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想到从“五四”开始的反孔。
现在，学术界、思想界与青年才俊已经开始讨论由激烈反孔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倾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的否定，全盘西化的思潮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这些讨论，对我们正确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五四”积极成果，发扬“五四”精神，都是很有必要的。我认为，就反孔来说，如果反的是由皇权专制塑造出来的精神偶像孔圣人，批的是注出来的伪孔子，是完全正当的，完全必要的。但若到今天，还执著于造出来的孔圣人、注出来的伪孔子就是真实的孔子，拒绝以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重新研究、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孔子，那就不免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之嫌了。今天的尊孔，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尊孔，是通过“五四”反孔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尊孔。尊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人文精神。因此，今天的尊孔派可能与历史上的尊孔派有很多观点与价值取向的分歧，而与“五四”的反孔派更多共同语言。
还说康有为。他的学生梁启超觉得老师这样为孔子辩护，说服力不够，就用重新句读的方法来正义。他在《孔子讼冤》一文中说：
此句正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关于君主立宪，民众已有此知识，就立刻实行之；民众尚无此知识，就开发民智，创造条件，准备尽速实行之。
庞朴先生说：“此说虽巧，然验诸汉语习惯，终嫌未安。”他没有具体说哪点未安，而我觉得，在这样的句读、解释中，把“民可”理解为认识程度可以了、够格了，这在古汉语中是绝无仅有的。古汉语若出现“民可”这样的话，也是民众认可，而不会是民众的被认可。虽然没有总结成为语法规则，但古汉语还是有语法规则的，否则就不能进行正常交流。也许梁启超也感到此说未安，因此，到他写《先秦思想史》时，不仅回到通常的句读，而且解释也回到何晏、朱熹的路子上：
《论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语，或以为与老子“愚民”说同，为孔子反对人民参政之证。以吾观之，盖未必然。“不可”二字，似当作“不能够”解，不当作“不应该”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此章正为彼文注脚。“可以有法子令他们依着这样做；却没有法子令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此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义也。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使民厚，使民不偷，此所谓“可使由之”也；何以慎终追远便能厚，何以故旧不遗便不偷，此其理苦难说明，故曰“ 不可使知”也。儒家无论政治谈教育谈，其第一义皆在养成良习惯。夫习惯之养成，全在“不著不察”中，所谓“徙善远罪而不自知”，故“终身由而不知”，乃固然也。然则欲以彼二语构成儒家反对民权之献者，非直冤酷，亦自形其浅薄也。
诚如庞朴先生所言，这段话除了加上“民权”之类的新概念外，“没有什么新意”。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儒墨的批判》中，基本重复了梁启超的说法：
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不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则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释上也是有问题的。“可”和“不可”本有两重意义，一是应该不应该；二是能够不能够。假如原意是应该不应该，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仅是能够不能够，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人民在奴隶制时代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故对于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样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级的事理自不用说了。原语的涵义，无疑是指后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孟子有几句话也恰好是这两句话的解释：“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就因为有这样的事实，故对于人民便发生出两种政治态度：一种是以不能为正好，便是闭塞民智，另一种是要使他们能够知才行，便是开发民智。孔子的态度无疑是属于后者。
庞朴先生认为，最后两句，把“不能”又分为“正好”与“不好”，是郭沫若加上去的新意，但此新意也有限得很。但如果不是时代使批孔成为主流思潮，尽管这种始自何晏、继以程朱的解释先天不足，经梁启超、郭沫若两位大家的阐述，很可能成为定论。反孔成为主流，这两家之言就被淹没了。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中有关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地描述了这段公案：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照字面上讲，“民”就是一般的人，老百姓。“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于军队下命令，目标正前方，距离若干，限几分钟到达。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绝对服从。到了民国以来，“五四运动”前后，有好几个人改这两句话。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主，古人对这两句书，圈点句读都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个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还没有达到水准，“知之”，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说康、梁的句读也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看看这个社会，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们怎么圈点，反正都是好心帮我们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乱批评。但在我个人，早年也认为他们这样圈来圈去有道理，现在老了，有时脑子很顽固，认为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有时候只可以要他去做，无法教他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是我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来的。
南怀瑾先生根据几十年经验得出的解，其实就是何晏、程朱的解，也是梁启超后期与郭沫若早期对此章的解，也可以说是儒家千百年来对这一章的定论。经过这一番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众说纷纭，历史上其实不过两种解，郑玄的解与何晏的解，这两种解本来分歧也不大。郑玄并没有说孔子要愚民，孔子说的不过是政治的权宜之计；何晏认为孔子说的是事实情况，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孔子只不过挑明了现实的合理性，使统治者不必在不该用力气的地方多花力气。政治的权宜之计就是根据现实情况来制定的，所以两家并无原则分歧。只是反孔派把郑玄的解引申到愚民政策上，才有那么多的争论。因为在对原文的读解上并无原则分歧，所争的都是读后感、引申义，而每个人对自己好不容易读出的心得都是敝帚自珍得很，因为这读后感不是凭空发生，可能深植根于他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政治观、等等“观”，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而，大多是聋子对话，永远争不清楚的。
因此，像《还吾庄子》、《还吾老子》一样，我要辨正的是对原文的读解，而对由大同小异的读解引发的读后感之争，我不想加入进去。
我对原文的与上述两种读解有原则区别的读解，基于一下考证：
一，“使民”是《论语》中一个经常使用的，有确定内涵的概念。
《學而》篇：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使民”，直译成现代白话，就是“支使”、“调遣”民众，意译即为“领导民众”、“指挥民众”、“调用民力”。有泛指和确指（有具体所指）两层意思。泛指“使民”，是君主、官长的一项重要职责，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行政管理。确指“使民”，就是调动、指挥民众去完成某项任务、某个工程。“使民以时”，是确指的“使民”。在春秋战国时代，征召民众去完成某项任务、某个工程，不仅是无偿的、义务的，而且还可能要自带工具、武器甚至口粮。而应召去服徭役或兵役，可能耽误百姓正常的耕织生产。所以，特别提出“使民以时”，根据时令来“使民”，避免大的工程、军事演习（田猎）和农事相冲突。
《为政》篇：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这一章中的“使民”，历来解为“使得民众”，其实仔细读原文，就可知道此解不对。“敬”、“忠”是为了什么？“以劝”，用来“劝”。什么叫“劝”？就是“鼓励”，鼓励谁？鼓励民众。所以，是谁“敬”、“忠”呢？当然应该是君主、官长，也就是统治者“敬”“忠”。否则，用民众的“敬”“忠”来鼓励民众，这是什么话？所以，后来的注家为了把这句话说通，就把“劝”解释为“努力”，把“以”解释为“而”，作为连词，而不是表示条件的副词。为什么要这样曲里拐弯地解？倒不是有意要曲解孔子的原意，是因为到君权专制的时代，“敬”、“忠”变成了只是下对上的态度，是臣下的操行，君主、官长，上对下，是不需要“敬”“忠”的。其实，在孔子时代，无论君主、臣下，官长、民众，对待事情第一要“敬”，“敬”是事神的态度，是礼的第一要义。而“忠”，不是后世理解的“服从”、“绝对服从”的意思，是“负责”的意思，当然无论上下处事都要“忠”。从这一条的被误解，可以看到语境变化而不能意识到，是《老子》《论语》《庄子》等先秦经典被曲解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