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第二部分（1 / 3）

局外人 第二部分

一

我被捕之后立刻被讯问了好几遍，但都是些很程式化的讯问，比如问我的身份和别的什么。第一次受讯问是在警察局，好像没人对这桩案件感兴趣。不过，当我在一周以后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用非常好奇的眼神看着我。跟之前的讯问官一样，他也问了我的姓名、住址和职业，我出生的地点和日期等。然后他问我，要不要请一位律师为我辩护。我说不要，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又问他我是不是必须得请一位。

“你怎么会这么问？”法官说道。我说，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啊。他笑了，“可能在你看来是挺简单的，是吧？但我们还是得按照法律来，如果你不请律师的话，我们就给你指派一位吧。”

我突然对司法部门这种安排产生了好感，他们处理事情真是够认真的，我于是也向法官表达了这种褒奖。他点了点头，说条令确实制定得很全面。

一开始我没把他的话当真。他讯问我的房间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普通的会客厅，有装着窗帘的窗户，桌上还放着一盏台灯。台灯的光洒在我坐的扶手椅上，而法官的脸却在阴影里。

我之前只是在书中读到过有关这些事情的描述，所以刚开始我只感觉像做了个梦，跟玩游戏似的。讯问完了，我仔细看了看法官。他身材颀长，五官清晰，湛蓝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眉骨下，唇上一层灰白的胡茬，头发浓密，几乎全白了。我感觉他是个很智慧的人，也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喜欢，他的嘴巴总是时不时地抽一下，大概就是神经抽搐吧。离开的时候，我差点伸手跟他说“再见”了，还好我及时想起来，我是因为杀了人来这受审的。

隔天一个律师来到我的牢房，他年纪不大，矮矮胖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天气很热，我只穿了一件衬衫，可这位律师却穿着一件深色西服，露出浆过的领子，还戴着一条十分招摇的黑白宽条纹的领带。他把手提箱放在我床头，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告诉我他已经仔细研究了我的案子。他说，这件案子处理起来是很棘手，但我也不是没有可能逃脱责罚，只要我按照他的建议做，就一切皆有可能。我谢了他，他说：“好的。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他坐在我床边上，说警方很有可能会对我的私生活进行详细的调查。据说，我的母亲前一段时间刚在养老院过世了，检方已经去马朗戈进行了调查而且做出结论说我在我母亲的葬礼上表现很“麻木不仁”。

“你得明白，”律师说，“我也不想在这件事上跟你纠缠。不过这事确实非常重要，除非我能给‘麻木不仁’想个好的解释，不然检方会在这件事上穷追不舍的，我在准备辩词的时候也会非常不利。而且这件事，只有您能帮我。”

他接着问，我在“那种场合”下心情如何，难不难过。这问题在我听来真是非常奇怪，要是换我问别人这种问题，我都不知道要如何开口呢。

我说，过去的几年里，我好像已经对心情这种东西没感觉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诚实地说，我是很敬重我母亲的——但这也没什么啊。想了想，我又补充说，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所爱的人迟早会有死的那一天的啊。

这时，律师打断了我，看起来很慌乱。

“在法庭上你可千万别这样说啊，在预审法官那也不能这样讲。”

我答应了，这样他会好受些。但我解释说，我在特殊情况下的生理状况总是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比如说，那天参加我母亲葬礼的时候，我就头昏脑涨，差点晕倒。所以，我当时其实是好不容易强撑着应付那一切的。但不管怎样，我跟他保证，我是不希望母亲死的。

不过，律师看起来并不满意，简短地说：“这还不够。”

想了一会，他又问我，他可不可以总结为那天我是刻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敢宣泄呢。

“不，我没有刻意隐藏啊。”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就好像我跟他对着干一样，然后他冷冷地说，审判的时候，敬老院的院长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会被请来作证的。

“那你就很难堪了。”他总结道。

我说，母亲的死跟我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啊，律师回答我说，这恰恰说明我一点都不懂司法程序。

律师一脸恼怒地走了。我其实挺希望他能再留一会，这样我可以跟他好好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博得他的同情，而不是只是给他件差事给我写份辩词就完了，唉，要是我能慢慢讲清楚就好了。我发现他似乎很紧张，他无法理解我说的话，因此他很生气。有那么一两次，我都想跟他说我跟其他人都一样的，我又不是另类，不过其实也没多大用处，我也就懒得说。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那里。那会正是下午两点，这个时候房间里溢满了阳光，窗户上只遮了一层薄薄的窗帘，屋子里又闷又热。

预审法官请我坐下，然后非常和气地跟我说“由于一些无法预见的事情”，我的律师没法到现场，依照法律规定，在我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我有权对所提的问题保持沉默。

我说不要紧，我可以自己回答。他按了一下桌上的响铃，一个年轻的记录员进来，坐在了我身后。然后我们——我和预审法官，靠后坐在椅子里，然后就开始审判了。预审法官一坐下便说，据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是怎么解释的。我回答说：

“呃，我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比较少言寡语。”

他跟上次一样笑了笑，说这个理由不错，说道：“不过，这反正也不是很重要。”

一段短暂的沉默之后，他突然向我探着身子，盯着我的眼睛，提高音量问道：

“对我来说，我感兴趣的是——你。”

我不是很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也就没回应。

他继续说道：“你这个案子里有几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相信你可以帮我搞清楚。”

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他便叫我对那天发生的事详细地向他描述一遍。可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啊，虽然没那么详细，但也差不多了——雷蒙啊，海滩啊，我们游的泳，我们打的架，然后又回到海滩，然后我开的五枪。不过我还是仔细地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每说一句话，预审法官都要点一点头，嘴里说着“嗯，是啊，是的”之类的话。当我描述沙滩上那具尸体的时候，他头点得尤为积极，说着“嗯！好的！”讲完以后我感觉很累，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多话。

他沉思了一会，站起身来，说他很想帮我，他对我很感兴趣，借助主的神恩，他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来救我。不过，现在他还需要再问几个问题。他先是很含糊地问，我爱不爱我的母亲。

“当然，”我回答道，“就跟每个人一样啊。”我身后的记录员本来一直飞速地敲着键盘，这会好像敲错了几个字，我听到他往回撤了好几个字。

然后，这位预审法官又问了一个毫无关联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连续开五枪？”

我想了一会，解释说这五枪不是连续的，我先是开了一枪，然后隔了一会才又接连开了四枪的。

“那你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为什么要停顿呢？”

我感觉一切又在眼前浮现，沙滩上的红霞，烘在我脸颊上的热气——我没有开口回答。

在等待的沉默里，这位预审法官似乎很焦躁，不停地用手指捋头发，要站起来又坐下去。最终，还是把胳膊撑在桌面上，朝前倾着身子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朝一个死人开枪呢？”

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预审法官用手撑着额头，有些恼怒地问道：

“我问你‘为什么’？请你回答问题。”我还是没回应。

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到对面的书橱，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了一个银十字架来。然后边晃着十字架，边向我走来。

“你知道这是谁吗？”他的声音又变了，变得极富感情。

“当然知道。”我回答道。

这便开了个头，他语速很快，激昂地告诉我，他相信上帝，哪怕是最大的罪人也能得到上帝的宽恕。但首先，这位罪人一定要忏悔，然后洗净心灵，用最单纯信任的心来接受审判。他伏在桌子上，极力地够到我眼前晃着十字架。

事实上，我不是很懂他这段话的意思。因为，这办公室里实在太热了，大苍蝇嗡嗡地一圈又一圈地飞着，还时不时地停在我脸上；不过同时，我还觉得这位预审法官很可怕。当然，我知道这样想是很荒唐的，不过我还是有数的，我毕竟是罪犯。不过他还是在继续说，我尽力想去理解，终于明白了在我的证词里只有一点急需澄清——那就是我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才开第二枪。其他的都很清楚，但就这一点他很不理解。

我想跟他说，老纠结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站了起来，急不可待地问我信不信上帝。我说“不信”，他一下子栽倒在椅子里。

他说，真是无法想象，所有人都应该相信上帝，哪怕是那些反对主的人。他很确定这一点，如果他对这一点抱有怀疑的话，那他这一生都毫无意义了。他愤怒地问道：“你希望我的生命毫无意义吗？”我实在不理解，这跟我希望不希望有什么关系，我也就这么告诉他了。

我刚说完，他就把十字架拿到我眼前来，大声质问道：“可我信！我信上帝！我祈求上帝能原谅你的罪过。可怜的人儿啊，上帝就是为了你才受了这么多苦啊！”

我发现他这会的语气好像动了很大的真情，因为他竟然称呼我为“可怜的人儿”——但我听他这些话听得烦了。这个房间似乎比刚才还要闷热了。

我向来不喜欢跟那些啰嗦无聊的人多纠缠，我也就假装应承了。我刚点头，他的脸上就显露出欣喜的表情来。

“你理解了！你终于理解了！你现在是真心实意信服上帝，愿意坦白一切了吧？”

我好像是摇了摇头吧，因为我看到预审法官又跌坐到了椅子里，看起来灰心而颓废。

过了好一阵，身后的打字机一直都没响，之前我们说话的时候，打字机是一直响个不停的。预审法官就这样不发一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像你这样冥顽不化的恶徒，”他低低地说，“所有送到我面前的罪犯，只要见过主受难的十字架，都会痛哭流涕的。”

我差点就说，当然了，他们是罪犯啊。不过转念一想，我不也是罪犯吗。不过我感觉，哪怕是现在已经被关在了牢里，我还是没消化好“我是罪犯”这个概念。

讯问差不多要结束了，预审法官站了起来。他疲惫地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我对我所犯下的事是否后悔？

想了一会，我说与其说我后悔，倒不如说我是苦恼——我也找不到合适的词。不过法官好像也没费力去理解……那天的事情就这样了。

我之后又去见了预审法官好几次，不过接下去每一次都是有我的律师陪同的。这些讯问大多是要我澄清我之前证词里的一些细节。要不就是预审法官和我的律师讨论一些控告细节。这些时候，他们俩的注意力很少在我身上了，而且讯问的气氛也随着时间渐渐有了变化。预审法官已经对我没兴趣了，现在只想着如何定我的罪了。他再也不说上帝了，也不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表达他的宗教信仰了。这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更随和了。每次，预审法官就只随便问我几个问题，然后他会跟我的律师交换一下意见，然后这次讯问就算是结束了。按照预审法官的说法，我的案子正“按照正常程序进行”着。有时候，除了正常的一些讯问，预审法官和我的律师还会让我参与讨论。我感觉愈加自在了，预审法官和律师也都不再针对我了，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们之间相处也越来越融洽了，我甚至有一种很荒唐的想法，感觉我们是“一家人”了。我真心实意地觉得，在这审判的十一个月里，我已经非常习惯他们的陪伴了，以至于我想不出过去的日子里有哪一天能有现在这般美好了。每次讯问完了，预审法官总会送我到门口，拍着我的肩，然后温和地说：“那么，反基督先生，今天就到此为止啦。”然后，我才会被送到牢房去。

二

总是有些事，我是不愿与别人讲起的。过了几天以后，我被送去了监狱——这段人生我就不是很乐意与别人分享。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发现这种境遇其实没我想的那么糟。实际上，在刚开头的几天里，我几乎感觉不到我是在监狱里；而且我总预感会有转机的，并且是好的转机。

转机在玛丽来看我的那一次到来了，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看我。之后，我收到她一封信，说她的家人不准她再来看我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她没有这个义务。从那天开始，我便知道了，这个小小的牢房注定会是我最后一个家，是我生命的尽头。

刚被关起来的那天，我被安排住在一个大的集体牢房里，里面还有其他的囚犯，大多是阿拉伯人。我被送进去之后，他们关切地问我是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然后他们好一阵没说话。夜色临近了，其中一个阿拉伯人告诉我，把睡垫的一头卷起来就可以作枕头了。整晚，我都感觉有虫子在我脸上爬。

过了几天，我被送到独立牢房去了，牢房里有一张一头固定在墙上的厚木板，那应该就是我的床了。除此以外，就还有一个蹲坑，和一个锡盆。这个监狱建在一个山坡上，从我的小窗望出去，能勉强看到海。那天我正扒在铁窗上，看着阳光一层层掠过海浪尖，看守过来告诉我，我有一位探访者，我想肯定是玛丽——果然是她。

去到探访室要走很长一段路，先是一段很长的过道，接着走一道楼梯，然后又要走一段过道。探访室很大，几面大飘窗把屋子照得很亮，铁栅栏把这里分成了三个隔间。每两个隔间之间有不到十米的宽，就像是一段真空地带，专门把囚犯和他们的探访者隔了开来。我被领到一个隔间里，正对着另一个隔间里的玛丽，她正穿着她那件条纹连衣裙。在我栅栏的这边，大概还有十几个囚犯，也大多是阿拉伯人。在玛丽的隔间那边，大多数是摩尔人。紧挨着她左边的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妇，另一个女人肩宽膀圆，正夸张地打着一些手势，大声呼喊着。说实话，探访者和我们之间隔得太远了，于是我想着我此时也不得不提高音量了。

嘈杂的说话声在光秃秃的墙壁之间回响，让人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响。我走进隔间，看到阳光从窗户外涌进来，给屋里的一切覆上一层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因为刚从阴暗僻静的牢房出来，我的眼睛和耳朵花了很久来适应这刺眼嘈杂的环境。过了一会，我便慢慢适应了。我清晰地看到每一张脸，就好像顶上有聚光灯照着一般。

在两道栅栏之间的隔离带的尽头分别坐着一个看守。这里的阿拉伯囚犯们的样子就比较特别了，他们和他们的探访者面对面蹲在栅栏边上。周围声音那么嘈杂，他们也不大声说话，只是小声交流着。这股低声细语也汇入这房间里巨大的声浪，合为一体了。我迅速瞥过这些阿拉伯人，朝着玛丽走去。隔着栅栏，我能看到她正朝我使劲地微笑。她小麦色的脸紧紧地压在铁栅栏上——我想说她还是那么美，但我却想不到合适的方法告诉她。

“嘿！”她提高调子问我，“怎么样？还好吗？缺不缺什么？”

“哦，还行。东西都有。”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我只看到玛丽还是在使劲微笑着。旁边那个胖女人正朝着我身旁一个面相忠厚的男人喊话——大概是她丈夫吧。他个子很高，一头金色的头发。

“让娜还是不要他。”胖女人喊着。

“太不像话了。”丈夫回道。

“是啊，我跟让娜说，你肯定一出来就去把他带回来的，但她还是不听我的。”

玛丽这会隔着栅栏喊着，说雷蒙向我问好。我说：“谢谢他。”但我的声音还是被我旁边那位丈夫的声音盖了过去，他大声问着：“他身体怎么样？”

胖女人大笑着说：“身体啊？好着呢！非常健康！”

这同时，我左边的囚犯却显得异常安静。他年纪不大，有着纤细的双手。他正凝神看着对面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显得很激动，张了半天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老这么盯着别人看了。这时，玛丽正叫喊着，“不要放弃！要有希望！”

“不会的。”我回答道。看着现在的她，又想到往日，我有种冲动去抱住她，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那裙子看起来丝般柔滑，看起来就很让人着迷。不知怎的，我甚至觉得玛丽对我说的所谓“希望”，在我看来都只在于此刻能与她在一起。我感觉玛丽此刻也跟我一样，因为我看到她微笑着的眼睛里，一望无尽的深情。

“一切都会好的。到时候我们就结婚。”

我看到她洁白的牙齿，和笑眯眯的眼睛。我说：“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我自己来回答。玛丽却很认真，用高亢的声音回答我：

“是的！你会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再去游泳。”

旁边那个胖女人还是在喊叫，告诉她丈夫她捎了一篮东西给他，放在监狱办公室了。她念了一遍她带的东西，又告诉她丈夫要听仔细了，等会好好检查那篮东西，看看有没有丢了什么，还说着这些东西花了不少钱之类的话。我旁边的年轻人和他的母亲还是没有说话，两个人对视着。耳边传来阿拉伯人低声讲话的声音，似乎是从地面上传来的一样。阳光透过窗户折射出金色的波纹，渗透进这沉闷的屋子，给窗户边的人抹上了一层金黄色。

我感觉有点难受了，想快点离开。耳边吱吱作响的说话声让我的耳朵涨得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留下来，这样可以让玛丽多陪我一会。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只记得玛丽一直在跟我说她的工作，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嘈杂声一直没有间断——喊叫、交谈、低声呢喃。唯一的宁静来自于身边这对母子的对视。

过了不知道多久，身边的阿拉伯人一个接一个被带走了——第一个刚被带走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一个看守过来拍了拍我身边那个年轻人，他的母亲见此场景，立即站起来压在栅栏上，恨不得从栅栏中钻过来。年轻人喊了一句“再见，妈妈”。他的母亲便从栏杆间伸出手，无力地向儿子挥了挥手，告别了。

这位老太太刚走，就立刻有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的手里还拿着一顶帽子。同时，一个犯人也很快被领到我旁边的空位上来，接着这两人开始密切交谈起来——声音不大，因为这会房间里已经很安静了。接着又有一个看守进来，要带我右边那位先生走。这时他的老婆在对面没来由地喊了起来——她丝毫没意识到这会已经没必要扯着嗓子喊话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千万别冲动！”

接下去到我被领走了，玛丽隔着栏杆向我飞吻。我走了几步，回头想看看她。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压在冰冷的栏杆上，朝我眨着眼睛强颜微笑。

这之后我就收到她的信了。从那之后，那些我不愿谈及的折磨便开始了。这些折磨已经非常苦了，我没必要夸张，但我自己倒没觉得这些折磨有消磨我的意志。不过，在一开始的几天里，我还是受了不少苦——当时的我还总是幻想着自己是自由之身。比如，我还会时不时地想着，要是能去海边游泳就好了——让海浪拍打我的脚丫，感受冲出海面时迎面而来的浪花——一睁眼，幻想便被残忍地刺破了，哪来的碧海蓝天，有的只是四面高墙。

这样的状态也只是维持了几个月，那之后我便被洗脑一般了，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我巴望着每天在院子里的例常散步，又或是期待着我的律师能过来聊聊。其他的时候，我也过得还好。我甚至想着，要是我被关在一棵枯树的树洞里，闲来无事只能看看头顶巴掌大的蓝天，我恐怕也可以逐渐习惯的。看看成群的飞鸟，看着聚散的浮云，就好比我在这牢房里期待着能看到我的律师那条别扭的领带，就好比我以前总是期待着礼拜天能和玛丽亲热一样——凡是只要能有个盼头，就总是好的。更何况，我现在并没有糟糕到被关在树洞里。这世界上比我惨的人还多呢。这种想法肯定是我妈妈灌输给我的——她总是这么跟我说，“时间久了，什么都无所谓。”

换作从前，我是从来不会想这么多的。开头几个月算是适应期，但我终于还是挺过来了——想法多有时候也是好事。比如，我总是想着女人——这也很自然，我这么年轻，血气方刚。我倒也不是专门只想着玛丽，我想着很多女人——那些我曾经拥有过的，又或者是我幻想拥有过的女人。这种想法逐渐膨胀，牢房里似乎都是她们的身姿，到处弥漫着过往的激情。这种想法让我不得安分，不过，也确实帮我消磨了不少时间。

我慢慢跟看守熟络了起来，发饭的时候他会跟几个厨房的劳工一起巡监。他跟我提起了女人，说：“这儿的囚犯最难受的就是没有女人。”

我感觉我也是同样，急忙说：“是啊！这也太不公平了，这不是让我们这些人雪上加霜吗！”

“这就对了！”他说，“要不然把你们关在这有什么用？”

“什么意思？”

“自由，”他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被剥夺了自由，包括搞女人的自由。”

我从没这样想过，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你说得对，否则怎么能算是惩罚呢？”

看守点了点头，“不错。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会动脑子。但那些家伙都有别的办法，他们都自己解决需求。”说完，看守离开了我的牢房。第二天我就跟别的囚犯一样，很好地解决了需求。

没烟抽，是另一种惩罚。刚被带进牢房的时候，警察把我的皮带、鞋带、包里的杂物——包括香烟，都给拿走了。我被分到单人牢房以后，我就跟警察请求把香烟还给我。但他们告诉我，这里禁止吸烟。这算是我来了之后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了。事实上，开头的几天我度日如年，寝食难安。我甚至从床板上撕下碎屑来嚼。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不可以抽烟，这又伤害不到别人。之后，我慢慢地理解了为什么——这项规定，也是我应受惩罚的一部分。不过，到我终于想通了的时候，我也就不再那么上瘾了，所以这也就不再是一种惩罚了。

除了这些所谓的“禁止”以外，我过得也还不算差。于是，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怎么打发时间了。不过，自从我学会了通过“回想”来打发时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一刻的无聊了。有时我会努力回想关于卧室的记忆——我会从房间的拐角开始回忆，转个弯，接着会看到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等等。一开始，我只能想个一分钟或两分钟。但随着我不断地练习，每一次回想的时间都越来越长，因为我的回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渐渐地，我可以想起每一件家具，家具上摆放的每一个摆件，甚至是摆件上每一个设计，设计上每一处细节：磕磕碰碰的凹陷，受潮后的水渍，有缺口的边缘，木头的纹理和颜色……然后我又强迫自己按照顺序，没有遗漏地回想一遍。这样练了几个礼拜以后，我已经能花上好几个小时做这件事情了。我发现，随着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回想，那些尘封在我记忆里的故事、念头、细节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才发现人的记忆真的是很丰富的载体，有无穷无尽的细节可以去挖掘。

我认为，哪怕人只在外面的自由世界过上一天，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监牢里呆上一个世纪。因为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历，来不断地回忆。这些记忆，对于空虚寂寥的监狱生活来说，总是显得弥足珍贵的。

再说到睡觉问题。一开始我总是夜里睡不好，白天睡不着。但渐渐地，我夜里能睡好了，甚至白天也能打上几个瞌睡。事实上，这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能花十六、十八个小时睡觉。这样一天也就剩下六个小时要打发了——除了吃喝拉撒，我再花点时间回忆回忆就过去了。当然了，还有捷克人的故事。

那天我在翻我的草褥子，翻着翻着，我发现巴掌大一块报纸被粘在了褥子下面。我便把报纸翻出来，细细地看。报纸已经又旧又黄了，薄得快透明了，但还是能看清上面的字。这块报纸上有个罪案报道，虽然开头的部分已经没有了，不过看了下文以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乡村里。这故事讲的是，有一个村民背井离乡，想要出人头地。过了二十五年，他真的发了大财，便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衣锦还乡。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和妹妹已经在当地开了一家小旅馆。他决定给她们一个惊喜，便让他的妻子和子女住在另一家客栈，他独自一人去了他妈妈的旅馆，用假名字住下了。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母亲和妹妹果然没有认出他来。吃晚饭的时候，他又炫耀了自己身边的巨款，想着第二天给她们一个惊喜。可当天晚上，他的母亲和妹妹就用大锤把他给杀了，夺了钱财，然后把他的尸体丢进了河里。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来了，毫不知情的她告诉了这对母女，昨天来的男子的真实身份。知道真相以后，他的母亲上吊自杀了，而妹妹则投井自尽了。这故事我大概前前后后读了有几千遍。乍一听，这个故事不太像真的；但仔细一想，又有那么几分可取之处。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这个男人完全是咎由自取——再怎么样也不该开这种玩笑。

因此，那么长时间的睡眠，再加上我的回忆，以及不断地读那一小块报纸，我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日出日落又是一天。我之前听说，在监牢里人总是很快就没有时间概念了。对于我来说，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不觉得时间会时长时短。每一天的长度对我来说是固定的，只是这些日子头尾相连，很难确定界限。简单地说，就是在我的想法里，已经没有“一天，两天”这样的概念，有的只是“昨天，明天”罢了。

终于有一天，看守告诉我，我已经在这待了六个月了。我想了想，应该是有六个月了——但我好像并不在意。我感觉自从被关进来以后，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我每一天做的事也都是一样的。

看守走了，我拿起饭盒认真地看着饭盒上反射出的这张脸。我的表情很是严肃，就连我使劲挤出来的微笑都还是很严肃。我换了几个角度再看，看到的却还是那种忧伤、紧张的脸。

太阳快下山了。又到了我最不乐于提及的时刻，难以形容的时刻——牢房里上上下下关着的犯人会在这个时候制造出些声响，这些声音不紧不慢地向我逼近，最后将我淹没。我走到装了铁杠的小窗户旁，借着最后一点阳光又照了照自己。这张脸跟之前一样严肃——这倒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这会确实很郁闷。但就在同时，我又听到了我这几个月来都没再听到的声音——那是人的嗓音——是我的嗓音，一定是的。我也是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数月来，我听到的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并没有说出声来。也就是说，这么久以来，我都是在不出声地自言自语。这时，我又想起了母亲葬礼上那位护士说的话。不，在这是没有出路的，没人能想象监狱的夜晚是什么样子。

三

整体上来看，这几个月都过得不算漫长。一个夏天刚结束，另一个夏天就到了。我也很清楚，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我的案子被定在巡回审判庭的最后一轮进行，这一轮要一直进行到六月结束。

我开始接受审判的那一天阳光很好。我的律师宽慰我说，我的案子顶多审个两三天。“就我所了解的情况，”他说，“法庭肯定会尽快给你个审判结果的，因为这并不是案件表里面最重要的。紧接着你这个案子后面的，就是一桩弑父案，那可是得花上很久来审判的。”

早上七点半，警察来提犯人了，然后用囚车一路把我送到了法院。两个警察把我领到一个黑乎乎的小房间。我们坐的位置靠门，于是我听到从门里传来的各种声响：讲话声、叫喊声、椅凳摩擦地板的声音。这些嘈杂的声音让我感觉好像隔壁在开一场“小镇舞会”，就好比演奏结束之后，人们要把场子清干净了好跳舞一样。

坐我旁边一个警察告诉我，法官还没到，所以得等会。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接。又过了一会，他问我紧不紧张，我说不，事实上我还蛮有兴趣的，我还从没亲身参加过审判呢。

“可能吧，”另外一个警察接着说道，“但过个一两个小时，你就不再有兴趣了。”

过了一会，一个小电铃响了。警察把我的手铐松开，给我打开门，领我坐到了被告席上。

法庭里已经坐着一大群人。尽管玻璃窗都关着，百叶窗也都合着，阳光还是从缝隙里折了进来，炙烤着这里的空气。我坐了下来，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地站在我旁边。

就在这时，我才注意到我面前一排面庞。这些人正严厉地看着我，我猜他们大概就是陪审团了。他们的表情很一致，我很难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样子。我感觉倒像是刚上了一辆电车，然后发现对面坐的所有乘客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你，企图从你身上找出些可笑的东西。当然，我知道这样想实在是很荒唐：面前坐的这些人可不是在找可笑的东西，他们是在找可以证明我有罪的证据。不过，区别实在不大，而且，我反正就是这么觉得的。

紧闭的门窗，闷热的空气，骚动的人群——这一切都让我有点头昏。我看了一圈这屋子里的人，发现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这么多人来听我的审判，这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也是我第一次，成为了众人目光的焦点——换做以前，几乎没人发现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