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动乱中的“教育革命”（1 / 2）

一、教育制度的颠覆

1967年，各地中小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学生在“复课闹革命”后，继续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加批判，旧的教育体制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形势了，新的教育体制提上了议事日程。196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的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等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10月底至11初，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在金华县让长公社召开农村教育革命现场会议，推广金华县让长公社等三个公社的贫下中农掌管农村教育大权的做法，要求在年底前普遍实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时撤销原有的区乡中心小学制度，要求基本实现“上小学不出生产队，上初中不出生产大队”，把学校办在贫下中农家门口。之后不久，又要求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生产大队，教师回队任教，工资实行工分制加补贴的做法。并强调这是农村教育革命的方向，城镇小学亦可参照推广。在城市，中小学则采取“工宣队进驻”、“工厂或系统办学”、“街道办学”、“工农联管，街道参与”等管理形式。

随着“复课闹革命”的进行，中央下达了中小学缩短学制的文件。浙江省在金华县让长公社召开的农村教育革命现场会议上，要求小学实行5年一贯制，有条件的小学可以附设初中班，实行7年一贯制，也可附设高中班，实行9年一贯制。即小学六年改为五年，初中、高中各为二年。并提出彻底废除年龄、考试、升留级等陈规陋习；采取学生随到随收，允许中途插班的招生原则；取消寒暑假，改放农忙假，等等。

1968年开始，义乌的中小学学制由原来的12年（六三三分段）改为9年，均实施“五二二”学制。

“文化大革命”初期，义乌的中等学校招生工作一度停止。1968年秋，初中恢复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复招生。招生名额由各校自定，实行由贫下中农或街道推荐，社队或街道领导批准，不问年龄，允许插班的招生办法，家庭出身成为入学的主要条件。1973年起，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并进行必要的文化考试。中专的招生对象为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职工、退伍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时称“工农兵学员”。1975年秋，高、初中恢复统一招生，文化考查以县为单位进行，开卷做题，笔试只是招生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看家庭出生和政治条件。

1977年秋，中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办法。初中招生由县统一命题，区、乡组织考试，区组织阅卷评分，乡镇张榜录取。高中、初中专（技）招生由县统一命题，县组织阅卷。重点中学在全县范围内录取，普通高中划片录取。

二、中小学的畸形发展

在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下，再加上学制的缩短和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已届学龄，义乌的中小学背离了正常的发展规律，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局面，造成中小学教育虚假繁荣，给以后的教育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1968年，在“上小学不出生产队，上初中不出生产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的口号下，全县“普遍实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义乌的小学教育迅速发展，但由于办学条件差，学校管理工作混乱，学生招得多，流得多，质量差。这一年，各区、社（镇）中心小学及完全小学都改称“五七学校”。

同时，义乌提出“社社办初中”的目标，一部分县属中学教师下到各公社办初中。义乌全县的初级中学由11所猛增到47所。为弥补教师数量的不足，大量小学教师充任公社中学教师，未经考核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也充任中学教师。由于校舍、师资、教学设备等严重不足，可想而知，学校教学质量普遍低下。

1969年，义乌实行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生产大队，教师回队任教，执行工分制加补贴的做法，这使得农村小学处于实际上失去正常领导管理的状态，教育质量无法保证，流生增加。小学教师中业务能力较强的，则被抽调去教中学或调任别的岗位，从而造成小学教师严重缺额，不得不寻找大量民办教师、代课教师顶替，导致小学教育质量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