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恩·尼米克(Ryan Niemiec)简介:
VIA研究所主任,执证心理学家、教练、咨询顾问,也是包括《电影中的积极心理学》在内的三本书的共同作者。莱恩热衷于有关品格优势、正念和刻画电影中的积极心理学现象的教学、实践和写作。
您涉足积极心理学领域有多久了?
这就看你怎么定义积极心理学了。如果你认为这个领域是马丁·塞里格曼在1999年左右提出的,那么我就是那时候开始感兴趣的。我在2000年读了他在《美国心理学家》上的原文,然后就此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如果你认为早在马丁提出之前就已经有积极心理学了,那么我得说,在90年代后期,我已经开始把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引入实践。我一直试图把品格优势、快乐、幸福等融入到自己的实践中,并对个体保持更为整体的观照,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哪儿有问题?”。
是什么使您对积极心理学感兴趣的?
90年代中后期,我感兴趣于那些你可能称之为“整体健康”的东西,或是所谓的生物-心理-精神的模型。它强调我们要把个体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像传统心理学训练中只关注个体认知或其过往的经历。我当时真是对学习这些不同维度很感兴趣,与此同时又会进一步拓展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精神领域,从而觉得个体并不只是这些个不同部分,或者这些部分的集合。这样的思考,与我对“什么与个体真正相伴”的关注相结合,促发了我对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兴趣。正是这种更大、更整体的视角,使我沉浸于积极心理学并且将它融入到我的工作中。
有什么特别的事促使您涉入积极心理学吗,还是顺其自然地发生的?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由于某种催化剂。我也的确曾经历了一些事,使得我越来越深地卷入到积极心理学领域。比如我和VIA的联系,早在我到VIA研究所做有关品格优势的工作之前,我已经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与人合写了《电影中的积极心理学》一书,书中考察了电影中展现的品格优势。并且那时候,大约2007年前后吧,我还不知道VIA研究所,因为那时候为人所知的主要是VIA测试和VIA分类标准。我那时候和我妻子住在圣路易斯,我们打算搬的靠东边一些,好离我们的父母家更近一点。我们打算搬到辛辛那提去。虽然对这个城市还不太了解,但我们觉得这是对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直觉式的行动。这的确有点刺激,因为我们是在大约75年来,即从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做的这个决定。我们俩需要买个房子,还得各自找份工作,但似乎有某个声音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当我有天坐在辛辛那提,给一个有关《电影中的积极心理学》这本书的论坛发消息时,我收到了VIA主席,尼尔·梅尔森的询问。我妻子恰好在旁边看见了email签名档的电话号码,她注意到那是个辛辛那提的号码。这次的联系最终使得VIA雇佣了我,来教导实践者们如何将有关品格优势的研究和实践联结起来。你可以管这个叫作深入积极心理学丛林,或者是同步性事件,或者叫幸运,或者是所有这些的组合。
概括而言,您认为积极心理学的特殊性在哪?
这我可能会有点偏见,不过我和许多人都认为有关品格优势的工作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支柱。这是因为无论人们感兴趣于哪种理论、方法或者某个特殊话题,你都可以将品格优势应用于它,或者你会发现这个话题其实源自品格优势。举个例子,很多人关注幸福感,或者是对积极情绪感兴趣,而我们可以将品格优势与这两者都链接起来,甚至可以说品格优势相关的应用与这两个领域是极强的连接。譬如,马丁·塞里格曼曾提到品格优势是他关于“真实的幸福”的理论的各方面的基石,包括他关于幸福感的PERMA理论亦如是。积极心理学中最热的一个话题是韧性,而我们可以将品格优势与之相连,并且指明一个人要变得更加具有韧性应该在哪些品格优势上下功夫。对积极心理学家们来说,另一个主要的领域是正念。虽然对正念的许多研究者和实践者并不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内,但如果我们来看对它的界定,就会发现研究者们对它已经有了趋于一致的看法。对正念真正有影响的其实是两项品格优势:对于注意的自控能力,以及保持好奇心、开放和接纳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领域是积极的制度,后来它延展到更大的范畴,比如“积极国家”和“积极文化”,也就是怎么来创造一个更健康的世界。我们可以探索品格优势是怎么成为创建积极或有道德的制度的基础,如何贡献于建设更健康的社会。这些都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一些重要范畴,也是我感兴趣的方面,我们可以把品格优势看作这些方面的基础,或其过程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