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动乱，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场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痛。教育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是动乱的“重灾区”。教育事业受到的严重破坏，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此期间，义乌的教育事业与全国一样，未能幸免。几乎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卷入了运动；各级教育组织和学校瘫痪，干部和教师遭到残酷的批判和斗争；“教育革命”破坏了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校舍、校产惨遭破坏，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
1977年中共“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拨乱反正、调整改革成为教育事业的主要任务。随着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教育领域的形势也日渐好转，教育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各级行政部门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教育的发展战略地位得到重新确立，广大群众集资办学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教育事业在经历动乱徘徊之后重新走上了发展道路。
一、“风暴”来袭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是1965年底开始的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随后，批判的对象、领域进一步扩大。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在陈伯达的控制下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6篇社论。一石击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学校迅即掀起了批判、斗争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造反”浪潮。“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席卷全国。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造反。8月5日，毛泽东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等中央领导。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对红卫兵运动的任务、对象、动力、方法和领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了错误的决定，并具体地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随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浙江的红卫兵也紧跟全国形势的发展，进行大串联。8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浙江红卫兵代表，引发了浙江全省红卫兵运动的新高潮，全省各地学校红卫兵和师生开始大规模步行串联活动。
红卫兵在“大串联”、“破四旧”的同时，要校内也开展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运动。一些党政干部被当作“走资派”、“反党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些教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一些党员、团员、青年教师被当作“资产阶级保皇派”、“黑爪牙”，受到揭批揪斗和种种迫害。与此同时，在大破“四旧”中，把二十四史、古典文学作品也当作“四旧”烧毁。
接着，斗争风暴迅速蔓延，各级学校也相继开始停课闹革命，学生红卫兵成立战斗队，走出校门扫“四旧”，揪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展开大串联，斗争的矛头开始重新指向社会。
义乌中学等学校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也加入了大串联的活动中。红卫兵“造反派”一面在学校“大揭发”、“大批判”，“大辩论”打击批判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一面杀向社会，介入社会上的“打、砸、抢”武斗活动，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给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下，义乌的中小学相继停止各科学习，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耕读小学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受到批判而停止办学，小学入学人数骤减20%以上。1966年下学期，义乌各初中废止考试制度，初中招生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中则停止招生。直至1968年秋，初中才恢复正常招生。1970年秋，高中恢复招生。因此，从1966年开始的连续几年，义乌县各中学的学生在校人数急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