位领事。我到任之后，他就把大使馆秘书的职务拿过来交给我了。由于职务与身份是分不开的，于是他就给了我秘书的身份。我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一直是让我用这个身份和参议院及参议院的外交官员打交道。事实上，他不想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办事员当大使馆的秘书，而是想要自己人担任这个职位，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让我的处境变得十分轻松惬意，可以防止他那些意大利籍的雇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权夺利。我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力来维持大使的特权。比如，好几次使馆区被人侵犯，都被我及时制止了，而这些事情，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没有办法阻止的。除此之外，我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虽然包庇匪徒可以得到好处，而大使阁下也可以从中分得一部分好处。

大使阁下甚至厚着脸皮要求分享一份秘书处那些称为“办公费”的外快。当时正赶上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很多护照。每份护照都是秘书办理和副署，并需要支付给秘书一西

昆【9】。我的所有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收取一西昆，不管对方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惯例不公道，所以，虽然我不是法国人，但是我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一西昆的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是一定要收取这个费用的。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弟弟斯科提侯爵派人来要了一份护照，但是却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给我，于是我就派人向他索取。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之后，来办理护照的人全都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说的话是极其难听的南腔北调，他们自称是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勃艮第人。我的耳朵这么灵，是绝对不会受骗的，没有一个意大利人能少交一个西昆，也没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台居先生本来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居然愚蠢地把我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两个字，他就竖起了耳朵。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一西昆护照费却要求我和他平分。我十分愤慨了，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我生气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而是觉得他太卑鄙了。他还坚持要我接受他的要求，于是我就发火了：“不，先生！您有您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请把属于我的利益留给我，而我的利益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眼见没法分到钱，就又想了一个办法，不知羞耻地对我说，既然他给了我办公费，那么办公室的开支就应该由我负担了。我不想在这一点上跟他斤斤计较，于是我自掏腰包，买了办公室用的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还花钱叫人另刻了图章。他一分钱都没有补贴我。但是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士神甫，他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从来没想过要分这些钱。他对我很真诚友好，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友好，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我觉得业务没有原先所想象的那么难办。一开始，我怕我是个新人，大使自己也是个新人，而且他又无知又固执，只要我出于我的良心想为他和国王做一点有利的事情，他都要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明智的一件就是，他和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关系很好。马利侯爵为人能干精明，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牵着蒙台居的鼻子走。可是他出于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给蒙台居先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如果蒙台居先生在工作中不那么自以为是的话，这些忠告都是非常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好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让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嘴上说着忠实地保持中立的立场，暗地里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输送兵源，谎称是逃兵。我相信蒙台居先生是想对威尼斯共和国示好的，所以他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强调威尼斯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又固执又蠢，总是要求我写很多荒唐的文件，做很多荒唐的事情。既然他要求这样，我也只能照做。可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甚至难以进行下去。比如，虽然一点都没有保密的必要，但是他一定要在给国王或者外交大臣的报告里全部用密码。我告诉他，朝廷上的公文要求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根本没有时间用密码写。而且我还有许多信件要写，这些也都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了个棒极了的法子，他让我星期四就给第二天要到的文件拟好复文。他自己觉得他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所以，虽然我跟他说这太荒谬了，根本行不通，结果他还是让我这么做。我在他手下任职的一整个时期里，我先要把他在一周内告诉我的零零碎碎的话和我无意中听来的微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根据这点材料，在每个星期四早晨把星期六要发出复文草稿送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基础上匆匆忙忙地做点增补或者修改。他还有个有趣的怪癖，把他的函件变得可笑得难以置信：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发回到原来的地方，而不是往外发。他向阿默罗先生【10】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11】报告来自巴黎的消息，向达弗兰古尔先生【12】报告来自瑞典的消息，给拉·什塔尔先生【13】报告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他有时还要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是让我稍微修改一下词语。在我送给他请他签署的文件中，他只粗略地看一下发给宫廷的呈文，给别的大使的公函他看都不看就签上名字，这让我有了一点点自由，能把给大使的公文照我的意思修改，至少能达到交流消息的作用。但是我想修改最重要的文件是不可能的。他不时心血来潮在公文里加一些他临时想到的别出心裁的话，这就让我不得不再重新匆忙把他胡诌的话加上去，再用密码把全文重抄一遍。有很多次为了他的荣誉，我真的很想用密码写进一点其他的话。但是我又觉得这样不忠于他的原话没什么道理，所以最后还是照他的意思办，后果由他自负。而我也不过是向他坦率进言，好好尽我的职责而已。

我始终这样正直热诚地工作，的确值得从他那里得到不同于他给我的回报。上天赋予我善良的本性，我又受过善良女人的教导，自己也曾努力地修身养性，现在正是我表现我的天性、教育和修养的时候了，而事实上我也正是这样做的。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没有人指导，又没有任何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周围都是一些无赖，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不让我的善良来衬托出他们的丑恶，便极力怂恿我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坚决不这样做。我用心为法兰西服务，虽然我对法兰西没有任何义务可言，但是我还是全心全意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凸出的岗位上，做得令人无话可说，所以我理应并且也确实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和所有与我们通信的大使们的尊敬，也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尊敬，包括那个被我顶掉的领事。我知道我做的很多工作原本都是属于他的，实在是很抱歉，尽管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比乐趣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