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不长，我又遇到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文敌，就是里昂的博尔德先生。我们算是旧识，十年前他对我表示很有好感，还帮助了我好几次。我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忘记他，但是我一时懒惰，渐渐把他疏忽了；也没有将我写过的作品转交给他，因为没有合适的时机，当然这样是我错误在先；于是他就攻击我文章，不过语气还比较客气，我的答复也同样表现了敬意。不过紧接着他又进一步驳斥我，这就迫使我发表了一篇《我的最后回答》【11】，他表面上对这篇答复没有任何说法，可是内心把我孤立了，他变成了我最可怕的敌人，在我运气不佳的时候落井下石，写了很多恶毒的谤书来陷害我，为了进一步损害我，他还特地来了一趟伦敦。
这场不可开交的笔战使我精疲力竭，耽误了大量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的阐扬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更没使我的钱包有一点点鼓起，当时我和书商比索合作，不过他付我文章的报酬总是很少，有时连一点儿都不给。我第一篇文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没拿到一文钱：狄德罗相当是白送给他的。他给我薪酬不仅少，那么点钱还要拖到很久，我都是一个苏一个苏地问他要。这时候，我抄乐谱的工作也出现了问题。我同时干着两份事，到最后一件事也没干好。
这两种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它们逼我采取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给我带来名气。我坚持着特殊的生活形式也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总是想结识一下我这个怪人：做事不求人，只想自由自在地生活，乐其所乐，随遇而安。拜访我的人一多，我的计划就全被打破了。我这里总有客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侵占我的个人时间。女士们千方百计邀我去做客。我越是对人不客气，人家就越发缠着我。我不能一股脑把所有人都拒绝，要是这样就会招来无数人的仇视，而如果我委曲成全，就要听人家摆布。反正不管我怎样应付，一天下来没有一刻钟时间是完全属于我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想过清贫而独立的生活，现实却并不那么容易。我想自力更生，靠抄乐谱为生，公众却不愿意我这样。他们的来访让我损失了时间，人们就千方百计想要来弥补。不久，我简直变成了傀儡戏里面的滑稽小丑，付几个钱来看我一次了。我真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屈辱人，过着残酷的奴役生活。我没有更好办法选择，只有拒绝一切，不管有多少馈赠，不管是面对谁的馈赠。恰恰相反，这一切做法却招来更多送礼的人，他们以能改变我的坚持为荣，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都要强迫我去接受他们的馈赠、接受他们的人情。有几个我曾经主动跟他们要，却连一个子也不给，现在却反过来不停地纠缠我，送这送那，可是当所有的礼物都被我退回的时候，为了面子，他们便开始诋毁我，骂我傲慢、摆架子、不懂礼数。
很显然，我所坚持的，和我想要遵循的生活方式，是不被勒瓦塞夫人认可的。而黛莱丝呢，她虽然不贪图享乐，却禁不住母亲的耳边风；于是，就像果弗古尔先生给她们起的称呼那样，这两位“女总督”一点都没有坚决拒绝馈赠，不能做到像我那样。尽管她们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可我还是能通过一些细节看出苗头，这足使我判断出她们的所作所为。因此，我非常的伤心，显而易见，别人肯定会骂我与家人串通作假，不过这不是难受的原因，最主要地还是因为我感觉到，在家里不能当家作主，都不能替自己自主。我对她们请求、苦劝，甚至是发脾气，可是效果甚微。勒瓦塞夫人说我喜欢整天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是个暴脾气；不过她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小声嘀嘀咕咕、窃窃私语。我的这个小家庭给我的感觉，就全都是个谜，到处都是秘密；为了不想天天跟她们吵闹，后来家里有点什么事，我都不敢打听以免心烦。要想彻底摆脱这些纷扰，就得下定狠心，大刀阔斧去改变，而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动动嘴，却没有实际行动，于是她们对我的反对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
家里层出不穷的麻烦，还有天天找上门的访客，终于使我厌烦了，待在家里、住在巴黎无法给我带来乐趣。当我病情减轻，可以出门，又没有熟人硬拉我东奔西跑的时候，我就独自外出去散步，脑子里就开始思考着我那庞大的写作计划，并且我随身带着白纸本子和铅笔，有灵感时就把它们一点点写下来。我期望的工作所产生的意外烦恼，以及我通过散步写作来排愁遣闷的方式，把我完全带回到文学创作这条老路上来了；原因也在此，我把这时期身上的恼怒郁闷之气全给带到了我的初期作品里。
另一件事也加剧了我的苦闷。我莫名其妙地被拉进交际圈，不过我既没社交界的派头，又不善于学习这种气派，更不愿被其约束。于是我特立独行一次，采取一种我所特有的行为方式，而不去学习他人的社交派头。我无法克服向别人学习礼仪时产生的羞涩之情，我那奇怪的羞涩心源于担心失礼，所以我就决心无视礼俗，把胆子壮起来。内心害羞，我就装得悠然自得，我不懂得礼数，就刻意去蔑视礼数。这种看似粗鲁的态度，恰恰与我的新的生活原则相符合，并在我的灵魂里繁衍成高尚的东西，化为别人无法做到的德性。而且我可以说，正因为它有着极其牢固的基础，所以在面对我这种粗鲁的态度，竟能把本是极端违背本性的努力做作，维持得格外长久、难以想象的协调。不过，尽管公众因我的外表和言谈给我在交际圈中冠上愤世嫉俗之名，但我在私下里的交往却做不到那样放荡不羁；我的好友和相识的人，会把我这只外表凶悍的熊牵着鼻子到处跑，就好像牵一只软弱的羔羊，另外我的那些尖酸的话也都是听起来刺耳，却又是普遍真理，而冒犯他人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说的。
歌剧《乡村巫师》令我名气更加高涨。很快，巴黎就再没有人比我更深受欢迎。这个剧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在一生中都有着划时代的作用，它的故事是同我息息相关。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必须得详细谈一谈。
我认识的人非常多，但是最好的朋友只有两个，就是狄德罗和格里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努力把我喜欢的人都聚在一起。既跟我跟他们关系这么好，自然也希望他们俩能结成知交。我把他们聚到一起并相互介绍，他们俩彼此性格相投，很快聊到了一起，后来交往密切甚至超过了我。狄德罗交友广泛，认识很多人，但是格里姆是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需要扩大交际。我非常乐意给他介绍我认识的人，就比如已经是朋友的狄德罗，我又把果弗古尔介绍给他，还邀请他到舍农索夫人家里、埃皮奈夫人家里、霍尔巴赫男爵家里（顺带说一下，我几乎是不得已才结识上霍尔巴赫男爵的）。我把所有我的朋友都变成了他的朋友。但费解的是：他的朋友一个都没成为我的朋友。在他住弗里埃茨伯爵家里的时候，我们经常被他邀请到伯爵家里吃饭，但是弗里埃茨伯爵对我丝毫没有表示出任何友谊和关照。同样的情况，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跟格里姆关系非常要好，但他对我的态度也跟弗里埃茨伯爵一样。不仅如此，无论男女，凡是格里姆的知交好友，对我的态度也都是如此。唯一例外的就只有雷纳尔神父了，他虽是格里姆的朋友，却跟我也是旧识，我与雷纳尔神父的认识要在格里姆之前。并且他为人非常慷慨，在我手头紧张的时候帮助了我。在某件事上，他曾对我表示出非常体贴的关心和足够的尊重，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我始终记得，自那时起，对他我就一直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个热情友善的朋友，关于这方面，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很好说明。这件事是跟格里姆有关的，当时雷纳尔神父与格里姆关系非常要好。格里姆认识了美丽的菲尔小姐，两人交往了一些时日，格里姆毫无征兆地疯狂地恋上了她，想要把菲尔小姐男友卡于萨克取而代之。而那位美人儿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坚贞，谢绝了这位新追求者的好意。于是格里姆认为这事是一出心碎的悲剧，想要殉情。他突然患上了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怪病。他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几天几夜，眼睛睁得很大，脉搏正常，但是不说一句话、不吃不动，有时似乎也能听见别人讲的话，可从不搭腔，连个反应动作也没有。而且病情奇怪，既不烦躁，也无痛苦，没有头疼发烧现象，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个死人。雷纳尔神父和我轮流守着他。神父的身体比我好些，就主动值夜班，让我值白班，保证至少有一个人在他跟前；一个人不来接替，另一个就绝不会走。弗里埃茨伯爵慌了神，以为格里姆病情加重，就把塞纳克医生请来。塞纳克非常仔细检查了他一番，结果是什么事都没有，连一颗药也没有开。我为我的朋友担心着急，这就使我极其关注医生的一言一行，我看他带着笑容走出房间。然而可怜的格里姆还是和之前那样，躺着一动也不动，除了吃几个蜜饯樱桃。我把小樱桃一个一个送到他嘴边，他这才顺利咽下去。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又和往常那样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不过之后却再没有跟我提起此事。据我所知，包括雷纳尔神父在内，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谈起那次突发的怪病，更没有提到在他生病期间我们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件事免不了引起别人的谈论。如果说一个歌剧女演员几句薄情的话，就能使一个男子郁郁而终，那才真是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大事件。不过格里姆这段美妙的痴情也给他带来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不久，他就被认作是爱情、友情、所有感情的奇迹。这种广为流传的舆论使他在上流社会里顺风顺水，到处受到欢迎，由此他也逐渐疏远了我。也许在他的心里，我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算不得真正的朋友。我看他有完全和我绝交的打算，心里十分难过，因为他在众人面前肆意宣称自己如何看重感情，而实际做到像他所说那样的人却是我。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这是我非常乐意见到的，但是我不能原谅他成功后就立刻抛弃旧友。
有一天，我找到他，说：“格里姆，你想疏远我，这我能理解你。不过将来当你不再陶醉因目前取得巨大成功而带来的飘飘然之后，在你感觉到空虚、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这里来，我随时等着你。至于现在，你就别畏手畏脚，想离开我就做吧，我尊重你的决定；我等着你。”他说我说得很对，就按我的话照做了，并且表现得非常自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以至于除了跟共同的朋友相聚时能看到他外，再也没单独碰过面、说过话。
在格里姆跟埃皮奈夫人深交之前，我们两个人很多时候是在霍尔巴赫男爵家里见的面。这位男爵来历特别，父亲是个暴发户，家里很有钱，为人倒也慷慨大方，经常在家里款待些文人才俊，而他自己也有才有德，与他邀请的人相比丝毫不差。他很久之前就跟狄德罗有了交情，还在我没有名气的时候，就曾托狄德罗把我介绍给他认识。不过我天生就对富人有一种抵触之情，这也让我一直不愿与他交往，有一天他寻问我其中的缘故，我回答他说：“是因为你太富有了。”他说我这个人他交定了，并且最后成功了。我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无法抵抗别人的亲切，而我每一次的屈服，都让我自食恶果。
我另外有一个相识，在我一有资格认识他时就成了好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几年前，我在会弗莱特第一次见到他，那是在埃皮奈夫人的家里。他和埃皮奈夫人关系密切。我们仅仅一起吃了顿饭，又稍微浅聊了一会儿，当天他就有事赶了回去，不过。埃皮奈夫人很久以前就跟他谈及到我，还拿我的歌剧《风流诗神》交流点评了。杜克洛先生非常有才华，也同样喜欢结交其他有才气的人。他对我有很好的印象，并且曾邀我去他那里做客。尽管我也是对他仰慕已久，再加上一同吃过饭，但是我的性格偏向羞涩，又有些懒惰，就一直没去拜访他。再者，我认为单凭他的一点赞赏，而自己却没有一点优秀表现，是没有结交他的资格的。后来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不小成功，他的称赞之词又传到我的耳中，我带着这样的鼓励就去见了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渐渐地我们彼此之间就开始结下深厚交谊，交往中他始终保持非常友好的态度。正是和他的这种交谊，让我明白，为人正直和高尚节操与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交往，不过持续的时间没有那么久，在这里我就不提了。这些交往都是因为我初期的成功，取得很大的名气，大家也都想认识我，等到他们好奇心消失后，交情自然也淡忘了。我本来就是个简单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今天见过我，就不必期待我明天的不同。凡事没有绝对，有一位夫人在这期间和我结识，友情真诚远超过所有别的女人——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的舅舅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而大法官的哥哥是驻威尼斯大使蒙台居先生的前任，在我离开威尼斯回来时候，还曾去看过他一次。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上门拜访了，她对我很友善，我也会偶尔在她家吃饭。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几个文学圈的人，其中就有梭朗先生，他的代表作有《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等，不过后来我俩却变成了敌人，我想来想去就是找不到其中的原因，莫非是他的父亲曾非常卑鄙地迫害过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就跟我同姓【12】？
显然，抄乐谱这份工作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下从早忙到晚的，而打断我的事情太多了，结果是既没能增加我每日的收入，又不能让我专心致志做手上的工作，不可避免造成抄写错误，所以还得耗费大量时间用在涂错、刮错上面，甚至是整页的重抄。这些琐事让我越发不能容忍在巴黎的生活，也加剧了我回归乡下的心思。我有好几次跑到了马尔古西，在那里住几天，因为与勒瓦塞太太和这地方的助理司铎比较熟悉，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主人感到不便。有一次，格里姆也跟随我们一起去。助理司铎天生一副好嗓音，歌唱得很棒；他虽然不懂音乐，但只要我们教他，他总能学得既快又准。我把我在舍农索写的那些三重唱词谱拿出来给大家唱，常常要花费一整天时间。我又改编格里姆和助理司铎临场凑出来的一些唱词，写了两三首新的小曲。我不禁惋惜我这些曲子的遗失，那是我在这毫无杂念、愉快的氛围中所创作的，它们和我的全部乐稿都被落在了伍顿，也许已被达温浦小姐拿去当了卷糖纸了，但它们都非常有意义，里面大部分对位都写得很好，是值得保存的。在这几次短途旅行中，我欣喜地发现黛莱丝和我一样，快乐玩耍，心情舒畅，整个旅程都很快活；另外在一次这样的短途旅行结束后，我有感而发，迅速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助理司铎，这首诗的底稿还保存在我的文稿箱中。
除了上面我提到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合我的口味的歇脚点，距离巴黎更近一些，那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家。缪沙尔先生和我是同乡，也是我的亲戚，又是我要好的朋友。他在帕西修建了一所别致的幽居，那里静谧的环境给我留下来很多美好的回忆。缪沙尔先生原先是做珠宝生意的，很是精明能干，通过做买卖积累了足够的资财，又把独生女嫁给了一个票据经纪人的儿子瓦尔玛来特先生，是御膳房总管，之后缪沙尔先生就做出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晚年金盆洗手，在生活琐碎与年龄增长可能面临死亡之间抽出了一个可以休息与安心享受的过渡时期。这位机智的缪沙尔先生真是个注重实践而非只动嘴皮的哲学家，他在自己建造的美丽的房子里，还设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养花种草，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一次挖掘园子的花坛时，挖出了大量贝类化石，他兴奋过度，以致想象力爆发，竟认为在自然界里到处都是贝壳，最后他还猜测宇宙都只是由贝壳和贝壳的残余物组成，整个地球也只是由含贝壳的泥沙填充起来。他成天想着这种东西，满脑子都是他那些离奇的发现，并且越想越兴奋，最后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脑子里形成一个单独的体系，也就是说快要发疯了——如果不是死神把他从家人和朋友身边带走的话。他的死，对于他的理智是个好事，但对于他的家人和朋友则是个不幸，他的人缘很好，朋友们都喜爱他，能在他家里小住是一件极其惬意的事。他的死因是一种奇怪的病，那是一个长在胃里的瘤，并且在不断地增大，使他不能吃东西，而人们却一直找不到其生病的原因。这个瘤摧残了他好几年，最终使他饿死在病床上。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一想起他最后的一段痛苦生活，我就伤心不已。那时候，一直守在他身边的，目睹他最后时刻痛苦的，只有勒涅普和我的两个朋友了。去世前，他还是那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而他自己却已经病入膏肓。他看到请我们吃的饭菜简直羡慕极了，非常眼馋，可自己连喝几滴很淡的茶都变成了奢望，喝了又马上会吐出来。但是在这病痛之前，我在他家里，跟他及他许多友好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时光啊！在他的这些朋友当中，最好的应该是普列伏神父。他待人亲切、朴实大方，他的心灵让他写出的作品充满生气，值得永世流传，他的性格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现，丝毫不存在他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忧郁情感。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深得女士们的喜爱，还有个“小伊索”绰号。另外他的朋友布朗热，他是在死后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而且我有理由相信，他努力想要把缪沙尔的思想体系，衍生到整个宇宙空间上去。在女人方面来讲，包括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那时她还很朴实、不浮夸，没有假充自己充满才华。还有旺洛夫人，算不上很美，但别有风情，歌唱得像天使一般。另外还有就是瓦尔玛来特夫人，她也爱唱歌，人虽然偏瘦，不过要是她不那么自作多情的话，说起来还是蛮可爱的。以上差不多就是缪沙尔先生的全部常客了，与他们相处下来我相当愉快，如果缪沙尔先生没有试图用他的贝壳理论说服我，我想在这里的生活会变得更完美。我在他书房里工作的六个多月，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期间，我获得的乐趣不亚于他本人。
缪沙尔先生认为帕西的矿泉水对改善我的病情有帮助，劝我直接住到他家去，这样每天都可以喝到。为了躲避都市的喧嚣，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帕西大概住了八九天。这些日子我身体确有好转，主要是因为乡下的安宁和愉快的心情，而不是因为这里的矿泉水。缪沙尔会拉大提琴，喜爱音乐，尤其是意大利的。一天晚上，我们在睡前就意大利音乐聊了好久，特别是我们共同在意大利看过的喜歌剧。夜里脑子乱糟糟的让我睡不着，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法国人了解意大利歌剧这种风格，因为《拉贡德的爱情》【13】与意大利的根本不一样。早晨，我拿着矿泉水，边散步边喝水，还随意写了几句似诗非诗的歌词，并配上我写它们的同时冒出的曲调。在花园中央高处的地方，有一个圆顶小亭子，我就在里面把刚想好的词和曲都写了下来。早茶时，我有点小激动，就把它们拿给缪沙尔先生和善良可爱的女管家——迪韦尔努瓦小姐看。这只是我草拟的三段：其一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其二是巫师的小曲《爱情感到不安便增长起来》，其三是一段二重唱《科兰，我保证永远……》。我一点都没想把这点东西继续写下去，如果不是他们两人的称赞和鼓励，我觉得我会把这点破纸直接扔到火里，不再多看一眼；我写过很多类似的东西，内容跟这一样好，却都被我扔掉了。但是他们很卖力地鼓励我，于是六天时间就被我用来写完全剧，最后只欠缺几行诗；谱子方面也有了初稿，只要到巴黎后再添加点宣叙曲和中音部就全部完成了。这整个过程我完成得如此之快，只花了三个星期我的全剧各幕，包括谱曲都誊清了，完全可以直接上台拿去表演。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间歌舞，这是很久以后才写出来的。
这部作品完成得如此之快，我实在是太兴奋了，渴望能马上听到它的演奏。对此，我恨不得付出我的所有，请人按照我的想法，立刻单独为我一个人演出，就和当年的吕利【14】一样：据说他曾让剧组专为他一人把《阿尔米德》演了一遍。由于我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能与公众同乐，把作品交给巴黎歌剧院，让他们安排演出。可惜的是，它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体裁，听众们的耳朵还无法适应，另外《风流的缪斯》的失败让我猜测，如果《乡村巫师》一剧再以我的名义送去演出，它可能还是注定不被接受。杜克洛帮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拿着我的作品去试演，不过不让别人知道作品的作者。为了不让自己暴露，我连排练时都没到场；连领奏的“那两个小提琴手”【15】
都只是在全场沸腾、证明作品成功之后，才知道作品是谁写的。凡是听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觉得十分满意，第二天，人们所有的社交话题都是围绕着我的那部作品。游乐总管大臣居利先生也慕名看过试演后，就想要拿着作品到宫廷去演出。杜克洛了解我的性格，并且认为剧本一旦被送到宫廷中，就不能按照我的意愿展示出来了，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居利想要恃权强索，而杜克洛坚持不肯妥协，两人的争执愈演愈烈。那天在歌剧院，如果不是有人强行把他们拉开的话，他们俩就要大打出手了。再有人来找我，我就推给杜克洛先生，让他来拿主意，最后还是得绕回去找他。再后来奥蒙公爵先生出面了，杜克洛迫于压力，认为应该向权力让步，就把剧本贡献出来，准备在枫丹白露演出。
最让我得意的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采用全新的方式改变音调，并与唱词的吐字完全相符合。不过其他领奏不敢采用我这种可怕的革新，担心那些盲从惯了的观众会生起反感。经我同意后，弗兰克耶和热利约特会另写一部宣叙曲，我自己不愿插手其中。
一切都准备就绪，演出的日期也定下来了，大家便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去看看最后一次的彩排。我跟菲尔小姐、格里姆，也许还有雷纳尔神父，乘坐着同一辆宫廷的车去了。彩排还算可以，比我预料中要好些。乐队的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的乐队和国王的乐队合并的。耶尔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柯丽特，居维烈演卜师，合唱队就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都由耶尔约特主持，我不愿意再来把他做过的事检查一遍；而且，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在这一群人中间却羞得简直像个小学生一样。
第二天就是正式表演的日子了。早晨，我到大众咖啡馆用餐。咖啡馆里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谈论昨晚的彩排，以及入场有多么困难。有一个军官说，他倒是很轻松就入了场，还把场内情景从前至后描述了一遍，并把作者描述一通，说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但是他这段很长的叙述那么确信和自然，却使我感觉很奇怪，他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我很清楚，那位说得头头是道的先生，昨晚的彩排根本没有在场，因为他所说的作者现在就在他面前，而他却并不认识。在这个可笑的场面里，更离奇的是当时这件事对我心里的影响。那个人年岁也不小了，态度和口气绝对没有一丝的狂妄和骄横；他看上去应该是个有地位的人，他胸前的圣路易勋章也表明他曾经是一名军官。尽管他一点也不害羞，尽管我心理很不情愿，但我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在那儿大撒其谎，我在这儿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如坐针毡；我在想，可不可能证明他是弄错了，而不是故意撒谎呢？到最后，我生怕有人把我认出来，当面让他下不了台，于是我就一声不响地赶紧喝完我的可可茶，然后低着头经过他的面前，尽早离开了那里，这时在场的人们还正在讨论着他的叙述呢。到了街上我发现我已经浑身是汗了；我敢说，如果在我离开之前有人认出了我并且喊出我的名字的话，看到我脸上因为那可怜的人的谎言被戳穿时那份难过的表情，人家就一定会觉得我像个罪犯那样羞愧和局促不安。
现在我正处在生平最严峻的关头之一，很难单纯地只是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一定会带上一点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客观地叙述了我是怎样做这件事情的，出于怎样的动机，不带任何褒贬之词。
那一天，我和平时一样的穿着，一脸的胡须，蓬乱的假发。这种不合时宜的装扮被我视为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样走进国王、王后、王室和整个朝廷都即将到来的那个大厅里去了。我跑去坐在居利先生领我进入的包厢，这是他自己的包厢。这是一个在舞台侧边的大包厢，面对着一个相对要高的小包厢，那里属于国王和蓬巴杜夫人。环绕四周的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的，我丝毫不怀疑我是被有意放在那里，这样好让大家都看见。灯一亮，我看到自己的装束，在那么多每个人都衣着华丽的人们中间，开始感觉浑身不自在了。我不免疑惑，我应该坐在这里吗？我的装束合适吗？我感到不安，但几分钟后，我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告诉自己：“是的，没问题。”这种心态也许来自身处窘境者多，来自心安理得者少。我自我安慰道：“我就坐在我该坐的地方，因为这是我的剧本演出，我是受邀前来的，我也正是为了表演而写的剧本，而且无论如何，我应该最有权享受我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的穿着和我平时一样，不更好，也不更坏。如果我在某一件事情上又要被别人的言论左右，不久就会事事受制于时俗的见解了。为了永远保持自我，无论在哪里，我就不应该因为我选定的职业装扮而感觉羞愧：我的外表虽然朴素，不拘小节，但绝对不邋遢；胡子也不是很难看，因为它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并且不同的时代和风尚，有时胡子也是一种装饰物呢。人们会认为我可笑没礼貌！那又怎么样？我应该经得起嘲笑和诋毁，只要这些不是我应该得到的。”自言自语过后，我就信心倍增了，以至于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很神气。但是，或许是因为国王在场的关系，也或许是出于内心的自然趋向，我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所看到的却只有欣喜和尊敬。我很感动，这让我又为我自己和我的剧本的成败紧张起来，生怕辜负人们对它的赞赏，因为大家都好像只是等着为我鼓掌而已。我本来是做好了被嘲笑的思想准备的，但是他们这么热情，我始料未及，这让我受宠若惊，以致演出开始时我像小孩子一样在发抖。
很快我就安宁下来了。虽然就演员而论，演技并不好，但就音乐来说，唱得很好，演奏得也很好。第一场真是真挚感人，从那时起我就听到那些包厢里传来人们惊奇称赞的窃窃私语，以往在这一类剧本的演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很快整个剧场遍布这种激动的情绪，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这就是：“用效果本身来提高效果。”在一对农民夫妇对话的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极致。国王在场是允许人们鼓掌的，这就使得每句台词每段音乐都可以听清楚：剧本和作者都获得了满足。我听到四周有许多美若天仙的贵妇们在交头接耳，低声说：“真美啊。真好听。每一个音符都打动我的心。”那么多可爱的人都被我感动了，这种欣慰使我自己也感动得流泪。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同时我也发现哭的人也并不只有我。我有一阵子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先生家里开音乐会的场景。那种感觉就像奴隶戴上了凯旋者的桂冠；但是这个状态稍纵即逝，我马上就专心致志地享受着成功的乐趣了。然而，我深信，那一刻，对女士们的冲动远远超过作为作者的虚荣心；毋庸置疑，如果在场的都是男人，我就绝不会浑身发热，兴奋激动。我曾见过一些剧本赢得过更热烈的赞美，但是从没见过整个剧场的观众都这样被动容和陶醉，特别是在宫廷里，并且是首场演出。凡是经历了这个场面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因为它奇伟的效果是空前的。
阿蒙公爵先生当晚派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十一点钟左右到宫里去，他要领我觐见国王。给我带口信的是居利先生，他还补充说，他认为国王要亲自宣布，赏赐给我一份年金。
谁能相信，在如此辉煌的日子的那一夜，对我竟是一个焦虑而又不安的夜晚呢？一想到要觐见国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今后我需要常常在公众面前露脸，当晚在剧场，这种需要已经让我吃尽苦头，明天，我在长廊或者在国王的房子里，跟那些达官贵人在一起，等候国王陛下驾到，这种需要将会使我苦不堪言。这个缺陷一直使我回避社交，阻碍我不愿意和贵妇们待在屋里的主要原因。只要一想到这种需要我立刻会陷入的窘境，我就无所适从，就会引发哄堂大笑，而我是宁死也不愿如此尴尬难堪的。只有经历这种情景的人才能了解到不敢冒这个风险的畏惧心情。
之后我又想象来到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陛下与我说话。在回答的时候就需要镇定和机敏。可是我这该死的腼腆性格，连在最不足提及的陌生人面前都会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我还能淡定从容地对答吗？会使我在适当的时候讲出合适的话吗？我很想能既不改变我习以为常的那种严肃的态度和语气，同时又能表达出我对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所给的荣誉的感恩，所以我就应该在华丽而又恰当的赞美之词中掺杂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要想提前准备好一套巧妙的答语，就必须猜准他会对我说些什么，而且，我深信，就算是猜准了，一到了国王面前，我连一句也是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那些官员的面，万一我慌乱地说出一两句我平时那些蠢话，我会遭遇什么呢？这种危险使我惊慌、害怕、浑身发抖，所以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冒险。
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已经到手的年金，被我丢弃了；但是我也就摆脱了年金给我的束缚。得到了年金，我就不能坚持真理，不能自由地言论，也失去了行事的勇气。从今以后怎么还能独立自由和淡泊名利呢？一旦接受了这笔年金，我就只能阿谀奉承，或者三缄其口了，而且谁能保证年金一定能发到我手里呢？其中又有多少手续要办？又得恳求多少人？为了这笔年金，会让我增加多少麻烦，遇到多少不快啊。因此我觉得放弃这笔年金，就是一个符合我的原则的决定，脚踏实地，不爱慕虚荣。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格里姆，他一点也不反对。对其他人，我以身体不适为理由，当天早上就离开了。
我这一走引发了轰动，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谴责。我的借口是不可能被大家认可的。众口一词指责我的行为是出于愚蠢的骄傲心理。但是那些不会这样做的人却暗自满足。第二天，耶尔约特写了一个便条给我，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是怎样的入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整天用他那不入调的嗓音，唱‘我失去了我的忠仆；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他还说，半个月不到，《乡村巫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的演出将是对初场的圆满成功向全体公众的充分证实。
两天后，晚上九点左右，当时我正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餐，在门口，忽然一辆马车迎面而来。马车里，有个人向我挥手，让我上车。我上去之后发现，原来是狄德罗。他跟我谈起年金，显得十分热衷，我简直没想到，一个哲学家对这种问题会这样关注。他并不认为我不愿觐见国王有什么过错，但认为我对年金的漠视倒是大错特错了。他对我说，如果单为我自己考虑，不要年金倒也罢了，但是为了勒瓦塞尔太太和她的女儿考虑就不应该了，他觉得我有职责通过任何可能的正当方法为她们谋求生活开销。由于人家暂时不能确定我已经拒绝了这笔年金，所以他坚持认为，既然人家似乎有意要给我年金，我就该提出请求，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得手。尽管我很感谢他的热心，却并不赞同他那些言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这也是我和他第一次争吵。我们之后发生的争吵一直都是这样的，他硬是要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事，而我却偏不肯做，因为我不认为应该那么做。
直到我们分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要领他一起去埃皮奈夫人家去吃晚饭，他不愿意。我本想把我所喜爱的人都串联起来，出于这个意愿我在不同的时机做出了很多尝试，而且提议要他去看她，甚至已经把他带到她的门口，而他却总是不乐意见她，而且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一副鄙夷的语气。只是在我跟她，后来又跟他闹翻了之后，他们两人才开始交往，他才开始在谈起她的时候带着尊重的态度。
从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就好像努力要挑拨我那两位“女总督”和我的关系了，他们总是暗示她们说，她们之所以不能过得宽裕，全是因为我，说跟着我她们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好日子的。他们千方百计怂恿她们离开我，说凭埃皮奈夫人的关系，给她们找一份食盐分销站、烟草专卖店之类的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也拉为同盟，但是杜克洛是一直拒绝的。他们这整套把戏，我当时已经有了预感，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彻底弄清楚。我时常抱怨我的朋友们这种多余的热忱，像我这样疾病缠身，他们还一定要把我推入最孤苦伶仃的境地；他们自以为是为我谋求幸福，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只能给我带来不幸。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巫师》在巴黎演出。在此之前，我抽空写了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就像印刷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表演的动作，贯穿着一个题材，以便提供一些好看的场景。但是，当我向歌剧院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他们连听都不听，因此，只好照惯例夹杂一些歌舞：如此一来，穿插幕间歌舞尽管充满了许多美妙的情趣，正剧也丝毫不减色，但只取得了很普通的成功。我把耶尔约特的宣叙曲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原来的那首，也就是印出来的那首。这段宣叙曲，我承认是稍显法国风格，也就是演员们的唱调拖得冗长了一点，然而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别扭，而且取得了不亚于咏叹调的成功，听众甚至觉得至少两者是一样好的。我把剧本题献给了杜克洛，因为他是剧本的保护人。并且我要声明，这将是我唯一一次题献【16】。但是我后来征得他的同意，又做了第二次【17】，不过，有了这个例外，他应该感到比没有还要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说，不过由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在这里就不花时间多讲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编里谈到这些事。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我却不得不提一下，因为它与整个接下来的叙述都有关。
我有一天在霍尔巴赫男爵的书房里欣赏他的乐谱。当我看过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以后，他指着一部钢琴曲的合集对我说：“这是别人特别为我作的，每一首都写得很好，也很适合于演唱。除了我，谁也不知道，也不会看到。你可以选一首用在你的幕间歌舞里。”我脑子里的歌曲和合奏曲的题材足够我用的了，于是我当然不怎么感兴趣他那些曲子。然而在他再三敦促下，我碍于情面，还是选了一段牧歌，压缩了一下，改写成了三重唱，给柯丽特的女伴们上场时唱。几个月后，当时《乡村巫师》还在上演，有一天我到格里姆家，发现许多人围站在他的钢琴旁边。格里姆一见我到，突然从他的钢琴那儿站起来。我无意识地瞄了一眼他的乐谱架，发现正是霍尔巴赫男爵的那个合集，打开的正是他再三请我采用，并保证永远不会被他人得知的那首曲子。不久以后，有埃皮奈先生在家里举行的演奏会，那同一本乐曲集也出现在了他的钢琴上。无论是格里姆或者任何其他人，从来都没有谈到过这首曲子；如果不是不久之后有谣言说我不是《乡村巫师》的作者，在这里我也不会提起这件事情。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部《音乐词典》，人们可能会说我根本就不懂音乐。
在演出《乡村巫师》之前不久，从巴黎来了一些意大利的滑稽剧演员，人家让他们在歌剧院表演，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什么影响。尽管他们演得很拙劣，乐队也很差，他们的演出一团糟，然而他们的表演还是让法国的歌剧大受影响，一直到现在都没能恢复过来。来自法国和意大利不同的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剧场里演奏，这就让法国人耳目一新了：在听了意大利那活泼而明朗的音乐曲调之后，没有人的耳朵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拖沓腔调了；那些意大利演员一演完，听众就纷纷离场了。人们没办法，只好改变出演次序，把滑稽演员留到最后演出。那时《艾格勒》《皮格马利翁》《空中的精灵》，都聚不拢人气。只有《乡村巫师》还能一较高下，即使是安排在《当家女仆》演出之后，还是有人听。在我写那个芭蕾舞短剧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那一类曲子，而我也是从当中得到了启发。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把我的短剧跟那一类曲子一一核对。如果我是个剽窃的人的话，那我该有多少剽窃的作品被揭露出来，那些人又该要耗费多少心机去揭露我的剽窃行为啊！然而，他们并不能得逞：他们费尽心机也不能找到任何其他音乐的蛛丝马迹。我所作的全部曲目，跟那些所谓的原本比起来，和我所创造的音乐的性质一样，都是崭新的。如果要是让蒙东维尔【18】或拉摩也来经受一次这样的考验的话，恐怕他们就要被弄得遍体鳞伤的。
那些滑稽剧演出为意大利音乐赢得热情的拥护。整个巴黎分为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时吵得还要激烈。一派都是些王公大臣、富豪和贵妇人，人数多些，权势也大些，他们坚决捍卫法国音乐；而另一派更自信、更活跃，都是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有才华、有天分的人。在歌剧院里，这一派主要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19】。而另一派则占据着整个剧场和走道，但核心人物是在国王的包厢下面。当时产生了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20】，就是自此而来并愈演愈烈的。于是乎有了两派的文章，“国王之角”想开玩笑斥责对方，却立刻遭到《小先知》【21】一文的嘲讽；他们想阐明理论，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22】反驳得无话可说。这两篇小文章，前者是格里姆写的，而后者就是我写的，这场争论后唯一存留下来的就是这两部作品，其余的都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