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领导准则 ——“民可使由之”章句甄读（1 / 3）

领导准则

——“民可使由之”章句甄读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泰伯》篇中的这一章，可以说是争议最大的一章。

但这一章的争议，比起其他一些引起争议的章句来，有个显著的特点，似乎争议集中在近代，据说是从康有为开始的，康有为之前，对这句话的注释大同小异，而从康有为以后，就争得不亦乐乎了。以致白子超先生在《新民晚报》撰文，一上来就说：“这句话是《论语》的难点之一。本人无力彻底解决这个悬案，只能作些简单梳理，与读者朋友商讨。”这与白子超先生其他的《〈论语〉新读》文章都不同，别的文章他总要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或者在几家意见中选择一种，而这篇文章他确实是只作了“梳理”，并没有表示比较倾向哪家意见，足见此章解释之难。

此章的争议还有一个特点，看上去，理解不同，好像是因为标点不同引起的，其实不然。

有人归纳了这句话可能有的六种句读：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上6种句读，第4、5、6种显然不合先秦时人说话习惯，也没有旁证支持这一说，作为个人读后感，不妨有此一说，但难以在训诂学意义上成立。

而第2、3种，其实按第1种标点也可以读出要读出的意思，在“可”或“使”后面逗开，只是使停顿明显，意思更显豁而已。不像“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还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梁启超1902年首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二十年后在其《先秦思想史》一书中又回到通常的句读，说明句读不同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对一些词义的理解不同。我把这句话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只是为了让“使民”是个概念这一点突出出来，并不是说，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就读不出这层意思。古文没有句读，容易产生歧义，但并不是说，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理解的需要随意句读。我把“女子与小人”句读为“女、子与小人”是提供了相关文献的佐证的，否则，就难以有学术价值。

对这一章的注释现在好像是一片踏烂了的泥浆，我之所以要来趟这浑水，并不是因为我绕不过去，非得要对此有个说法。我还没有开始写《还吾论语》，在《孔子为何如是说》里，是选择数条，完全可以对此条多闻阙疑。我来发表意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旧注解（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等为孔子辩护的理解）的症结所在。

先梳理一下旧解：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注释可能是东汉经学家郑玄的注，他说：“由，从也。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在这样的解释里，“不可”解释为“不可以”，“不应该”。而且把“之”解释为“教”，这在训诂上说是“增字释经”，就是这层意思，在原文中读不出来，是注释者另外加上去的；而不另加这层意思，譬如把“之”解为“王者设教”，就得不出注释者要得出的结论。但在本句郑玄的注释中，即使认可“之”就是“教”，也得不出“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而不行”的结论。为什么知道了道理（本末）愚笨的人反而要轻视呢？难道教化就要故弄玄虚，而不能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以理服人？就算有些愚者会这样，孔子怎么会将此作为一般的原则提出呢？这不是和他身体力行的“學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相抵牾的吗？但郑玄的注，符合当时在皇权专制背景下取得“独尊”地位的儒术的语境，所以，对以后这一章的注解起到了先入为主的决定性影响。郑玄在纠正今文学派按皇权专制政治需要神化孔子、阉割孔子方面已有巨大贡献，然而毕竟身处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已成规模的语境中，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不过因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使后人要正确理解孔子这句话的本意，就相当困难了。

但他的注的缺点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到晋代何晏作《论语集解》，就否定了郑玄的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在这样的解释里，“不可”理解为“不能够”，办不到。

“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出典在《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这样的解释，似乎在《孟子》里也能找到佐证。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尽心》）参照《系辞上》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作为规律性的存在，尽管大众对此并没有意识的自觉，却在实际生活中按道办事。这既说明道不管你是否认识到，却非得要照此办事，不可违抗，也须臾不可离之；又说明大众对道的自觉程度不高，而提高对道的自觉程度，正是士的价值所在。这两层意思，要看说这话的具体对象来确定其侧重。现在抽去了具体语境，就无法确知了。但无论侧重哪一层意思，和何晏的解还是有关联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朱熹的《论语集注》，实际上是采用了何晏的解：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何晏、朱熹的注解，也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这样注解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把“不可使”理解为“不能够使”（这个“使”是“让”的意思，不是“支使”“役使”“派遣”“指挥”的意思），是非常勉强的，也几乎找不到旁证。

但无论是“不可以”、“不应该”使民知，还是“不能够”、“办不到”使民知，在孔子认为民是无知的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再加上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即便没有愚民思想，有轻视民众的思想则是肯定的。所以，我说历史上对这一章的解释大同小异。而何晏、朱熹为孔子所作的辩解又那么勉强，因此，到了“打倒孔家店”的时候，这句话自然成了孔子有愚民思想的有力罪证。

实际上，等不到“五四”，在晚清，西风东渐，要变革专制政体，讲民主，开民智，按照旧注理解的这一章，已经成为前进路上的障碍。但康有为对《论语》的态度不是打倒、批臭，而是“我注六经”，旧瓶装新酒。

他在《论语注》里这样说：

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如以神道设教，则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无灵，大破迷信，则民无所忌惮，惟有纵欲作恶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无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深忧长叹，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须忧道不明，而痛叹之乎？愚民之术，乃老子之法，孔学所深恶者。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且《论语》、六经多古文窜乱，今文家无引之，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

庞朴先生在他的《“使由使知”解》一文中引了这段文字，然后说：

这段注文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方面，既盛赞孔子“欲人人明道”，认为“愚民之术”乃“孔学所深恶”；另方面，又主张“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相信“民以畏服”，而认为某些事情“不必使人人知之 ”。一方面，肯定这一章是“圣人遍开万法”中的一法，不能怀疑；另方面，又说它“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应当删去。康有为的这一混乱，是他情感与理智矛盾的表现。在情感上，圣人是他的偶像；而理智上，又无法否定“ 不可使知”的消极性，于是便进退失据，前后混乱起来。

其实，康有为是想折中“不可以”与“不能够”两种说法，想说孔子有使民众明道之心，但又考虑到按民众目前的认识水准，有些道理还是不宜一下子告诉民众，以免引起思想混乱。要使民众明道是“理”，不能一下子全部告知是“权”（权宜之计），在康有为看来这是不矛盾的。但在要开民智、讲民主的语境下，他觉得这样解释可能不易被大众所接受，所以，他又留下退路，提出一个怀疑，此句可能是刘歆窜入的伪托之文。这样，对这句话所有的批评、质疑，都可以用伪托一辞应付过去。

康有为我们一直认为其早期是个启蒙思想家，而启蒙思想家是引导舆论的，甚至是制造舆论的。从康有为的这段注文，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其实是受到舆论的制约，受到民众的制约，受到当时语境的制约。丹纳说，怎样的群众产生怎样的艺术家，看来这句话用到政治家、思想家身上也一样。当时的民众心理，是要推翻皇权专制的政体，对由两千年为皇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捧出来的精神偶像孔子，有自发的将其打倒的要求，打倒了孔圣人，就是对皇权专制的釜底抽薪。所以，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有激烈的反孔行为，这是历次农民起义所罕见的。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公开反孔是要被砍脑壳的，况且康有为是真心实意地尊孔，但他也感受到这样的社会心理，故而要对孔子的形象做一番改造，以适应开民智、讲民主的时代语境。然而，因为他对孔子的认识是基于注出来“孔子”，所以，难以真正地还孔子的本来面目，只能用指伪的办法，把他觉得可能不合时宜的章句，归入伪托。为了维护孔子思想的纯粹性，为了使孔子继续成为圣之时者，康有为可以说是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