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 / 3）

德·蒙台居先生毫无保留地信赖马利侯爵，马利侯爵指点他职务上的事情，所以蒙台居对自己的工作毫不上心，要不是有我的帮助，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都不会感到有一个大使的存在。在他们需要保护的时候，大使总是直接把他们打发走，甚至不听他们说话，所以他们也就对大使灰心了。在此之后，再也没有法国人跟在他后面或者和他吃饭了，因为他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我经常帮他做一些本应是他做的事情：求他或求我办事的法国人，我都竭尽所能帮助他们。在任何别的国度里，我可能会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的地位不高，我见不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因此常常要找领事帮忙。这位领事的家安在了这里，所以办事的时候总是有所顾忌，因此不敢放手做他想做的事情。当我看到他办事时畏首畏尾的样子，我就大着胆子去交涉，其中有好几次都成功了。有一次交涉，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好笑。谁都想到巴黎的戏迷能够看到科娜琳和她的姐姐卡米叶全是我的功劳。这是真实的事情。她们的父亲维洛勒茨已经代表他和两个女儿和一个意大利戏班签订了合同；可是他在收到两千法郎的路费之后，不但没有动身去戏班，反而悄悄地跑到威尼斯来，在圣·吕克戏院演出；科娜琳当时虽然还是个孩子，但是已经有很多人捧她了。热弗雷公爵以王室首席侍从的身份给大使写了一封信，派大使去找他们父女。德·蒙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唯一的指示只有三个字：“你看看。”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去和圣·吕克戏院的贵族进行交涉。我记得这贵族大概是叫朱斯提涅阿尼，让他辞退维洛勒茨，理由是维洛勒茨已经确定了要为国王演出。勒布隆没有把我交给他的事情放在心上，把事情办得很糟糕。朱斯提涅阿尼闪烁其词，维洛勒茨也没有被解雇。我很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坐在一只平底的小船上，让人带我去朱斯提涅阿尼的公馆。所有看到我这儿只挂着大使馆旗号的船的人都吃了一惊：这种事情在威尼斯是前所未有的。我走进朱斯提涅阿尼的公馆，让人通报说有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求见。我一被引进客厅，就摘下面具，报上了我的真名。那位参议员吓得脸色惨白，手足无措。“先生。”我用威尼斯的语调对他说，“非常抱歉打搅到了阁下。但是在你的圣·吕克戏院里有个叫维洛勒茨的人，他已经签了合约，要为法国国王服务了。我们曾派人来索要他，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这次，我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向你要人。”我这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我一离开，这个人就跑去把他的遭遇向大法官报告，被大法官一顿臭骂。维洛勒茨当天就被辞退了。我派人告诉他，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把他抓起来。于是他就乖乖地动身了。

还有一次，我单枪匹马，几乎没有靠任何别人帮助解决了一位商船船长的困难。这位船长的名字叫作奥利维，是一位马赛人；船的名字我忘记了。他的船员曾跟共和国雇佣的斯洛文尼亚人吵架，并且发生了打斗，于是船被扣留了，受到了严厉的处分，除船长以外，任何人不得许可不准上船或者下船。船长请求大使帮忙，大使没有搭理他；他跑去找领事，领事说这不是商务方面的事情，无权过问。船长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找到了我。我对蒙台居先生说，他应该准许我为这件事发一份备忘录给参议院。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否同意这样做，也忘记了我是否提交了备忘录，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的交涉没有任何作用，船还是继续被扣留。我不得不又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成功了。我的新办法是：把这件事情写成报告插进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我也花了不少气力才得到蒙台居先生的同意。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然不需要接受拆开检查，但是在威尼斯却经常被人拆检。我有确凿的证据，我发现日报上的很多消息都是一字不改地照抄我们的公文。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曾向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没有什么举措。这次我把扣押船只的案件插到公文里，就是要利用他们拆检公文的那种好奇心，等他们拆开信件后看见我的报告后一定会感到害怕，然后他们就不得不释放被扣的船只，如果这件事情真要等候宫廷下了指示之后才交涉的话，船长早就破产了。我做完这些之后，还亲自到商船上去讯问船员。我请了领事馆主任秘书巴迪策勒神甫和我一起去。他勉强答应和我一起去，那班可怜的家伙生怕得罪参议院。因为有禁令，我不能上船，于是就待在我的平底小船上一边做笔录，一边大声地挨个讯问船员，引导他们说出有利于他们的话。我本来是请巴迪策勒神甫发问并且做笔录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可是他怎么都不同意，不仅一言不发，而且也不太愿意在笔录上副署自己的名字。我这种做法虽然有点冒失，但是效果很好，在外交大臣回复之前商船就被释放了。船长要给我送礼，我温和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请你想想，我连现成的护照费都不向法国人收取，难道借着国王对你的保护来牟取私利吗？”他极力邀请我在船上吃饭，我同意了，还邀西班牙大使馆秘书卡里欧和我一同前去。这位卡里欧是个聪明人，后来担任过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和代办，我在当时像我们的大使们那样，与他相处得很和睦。

当我毫无半点私心，尽力做好我所能做的一切事情的时候，如果我把所有事情的细节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细致周密，既帮助了别人，自己也不至于吃苦头，那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处在这样的岗位上，稍有差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做事情，避免在工作中出现疏漏。凡是工作中由我负责的事，我都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我只是在匆匆忙忙地翻译密码时犯过几个错误，阿默罗先生的属下曾抱怨过一次。除此之外，不管是大使还是任何别人，都没有说过我工作中有任何疏漏。像我这样大大咧咧的人能做到这样也算不错了。然而，在负责的一些私人事务中，我却经常健忘，粗心大意，由于我办事公平，所以总是自己吃亏，绝不等到别人先抱怨我。举一个例子，这件事和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回到巴黎之后。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塞罗，他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扎勒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写给鲁塞罗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扎勒托从他那儿买了假发。鲁塞罗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要回一点钱。我们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不还了；你如果逼他们还钱，他们就一直拖着，倒霉的债权人耗尽时间和金钱之后，不得不放弃，或者被几个钱打发掉。我请勒布隆先生去跟扎勒托谈判，扎勒托承认了借钱的事情，但不肯还钱。折腾了一番之后，他最后答应还三西昆。当勒布隆拿着借据到他那儿的时候，说好的三西昆还没有准备好，只好继续等着。在这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整整齐齐放在办公室，唯独鲁塞罗的那张借据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坚称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知道他为人正派，他说的话是绝对值得相信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这张借据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既然扎勒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想办法要回这三西昆，给他一张收据，或者叫他再重新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扎勒托知道借据丢了之后，对两种办法都不接受。我只能自己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塞罗，来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接受，把债权人的地址给了我，让我到巴黎去跟债权人商量。那个假发商知道了这些事之后，索要他的借据，否则就按照借据上写的金额还钱给他。我当时气极了，真想想方设法把那张借据找到！最后我只能付了二百法郎，而且还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丢失借据反而让债权人要回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借据找到了，他恐怕连扎勒托·纳尼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要不回来！

我自信我在这种职务上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很感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里欧和我不久之后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图纳交往，或者闲暇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娱乐和看戏，以及与他们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工作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并不十分烦琐，而且还有比尼士神甫做助手，但是因为要处理的公文数量很多，再加上是战争时期，我还是相当忙碌的。我大部分工作都在上午完成，碰到有邮班的日子，我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他时候，我就埋头研究我正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开始的成绩，以后获得较好的任用。对于我的工作，所有人都赞不绝口。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赞扬我的工作态度，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一句抱怨。后来他之所以暴怒，完全是因为我多次诉苦都没有效果，执意辞职的缘故。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都在他面前称赞他的秘书。对于这些夸奖，他原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他那古怪的脑子却想的完全相反。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赞我，竟然气的一辈子也不原谅我了。这件事我要花点工夫好好说明一下。

他这个人缺乏自觉性，就连在星期六差不多所有公文都要发出的那一天，他等不到所有工作完成便要出门。他不停地催促我，要我把给国王和大臣的报告发出去。而他自己匆匆忙忙签了字以后，就不知所踪了，留下来的大部分函件都没有签署。如果函件内容只是一些消息的话，我还可以把它们改成通报，可是如果内容涉及国家大事，就一定要有人签署，也就是说只好由我来签了。我们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万森先生那里收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我就这样办理了。那时罗布科维茨亲王【14】正带兵向那不勒斯进军，嘉日伯爵从容不迫地转移了阵地。这是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但是知道的欧洲人不多。情报上说，有一个人——万森先生把他的面貌特征都说明了，已经从维也纳动身，经过威尼斯，潜入阿布鲁士地区，在那里煽动民众，让他们在奥军到达时闹事，里应外合。蒙台居伯爵不管事，而且他也刚好不在家，我就把这情报直接转发给德·洛比塔尔侯爵【15】了。情报转得非常及时，波旁王朝之所以能保全那不勒斯王国，也许还多亏了我这个经常挨骂的让-雅克呢。

德·洛比塔尔侯爵在感谢他的同事蒙台居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和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本该自责自己贻误军机的蒙台居伯爵却认为这番夸赞之中含有指责他的意思，所以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很不高兴。我曾经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那时候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有参议院有时会派专差给他的外交官送信，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顺便把信带给大使的同僚。通常来说，通知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不把蒙台居先生放在眼里，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能越俎代庖，在他不在的时候替他写信寄出。德·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中总要提到我，对我赞不绝口；容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要夸赞我一番。蒙台居先生对此很不高兴。

我承认，我从不放过出头露面的机会，但我也从不乱出风头。我觉得，只要好好工作，想得到人们的赏识，好人褒奖是天经地义的。我不认为我的尽忠职守是大使对我不满的真正原因，但是我可以肯定，直到我们分手的那天为止，他所历数出来的对我不满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一点都没有大使馆的样子，里面都是些品行不端的流氓，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到欺负，意大利人却耀武扬威；甚至在意大利人中，长期在大使馆工作的好员工都被无端辞退了，比如大使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勒伯爵手下就是第一随员，我记得他的名字叫贝阿提伯爵，或者是和这个差不多的名字。德·蒙台居先生的第二随员是他自己挑选的，名叫多米里克·维塔利，这人原是芒杜城的一个恶棍，而蒙台居大使却把大使馆的总务交给他负责。他用曲意奉承和不择手段克扣雇员的薪水取得了大使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和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吃了很多苦头。对于坏人而言，正人君子正直的眼光就能使他们提心吊胆；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使他对我的怨恨变得更加深刻。我一定要把这个原因说出来，让大家来判断是不是我真的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按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中的每一个戏院都有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间，他指定要去哪个戏院看戏，他选完了之后是我选，其余包厢再由其他随员们挑选。我出门时就拿走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就让自己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选的那个房间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把这个房间分配掉了。我很生气，特别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汇报了他去要钥匙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先生，”我对他说，“你明天在拒绝我的侍仆拿钥匙的那个时间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那些看见我受侮辱的人的面向我道歉；否则后天无论如何我们中必须有一个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让他恐慌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果真公开向我道歉了，那种谄媚恭顺的样子只有他能做得出来。但事实上他表面对我卑躬屈膝，暗地里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最后他虽然没能煽动大使辞退我，却逼我不得不主动辞职。

这样一个卑鄙的小人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知道我身上哪一方面是可以被他攻破的弱点。他知道我对于无心的过错是极端宽厚、温和的，而对于有预谋的侮辱则毫不手软；他知道我在处理公务的时候是很认真严肃的，不仅时刻注意对别人敬重，而且也要求别人对我尊重。他就从这方面入手，终于让我忍无可忍。他把大使馆弄得乌烟瘴气，把我为了处理好上下级关系、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而制订的规章制度破坏无遗。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用严格的纪律来努力维持住的那点庄严肃穆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流氓集聚、藏污纳垢的场所。他设计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来担任这个职务，这人之前是在马耳他十字街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狼狈为奸，在大使馆里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就连大使的办公室都没那么整洁了，而且整个大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让正人君子受得了。

大使阁下通常是不在大使馆里吃晚饭的，我和我的随员们晚上就单开一桌，比尼士神甫和其他随员们也和我们一起吃饭。就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餐具干净整洁，桌布也不是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桌上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用的是锡碟子和铁叉子。吃饭反正是在饭馆里，倒也就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平底小船都没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平底小船，不然就只能步行。从此以后，除了到参议院外，我都没有大使阁下的仆役跟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的一些事，闹得满城风雨。大使手下的官员们都大声抱怨。事情虽然都是维塔利引起来的，他却抱怨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这种不成体统的嘲弄，我比谁都难堪。整个大使馆只有我一个人不肯把家丑外扬。我在大使面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他的人，也埋怨他本人，而他却背后使坏，每天总给我一个新的侮辱。为了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面前维持体面，为了穿的有面子，我不得不多花钱，我的薪金全都花光了。每次我一向他要钱，他就大谈他是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这两样东西能代替钱买到一切似的。

那两个恶棍最后竟然让他们那位头脑本来就不太清楚的主人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们怂恿大使不断地买古董，使他血本无归。明明是上了别人的当，他们非告诉大使是赚钱的交易。他们撺掇他花了两倍的钱在布伦塔河岸租了一所别墅，他们和屋主平分了他多付的钱。别墅里的房间都按照当地的习惯镶嵌着瓷砖，配有华美的大理石做成的圆柱和方柱，蒙台居先生却花了不少钱，让人把这些用杉木板盖起来，唯一理由就是在巴黎房间都是钉上一层护墙板的。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准他的见习随员佩剑，不准他的随身侍役执仗，理由和前面说的相似。他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人，他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看我不顺眼，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一向公事公办。

他暴躁的脾气，粗暴的对待，我都尽力忍受了，我把那当作是他性情脾气的问题，而不是出于仇恨。但是，我一旦发现他有意要剥夺我由于尽忠职守换来的那点荣誉的时候，我就再也不能忍了。我第一次发现他存心挤对我，是在他宴请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和他的家属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座位。我没有生气，但是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地天天都和大使一同吃饭，所以即使是摩德纳公爵亲自要求不让我同席，为了大使阁下和我本身职位的尊严，你也应该拒绝。”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这一次的宴会连我的随员们都不同席，而你只是个小小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都不是，还想与国家元首同席？”“没错，先生，”我反驳说，“我的这个高贵的职位是阁下赋予的，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随员，那些贵族或自称贵族的人，都要高一级。他们出席的场合我能出席。你应该知道，将来你任满回国的那天，仪节和自古以来的习惯都规定我要穿着礼服跟在你后面，在圣马克宫的宴席上与你同席。我不明白，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国王和参议院的公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宴请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虽然我的理由无法被反驳，大使却始终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机会再为此争执，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赴宴。

从此以后，他就一直给我找些不痛快，给我不公平的待遇，极力剥夺属于我的职位的许多小特权，让他那亲爱的维塔利去享受那些特权。我确信，如果他想要让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一开始他让比尼士神甫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竟然让他来给莫尔巴先生写奥利维船长案件的报告了。这案子明明只有我一个人参与，可他在报告里却绝口不提我，甚至连附在报告里的笔录副本，也只字不提那是我写的，反而说是帕巴蒂策勒写的，其实帕巴蒂策勒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想排挤我，讨他那个宠儿的欢心，倒不是想脱离我。他也知道，想找一个人接替我不可能像当时我接替福洛先生那么容易了。福洛先生已经把他的劣行到处宣扬开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来替他办理参议院的公务，因为参议院的复文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他需要的这个秘书既能为他办理公文和事务，不需要他操心，而且还要对他那些无能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膝。因此，他又要把我留在身边，又要排挤我，把我放在离我的祖国和他的祖国都很远的土地上，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做得不那么过分，也许他会达到目的。然而维塔利却另有图谋，他要逼我下决心走人，最后他成功了。我发现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大使对我的辛勤工作不仅不表示感谢，反而还百般刁难，我不仅在馆内感到不快，在馆外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不管他善待我还是亏待我，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好处。于是我打定主意，向他请了长假，同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找一个新的秘书。他对于我的辞职，不置可否，态度一如往常。我看情况并没有好转，而且他也不积极找人接手，就写信给他的哥哥，详细说明情况，请他转告大使阁下准我辞职，并且强调说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候了很久都没有收到回信，我开始觉得为难了。但是最后大使收到了他哥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用词一定很难听，因为他虽然平时喜欢发脾气，但我从来没看见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先用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然后无话可说，就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哑然失笑，用嘲讽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威尼斯能有一个傻子肯花一个埃居来买这种东西。这个回答把他气得口吐白沫，他装模作样喊他的仆从来，要把我从窗口扔出去。直到那个时候，我都是很镇定的，但一听到这话，我也就发起火来了。我跑到门口，把插销一拉，把门从里面锁起来，然后踱着方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伯爵先生，别这样，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不必惊动你的仆从。”我的行为和我的话让他冷静了下来，他的举止表现出他很害怕。我看他消气了，就说了几句话向他告辞，然后，不等他回话就把门打开走了出去，昂首挺胸地从他的仆从身边走过。仆从们照例站了起来，看样子，与其说他们会站在他那边，倒不如说是站在我这边。我没有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走下了楼梯，离开了大使馆，永远不回去了。

我直接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告诉了他事件的经过。他并没有很惊讶，他清楚大使的为人。他留我在家里吃了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准备的，却十分丰盛。威尼斯所有有声望的法国人都在座，但没有一个大使的人。领事把我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听了，都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一叫当然不是在同情大使阁下。大使阁下没有结算我的薪金，一分钱都没有给我，我全身上下只有几个路易，回程的路费都凑不齐。这时大家都解囊相助，我在勒布隆先生那里拿了二十几个西昆，在圣西尔先生手里也拿了这么多钱。除了勒布隆外，我和圣西尔先生最亲密。其他所有的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启程期间，我住在领事馆秘书家里，以此向社会证明，法国人并不都像大使那样对我不公。大使看到我丢了差事反而更受大家欢迎，而他虽然是大使，却被大家冷落，感到十分生气，完全没了理智，所作所为简直像疯子一样。他竟然不顾体统，给参议院发了一个公函，要求逮捕我。我一得到比尼士神甫给我的这个消息，反而决定再多待十五天，不像原本打算的那样，第三天就启程。大家看到我这么做都很赞成，我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敬佩。参议院官员对大使的那份莫名其妙的公函，不屑于答复，并且托领事转告我，我想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在乎一个疯子的看法。我照旧去看望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友好地接待了我；我又去向那不勒斯的大臣费罗奇蒂伯爵辞行，可是他不在家，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他极其客气地回了我一封信。最后，我终于启程了，虽然手头很拮据，但没有留下很多债，只有上述两笔借款和另外一名叫作莫郎狄的商人的五十几个埃居，卡里欧替我还了这笔钱，虽然后来我们常常会面，我却没有还给卡里欧，而其他的两笔借款，我后来一有钱就立刻还清了。

我在离开威尼斯之前不得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活动，至少要谈一谈我在威尼斯的时候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活动。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在我少年时代，很少参与这种符合年龄的游戏，或者说，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说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也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工作繁忙，我也没有寻欢逐乐的机会。不过，我对那些无伤大雅的简单的消遣更有兴趣起来。第一个消遣也是最愉快的消遣，那就是和一些有才之士交往，如勒布隆、圣西尔、卡里欧、阿尔图纳先生，还有一个孚尔兰地方的绅士，我很抱歉忘了他的名字，但他那可爱的外表，每一想起都让我触动很深。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里面，他和我是最心有灵犀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密切，他们都才气横溢，和我们一样爱好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妻子、女友或情妇；他们的情妇也大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里唱歌跳舞或者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因为我们有对美的追求，又有艺术才华和对戏剧的鉴赏力，因此我们觉得赌博这种娱乐太乏味了，它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巴黎的人们对意大利的音乐是有成见的，我本来有这种成见，但是大自然赐予了我一种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的音乐产生了一种只有知音才能感受到的那种热爱了。我听到了威尼斯的船夫曲之后，觉得之前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之后，我又对歌剧深深地着了迷，以致当我一心想听演唱时，如果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我就会偷偷地抛开同伴跑到一边去。我自己一个人在包厢里尽情领略歌剧的魅力。虽然歌剧很长，我也能一直听完。有一次，在圣克里索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比在床上睡得还熟。清脆洪亮的歌声也不能吵醒我。但是最后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那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带给我的那种美妙的感受，有谁能表达出来呢？我一下子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妙的觉醒，多么迷醉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觉得我仿佛置身天堂了。那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忘不掉，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那个美人细心呵护我，

她的柔情温暖了我的心。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之后还真就被我弄到了，而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不过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曲子是不一样的。音符虽然相同，但是给人的感受却不一样。这支奇妙的歌曲永远只能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就像它惊醒我的那天唱的那样。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音乐还要好，不仅是在意大利，哪怕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善堂音乐”。所谓“善堂”，就是一些慈善机构，是为了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而设立的，这些女孩子们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要么出嫁，要么进修道院。在这些女孩子学习的技艺之中，音乐排在第一位。每个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祷时都有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的圣曲，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大师，演唱者全是女孩子，年龄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都站在按着栅栏的舞台上演唱。我真想象不出哪种音乐能如此悦耳动人：内容的丰富、曲调的幽雅、嗓音的婉转、演奏的精准，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与宗教的气氛不那么协调，但是我深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被打动。卡里欧和我对芒迪冈蒂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止我们两个人。那个教堂里充满了音乐爱好者，就连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听她们演唱来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讨厌的栅栏，只听得到歌声，却看不到那些美若天仙的女子，我老是这样抱怨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说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好奇，非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不可，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请你在学校里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这话一天没有践行，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急切想见到的那些美女的大厅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著名的“歌手”一一向我做了介绍，“这位是苏菲……”，这位苏菲长得令人作呕；“这位是卡蒂娜……”，卡蒂娜长了一脸麻子……几乎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勒布隆先生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忍不住发笑。然而我发现也有两三个女孩子长得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感到失望极了。在吃点心的时候，人家捉弄她们，她们也都开心地大笑。丑陋并不影响心灵美，我发现她们的心灵都很美。我心里想：“没有心灵美就不能唱出如此美妙的歌，她们的心灵是很美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等到我走出“善堂”时几乎爱上了所有的丑姑娘。我依然觉得她们唱得很好，她们的嗓音掩盖了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看到了什么，硬要把她们想象为美人。

在意大利听音乐十分便宜，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意欣赏。我租了一架管羽键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和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我最爱的歌曲。我在家里把我的《风流的缪斯》里的合奏曲试着演奏了几段。也许它们真的很动听，也许是人家故意要奉承我，圣约翰·克利索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教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首曲子。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首曲子由那个知名的交响乐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伴舞。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特别可爱，由我们的一个西班牙朋友法戈亚加抚养的，我们常在她家举行晚会。

谈到女人，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里，不可能有人和女人没有沾染。可能会有人问我：你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吗？我回答：有，我正要说这些事呢。我会用和过去同样坦率的态度来忏悔。

对于娼妓，我一直是厌恶的，可是我当时在威尼斯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大部分当地的人家我都接触不到。勒布隆先生的三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不容易亲近，而且我太尊重她们的父亲和母亲了，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打她们的主意。我倒更喜欢一位名叫卡塔尼奥的姑娘，她是普鲁士国王外交代表的女儿，可是卡里欧已经爱上她了，甚至已经谈婚论嫁了。卡里欧很阔绰，而我却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路易，而我的薪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夺人所爱外，我还知道无论在哪里，尤其是在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像我这样囊中羞涩的人，是不应该花钱去搞风流韵事的。我还没有摆脱掉用伤害身体来满足欲望的习惯；而且我太忙了，天气又太热，所以并没有强烈的生理需求。所以在威尼斯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都和之前在巴黎的时候一样老实，直到十八个月后离开这里的时候，除了下面所说的两次特殊的机会外，我都没有接触过异性。

第一次机会是大使馆里的红人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向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有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他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那么冷淡，他们说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如何温存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能和她们相比的妓女。维塔利说我一定要结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女人，他说他愿意带我去，并且保证我一定会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忍不住笑起来了；而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皮阿蒂伯爵以一个意大利人少有的那种坦率态度对我说，他觉得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敌带我去逛妓院的。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从没有往这方面想。可是，尽管如此，我最后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他拖去了。这完全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因为一时软弱，怕表现出对别人的不信任，也像当地人说的那样，为了不至于显得太迂腐。我们去见的是那个潘多阿娜姑娘，她长得很漂亮，甚至可以说得上美，可是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美。维塔利把我带到她那儿就走了。我打发人买一些冰糕来，让她唱了会儿歌，待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拿出一个杜卡特【16】放在桌上就准备走了。但是她的心理奇怪得很，她说没有做那种事，就不接受这一个杜卡特；而我也傻得出奇，一听便立刻和她做了那种事，使她顺理成章地得到报酬。我回到使馆之后，觉得自己染上梅毒了，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找一位外科医生来给我看病。连续三个星期，我精神上的不安简直无可比拟，可事实上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症状来让我感到精神不安。我就不能想象有谁从潘多阿娜姑娘怀里出来会不被感染。哪怕那位外科医生尽全力向我解释，也不能使我安心。最后他告诉我，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容易感染，我这才相信了。医生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少去寻花问柳，所以我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不过，虽然医生都这么说了，我却仍旧没有放纵自己。我敢说，我从来没有滥用过我的这种得天独厚。

我第二次艳遇的对象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是不管起因还是后果，都和第一个的性质迥然不同。我前面已经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请我吃过饭，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一起去。我本以为会受到礼炮和船员列队欢迎，但是一声礼炮也没有响。这让我很不高兴，我发现卡里欧也很生气。可不是吗，在商船上，那些身份比不上我们的人还受到礼炮欢迎，何况我觉得我为船长尽心地办了事情，理应得到他的另眼看待。我的情绪无法掩饰，因为我一向不加掩饰自己的内心，尽管菜肴很好，奥利维也殷勤招待，我一入席就面露愠色，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

到了第一次祝酒的时候，我想，这下总该有礼炮了吧。可还是没有。卡里欧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嘟嘟囔囔像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看见一艘平底小船越来越近了。“天啊，先生。”船长对我说，“当心点，你的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平底小船刚靠近我们的船，只见走出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光彩照人，穿着艳丽，步履轻盈，三下两下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坐在了我的身边。她妩媚活泼，头发是棕色的，年龄最多不过20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是她那语调就够叫我晕晕乎乎的了。她边吃边说个不停，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有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坐，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窒息。她那双只有东方人才有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放进了我的心里，虽然一开始的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欢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尽管有许多人看着，但还是需要那个美人亲口让我不要慌乱，才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可以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痴迷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那股亲热劲才缓和了些，但是她的活泼并没有稍减。她把让她那么兴奋的原因告诉我（谁知道是真是假），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纳海关关长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把我错认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他，现在依然迷恋他。可她只怪自己太傻，抛弃了布雷蒙，现在她就要拿我来代替布雷蒙了，她说她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因为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想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如果她把我抛弃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忍耐。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把我当作下人一样，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和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一照办。她叫我去把她的小船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小船，我马上就去照办了。她叫我把位子让给卡里欧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说了很久，我也就任由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立刻到她身边。“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意思。要是你觉得腻了，你随时可以走，万万不可以人在心不在。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情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很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可她自己却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的样子，很明显她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她要别人为她付账，我看，不过是出于爱慕虚荣。人家捧她，她才感到开心。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和她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妆台上有两支手枪。“哎呀！”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香粉盒子。请问这是用来干吗的？我看你有的是厉害的武器，比这玩意儿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更加妩媚、天真、高傲的表情对我们说：“我不爱的人，我也好声好气对待他们，只不过他们需要多花点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麻烦，这是很公平的。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但不能忍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不尊重，我就给谁一枪。”

我和她分别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准时到达，只见她穿着一件只有南欧人才穿的妖艳的便装。这种便装虽然我记得很清楚，但是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那就是这种便装的袖口和胸口都镶着缀有玫瑰色绒球的丝线。这就把她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种便装是威尼斯的时装。这种衣服穿在身上是如此美丽动人，可是居然没有传到法国，我感到非常不解。对于即将感受到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难以想象的。我有时回忆起拉尔纳日夫人的时候，还会感到如痴如醉，但是，要是和我的朱莉达比起来，她真是又老又丑还很冷漠！这个迷人的姑娘到底有多么妩媚风流，读者不要试图去想象，因为你永远也想象不到。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嫩，后宫里的妃嫔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美丽动人。这样的美女，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没有享受过。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我渴望得到的幸福，却又在我的混乱的脑子放进了毒害这种幸福的毒药。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反映出我的本性的话，那就是我接下来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现在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因此我要努力抛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正经。不管你是谁，你如果想了解我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完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像是走进爱与美的神庙，仿佛她就是美神和爱神的化身。我绝对不相信，你领略过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之后，会不产生爱慕之情。当我刚刚开始和她亲昵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她的媚态与爱抚是如此甜蜜，唯恐失去这个果实，便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我的全身燃烧，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中奔流，我的两腿发软，几乎晕倒，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像个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哭泣的原因，谁能猜到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即将占有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身体、她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她善良高贵，可爱美好。王公大人只配做她的奴隶，手拿权杖的君主都应该拜倒在她的脚底。然而，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让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然支配着她让她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的才能她又不能明白，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没有。这其中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官，把一个丑妓女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柔媚的效果，让那些本来想争夺她的人们对她产生厌恶。”于是我开始仔细地探索这个暗疾了，但是我从没有想过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清新、浑身的清洁，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反倒让我觉得自从跟潘多阿娜姑娘接触以后我的身体出现了毛病，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是不会错的。

这些思绪，不早不晚赶在这个时候让我心神不安，甚至哭了起来。朱莉达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十分新奇，竟不知所措起来。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了照镜子之后，就看出来了——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证明了这一点——我这种泄气绝不是因为嫌恶。她很容易把我这阵泄气消除，把我那小小的羞愧感驱散。可是，当我准备与她亲热时，却发现她的身体有缺陷。我始终有种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最后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服，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走过去趴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可她却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身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用冷淡而轻蔑的语气对我说：“书呆子，丢开女人，回去研究你的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家之前，我想要约定第二天再来的时间，她把时间推到了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说我也需要休息一下了。这段时间我过得很纠结，心里老想着她的媚态和风韵，痛感自己行事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责，悔恨我把那么好的时光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段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我怀着万分急躁的心情等待着补偿损失的机会。我心里十分不安，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姑娘长得那么完美却身陷风尘。到了约定的时刻，我简直是飞奔去了她那里。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心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满意。我想，她的傲气至少会因此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感受到了一点安慰，打算让她看看我是多么用心地弥补自己的过错。可是她却让我扑了个空。我的平底小船一靠岸，我就让船夫去通报。船夫回来对我说，她在前一天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有多爱她，当我失去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不管她在我的眼里是多么可爱、多么妩媚，我还是能够自我排遣失去她的苦闷心情。而我真正不能排遣的，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次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个月里除了一段包养女人的经历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卡里欧是很风流的人物，他觉得老是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实在是没意思，便突发奇想，自己也来包一个姑娘。因为我和他俩形影不离，他便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我们两人一起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要找一个靠得住的女人。他找来找去，居然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掉。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到这姑娘，心肠都软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像只羔羊，你绝不会想到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水平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以后就由我们负责供养她的女儿了。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教她一个谋生的技艺，我们给她买了一架羽管键琴，还为她请了个教唱歌的老师。所有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但我们却省下了许多其他的花费。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我们才能“享用”，这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她那里去，跟那天真无邪的孩子说活做游戏，我们觉得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而是在于在她们身边所感受到的某种情趣。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这个小安卓莉达了，不过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完全没有欲望掺杂其中，感觉越深，就越没有欲望在其中。我甚至觉得，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占有她，那也和犯了乱伦罪一样，这简直让我毛骨悚然。善良的卡里欧也这么想。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快乐和原先想要的快乐同样有趣，但是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女孩子将来长得有多美，我们都不会成为她的童贞的破坏者，相反地会极力保护她的童贞。可惜的是，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我没有时间去继续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的想法始终是端正的而已。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我从蒙台居先生家里出来，本来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扫除了障碍之后好让我回到我那可怜的德·瓦朗夫人身边。可是，蒙台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愚蠢地把这事报告了朝廷，于是我做出决定，回到巴黎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做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种种不公。我从威尼斯写信把我这个决定告诉了在阿默罗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杜德耶先生。我写完信就立即动身，取道贝加姆、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圣普隆隘口。在锡翁，法国代办舍尼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日内瓦，德·拉·克洛苏尔先生也同样热情；我又一次见到了高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拿回来。我经过尼翁的时候，没有去看我父亲，我心里其实很难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在倒霉之后出现在我继母的面前，因为她一定一味怪我不好，不愿意听我解释。开书店的杜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把我狠狠训斥了一顿。我对他解释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我的这个过失，同时也为了避免见到我的继母，我就雇了一辆车，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家小酒店里。杜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一听到消息就赶紧奔来拥抱我。我们共进了晚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我又和杜维亚尔一起回到日内瓦。我一直把他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铭记在心。

去巴黎最近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还是要去一下里昂，以便查清楚蒙台居先生对我做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经托人从巴黎给我寄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件金边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六双白丝袜，就这几件东西。根据蒙台居先生的提议，我把这小箱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他亲手写的那张有很多虚报数字的单子上也记着我这个箱子的运费。他说我的箱子是重十一担【17】的大行李，他替我付了一笔极大的运费，这笔钱要从我的薪金里扣除。承罗甘先生把他的侄子布瓦·德·拉·都尔先生介绍给我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有四十五斤【18】，并且只按这个重量收了运费。我把这份证明材料附在蒙台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材料和其他好几份有同等效力的材料到巴黎去了，利用它们揭露蒙台居先生的可恶嘴脸。在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在瓦勒，以及其他地方，都遇见过一些奇妙的事情。我游览了许多地方，其中有波罗美岛，非常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急，又有暗探盯着，不得不急匆忙地完成这部作品。而创作这些东西，本来是需要闲暇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两个条件。如果有朝一日老天眷顾，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定清闲的日子，我一定要把这部作品重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遗”，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和蒙台居先生的这桩公案，早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巴黎，就发现所有的人，不管是机关里人还是社会上的公众，都觉得大使的行为荒谬至极。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一致谴责，尽管我拿出了不容反驳的证据，我却没有得到任何公正处理。我不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连被大使故意扣下的薪水也没有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得到这个国家的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的私事。大家都认为我是受了欺负和损害，认为大使是个混蛋，行事荒唐不公，这桩公案是他永远的耻辱。然而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大使，而我只是一个秘书。官场的规矩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官官相护。我注定是得不到任何公平的处理。我想，只要我大声嚷嚷，公开斥责这个疯子（他本来就是疯子），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不要和一个疯子一般见识的，这正是我要的结果。我决心要等到有人出来说公道话才住手，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他们虽然让我吵翻了天，甚至还鼓励我，与我站在同一阵线上，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我感到大家都说我有理，可我却始终讨不回公道，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只好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我态度不好的人，是贝桑瓦尔夫人，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她会这样对我。她满脑子的等级观念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认为一个大使绝不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态度是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受了很大的刺激，一离开就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生平用词最激烈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和她来往了。卡斯特尔神甫待我态度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油腔滑调，我还是看出了他遵循的是社会上那种恃强凌弱的老规矩。我生来很高傲，而且我坚决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是对的，所以我不能忍受他这种偏私的态度，从此就不再去看他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因为我在那里本来就认识他一个人。而且，耶稣会的人都是专横阴险的，跟那位善良好心的埃默神甫大不一样，我对他们避而远之，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尔蒂埃神甫例外，他在杜宾先生家和杜宾先生一起，撰文竭力批驳孟德斯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