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第一部分（1 / 3）

局外人 第一部分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也不确定。敬老院发来的电报上是这么说的：令堂已逝。明日入葬。沉痛悼念。电报写得不清不楚，我也没去打探究竟，我想大概就是昨天死的吧。

这所敬老院位于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大概五十英里。如果我坐今天下午两点的巴士，傍晚就能到。然后照规矩我得守一晚上灵，明晚之前我就能回来了。我已经跟老板请了两天的假，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批准我的请假。不过，在我看来他似乎还是有点恼火，我想都没想就说：“对不起了老板，但你得知道，这又不是我的错。”

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讲的。我没必要为自己辩解，反而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安慰和宽解。也许明天以后他会这样做的吧，那会他就能看到我戴孝了，就不得不相信了。就好像眼下我妈还没真的死似的。似乎一定要等到葬礼举办结束，一切才能盖棺定论——我妈妈确实死了……

我买了下午两点的去马朗戈的巴士票，天热得离奇。跟往常一样，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里吃了午饭。饭馆里每个知情人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妈啊”。吃完了饭，他们也都一脸不放心地送我到大门口。之后事情进展得也不是很顺，我太冒失了，最后一刻才想起来没有戴孝用的东西。于是，急急忙忙去爱马诺家，去问他借黑色领带和戴孝用的臂章——他叔叔几个月前刚刚过世。这一来，我的时间就不是很充裕了。于是一路跑着去赶巴士，还好赶上了。但是，因为跑了一路，我感到有点体力不支。马路和天空中反射的刺眼阳光，汽油发出的恶臭，汽车的颠簸——这一切都让我头昏脑涨。不管怎样，我几乎睡了一路。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一直靠在一位军人身上。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点了点头，不想跟他搭话。懒得理他。

敬老院离村里还有一英里多路，我只得一路走过去。我跟他们说我想立刻见到我妈妈，但门房跟我说我得先见一下院长。而院长暂时没空，所以我得先等会儿。门房在我等的时候一直在跟我聊天，接着便带我去了办公室。院长是个个子很小的男人，一头银灰的头发，却还在纽扣上别了一块荣誉团军官的玫瑰形勋章。他用他湛蓝的眼睛深深地看着我。我们握了握手，他握了好久都不松开，似乎想把全身的力气传递给我。他翻了翻桌上一份档案，说道：“默尔索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年了，她没有任何个人收入，完全倚仗您的抚养。”

我感觉他似乎在责备我，于是赶紧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说道：“没必要解释，孩子。我查过了，很显然您所在的境况不容乐观，实在无法为您母亲提供保障。而您母亲需要有人随时陪同着，而做您这行的年轻人实在收入有限。思来想去，倒是让她住在敬老院会更好吧。”

我赞同地说：“是的，院长。”

他又说道：“她在这有很好的朋友，你知道的，一些年纪相仿的人。人总是跟自己同年代的人谈得来。而你太年轻了，你们在一起总归会有很多矛盾和摩擦的。”

他说的没错。我跟妈妈一起住时，她只会没日没夜地盯着我，却很少跟我讲话。在她刚去敬老院那几个星期，她总是哭个不停。但那只是因为她还没习惯罢了。过了一两个月，如果我要带她离开敬老院，她肯定又会哭个不停的，一样还是因为她不习惯这些变故。那也就是为什么在这过去的一年里我很少去看望她的主要原因吧。当然了，次要原因是去敬老院看望她意味着我得牺牲那么多个礼拜天，更不提还得去赶巴士，买车票，来来回回每趟都得花两个多小时在路上耗着了。

院长还在说，但我已经不怎么想听了。最后他说道：“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一下令堂吧？”我站起身，没说话，他带我走出了办公室。下楼梯的时候，他跟我解释道：“我已经将令堂转移到小停尸房去了，这样就不会惊扰到其他的老人——你能理解的吧。每次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这院子里至少两三天都不得消停。这也就意味着，那几天里我们的工作要难做很多。”

我们穿过一个院子，一些老人正三五成群地聊着天。我们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刚走远，就听到他们又开始嚼舌头。他们让我想到那些关在笼子里的鹦鹉，只不过鹦鹉的声音可没这么烦人。这时候，院长在一所小矮房的门前停住了脚步。

“默尔索先生，我就送您到这了。要是有什么需要，请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我们打算明天早晨举办葬礼。这样您可以有一整晚时间再陪陪她，您肯定也想多看看她。还有，我听令堂的好友讲，她希望按照教会仪式来进行安葬。我已经据此做了安排，不过我想我还是告诉您一声。”

我跟院长道了谢。我妈妈虽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但就我所知，她一生中从没考虑过宗教信仰啊。

我走进了小停尸房。这是一个明亮、一尘不染的房间，墙面是粉刷的石灰白，顶上有大天窗。房间里放着一些椅子和支架。中间放的两个打开的支架上摆着一个棺材。棺盖合着，棺盖上的螺丝钉只是浅浅旋了几下，醒目地扎在斑驳的深色胡桃木上。一位阿拉伯女人——大概是护士吧——正坐在棺材架旁，她穿着一件蓝色罩衫，头发上围着一条艳俗的头巾。

这时候，门房从我身后走上来。应该是刚跑步过来吧，他有点喘不上气。

“我们把棺盖合上了，他们让我等您来了再把棺盖打开，这样您能看清楚些。”

当他走向棺材的时候我跟他说不必了。

“呃，什么？”他叫嚷着，“你不要打开……？”

“不要。”我说道。

他把螺丝刀放回口袋里，用力地瞪着我。我想我也许不应该说“不要”吧，这可太让人难受了。盯着我看了一会以后，他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不要打开？”但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像是责备，只是单纯的好奇。

“嗯……我说不清楚。”我回答道。

他捻了捻他的白胡子，然后移开了目光，轻轻说了句：

“知道了。”

他是一位看起来很慈祥的老人，有蓝色的眼睛和红润的脸颊。他给我拉了一张椅子放在棺材旁边，然后自己也拿了一张坐在我后面。这时候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过去。就在护士离开的时候，门房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她得了肿瘤，可怜的姑娘。”

我仔细地看向这位护士，发现她头上确实包了绷带，沿着她眼睛下面绕了一圈。在鼻梁上绕的一圈特别宽，让人完全看不见她长什么样了。

就在她走了以后，门房也起身了。

“你跟你母亲单独待一会吧。”

不知道我是做了什么手势，反正门房没走，又在我身后坐了下去。那种有人在你身后默默关注你的感觉很不好受，真希望他别盯着我看了。太阳快下山了，整个房间里洋溢着金色、温暖的霞光。两只蜜蜂在头顶上嗡嗡地叫唤，努力想冲破那层透明的天窗。这样的气氛让我不由有点困了，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为了打破这种静谧，我头也没回，问门房在这敬老院工作了多久。“五年。”这个回答来得如此迅速，我都以为他是不是等这个问题很久了。

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跟我讲述他的一生。听着他的描述，我想，如果十年前有人跟他说他会以在马朗戈做敬老院门房来结束他的一生的话，他肯定不会相信的。然后他告诉我，他今年六十四岁，来自巴黎。

我打断道：“哦，你不是当地人？”

然后我突然想到，就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他跟我说过点关于我妈遗体的事，那会他提到过巴黎。他说应该快点把她给埋葬了，因为马朗戈这里的温度很高，在平原地区尤其热。“在巴黎，我们把遗体放家里能一放三四天呢，”之后他就提到在巴黎那段美好的日子，让他永生难忘云云。“而在这里，”他说，“事情就得快点办了。你还没习惯有人逝去这个消息呢，就得赶紧跟着跑着去参加葬礼了。”“别说了，”他妻子提醒他，“跟这位可怜的年轻人说这些干什么？”老头脸红了，赶忙说着道歉的话。我说不要紧的。说实在的我那会觉得老头讲的这些事挺有意思的，我以前怎么没想过这温度和葬礼的关系呢。

这时候，他告诉我，当时他进敬老院是跟别的老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养老者。不过他那会身体还很结实，精气神足，所以当门房这个位置空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告奋勇担下来了。

我跟他说，即便这样，以他现在的身体和年纪，也着实是该跟别的养老者一样，踏踏实实养老了——不过他似乎听不进去。他还是一副很“官方”的模样。之前听他称呼那些敬老院的养老者的时候，我就觉得挺蹊跷的。对于那些并不比他年长的养老者，他总爱用“他们”，或是“那些老家伙”（虽然不常用）来称呼。说到底，我能理解他那份心意。作为门房，他与别人可不一样，他有属于自己的骄傲，他享受这份门房职位带给他的优越感和权威。

就在这时护士回来了。夜幕很快降临了，一瞬间头顶的天窗只衬出单调的黑色。门房把房间的灯打开了，那一瞬间光亮的刺激让我睁不开眼。

门房建议我去食堂吃点东西，我说我不饿。他又说要给我拿一杯牛奶咖啡来。我是挺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便应了声“谢谢”。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托盘过来了。我喝着咖啡，突然很想抽烟。但我又不太确定是不是可以抽烟，毕竟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这是在给妈守灵呢。思来想去，其实也无大碍啊，于是我就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俩抽了起来。

抽了一会，他又开始找我聊天。

“对了，等会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来守灵的。不管谁死，都得要守灵的。我去拿些椅子和黑咖啡来。”

电灯在白花花的墙上反射的光让我的眼睛很不舒服，我问门房能不能关掉一盏灯。“没法只关一盏灯，”门房说，“灯就是这么设计的，要不全开，要不全关了。”之后，我也没注意，他去搬了些椅子来，围着棺材放了一圈，还在其中一张椅子上放了一个茶壶和一打茶杯。然后他走到母亲棺材另一边，面朝着我坐下了。护士坐在房间另一角，背朝着我。看不清她在做什么，不过根据她胳膊移动的样子，我猜她是在织毛衣。这时候我感觉挺舒服的了，咖啡让我整个身子都暖了起来。嗅着从打开的房门里飘来阵阵花香和傍晚的凉爽空气，我感觉我可能有几分钟是睡着了。

我被耳朵边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了。之前眼睛是闭着的，现在再睁开眼，感觉房间里的光线又比之前刺眼了很多。到处都是一片惨白，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件物品、每一道曲线、每一个角落，都在人的眼眸上刻画出深深的轮廓。我妈妈的那些老年朋友们来了。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位，在白色的墙面衬托下毫无声息地走进了房间，坐下的时候连椅子都不发出一点声响。我感觉，我这一生中从未如此清晰地看见任何人，他们身上衣服的质地，皮肤上的毛孔，都一一映在我的眼睛里——可我却没办法听见一点声音，我甚至无法相信他们真正存在着。

几乎在座所有的女士都穿着围裙，扎在腰间的腰带让她们的胃更明显地凸在外面。我几乎是第一次发现原来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而大多数的男士，都瘦得跟耙子似的，而且他们竟然都带着拐杖。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的脸，我很难看见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看起来更像是一堆皱巴巴的皮肤里一点灰暗的光。

一坐下，他们便都看向我，别扭地摇着头。他们皱巴巴的嘴唇在没牙的牙床中间瘪了下去，我也实在看不出来他们是想说什么来欢迎我，还是只是因为太老了所以嘴巴没法合拢。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在按照礼节欢迎我。但是这样的画面有一种奇怪的效果，看见这些老家伙围在门房旁，肃穆地朝我眨巴眼睛，还轻轻晃晃脑袋。有那么一会，我有一种荒唐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是来审判我似的。

过了一会一位女士开始小声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的位置，我想看清她的模样，但她被前排一位女士挡住了。她一直哭个不停，还伴随着有节奏的抽泣。奇怪的是，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发现她在哭。他们就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懒懒地缩在椅子里，盯着面前的棺木、拐杖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目不转睛，一动不动。那位女士还是一直在哭。我很想知道她是谁，因为看面孔并不熟悉。我很想让她不要哭了，但我实在不敢开口。过了一会，门房走到她身边，弯下腰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但她摇了摇头，挤了几句话，也没法看出她说了什么，然后又一如刚才地哭了起来。

门房起身，拿了一把椅子，坐到了我身边。过了一阵，他也没看向我就解释道：“她是你母亲的挚友。她说你母亲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朋友，而现在连这个唯一的朋友也去了。”

我不知道回答什么，过了好一阵没说话。这会儿，这位女士的叹息和抽泣没有刚才那么频繁了，但她又开始擤鼻涕、擦鼻子，最后她终于安静了。

我这会已经不困了，但我感觉很累，双腿疼得厉害。我感觉这份安静让我神经绷得很紧。唯一能听到的是一阵很奇怪的声响，时不时地飘到我耳朵里。一开始我觉得挺好奇，认真听了一会，我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了——这是那些老人咂吧腮帮子的声音。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不知道他们此刻在干嘛。我甚至觉得，他们并未意识到，躺在他们中间的这具尸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现在我回想起来，又觉得我那会其实并不了解他们的想法。

我们都喝了点咖啡，是门房递来的。那之后，我就记不得发生什么了，反正时间还是一点一滴地在走。我现在只能想起那一刻：我睁开眼睛，看到老头们窝在椅子里睡着了，只有一位老人，他把头撑在拄着拐杖的手上，瞪大眼睛看着我，就好像他一直在等我醒过来。然后我又睡着了，之后稍微醒了一会，因为我腿上疼得厉害让我有些抽筋了。

天空已经开始透出一丝丝亮光。一两分钟以后一位老人醒了，接着开始咳个不停。他朝着一块大手帕吐痰，每次呕吐都撕心裂肺得像要把肠子都给吐出来似的。这吵醒了其他人，门房便乘机告诉他们是时候起来了。老人们都起来了，守完一整夜灵，他们一个个都面如土色。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我们一起过了这大半夜而且一句话都没说过，但他们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跟我握手，好像我们由于这一夜的守灵更亲近了一般。

我也累垮了。门房带我去了他房间，我在那漱洗干净了，还喝了一杯门房给的牛奶咖啡，感觉一下子有精神了。我走出房间，看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远方的群山隔开了马朗戈与大海，山顶有几片红色霞光。早晨特有的微风吹在我脸上，伴随着一丝丝海水的咸味。今天天气肯定很不错。我忍不住暗自想，如果不是因为得进行我妈葬礼这档子事，今天本可以去在田里乡间走走的，那该多好啊。

想到这儿的时候，我正走到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便坐下等着。闻着泥土的清香，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困了。接着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这个时候他们肯定正起床呢，准备着去上班；而我却在这里经受折磨。我又接着联想了有十分钟，敬老院里的钟声打断了我的想象。远远地，我看到窗户里的人影动了起来，然后又恢复了静止。太阳升得越来越高了，温度开始从泥土渗向我的脚底了。门房穿过院子向我走来，说院长想见我。我去了院长办公室，原来是要签一些文件。我注意到，院长先生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西裤。他拿着电话话筒，定定地看着我，说道：

“殡仪馆的人刚才已经到了，他们准备等会就去停尸房把棺盖合牢了。要不要我让他们等一会，您再去看您母亲最后一眼？”

“不用了。”我回答道。

他压低声音，对着话筒说：“不用等了，费雅克。让他们现在就去吧。”

接着，他告诉我，他等会一起去参加葬礼，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坐了下来，双腿交叉着靠在椅背上。他告诉我，除了值班的女护士，就还有他跟我一起去送葬了。这是敬老院的规矩，养老者不应参加葬礼，但守灵的晚上大家都可以去陪着。

“这是为了他们好，”他解释道，“这样他们不会太难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准许一位您母亲的老朋友跟我们一起去。他叫汤姆斯·佩雷兹。”说到这，院长笑了起来。“他俩的故事挺感人的。他跟你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其他养老者都开玩笑地说你母亲像是佩雷兹的未婚妻呢！他们还老问佩雷兹，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娶老婆，然后佩雷兹就呵呵傻笑。这个笑话老被他们说起。那，你也能猜到了，你母亲这一走，他心里多难受啊。不过，我们这医务室的关照了，我没让他跟着一起守昨晚的灵，他的身体吃不消啊。”

接着，我们在办公室坐了一会，没说话。然后院长站起身，走到窗户那边，说道：

“啊，马朗戈的神父已经到了。他提前到了嘛。”

院长提醒我说，从这走到村里的教堂起码得要三刻钟时间。于是，我们走下楼去。

牧师已经在停尸房门旁等着了，旁边站了两位侍僧，其中一个手捧着一个香炉。牧师正俯身调整悬挂香炉的银链子。看到我们以后，他起身跟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称呼我为“我的孩子”。然后他带我们进了停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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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注意到在棺木后面站了四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棺盖上的螺丝也已经旋到底了。这时院长告诉牧师，灵车已经到了。牧师便开始祷告了，然后每个人都开始行动起来。那四个穿黑衣的人拿着一卷黑布走向棺木，我跟牧师以及那两个侍僧则陆续撤出了房间。一位我之前没见过的女士站在门旁。“这位就是默尔索先生。”院长指着我对她说。我没听清她的名字，但我听出来，她好像是敬老院里一位护理。听到我是谁之后，她向我鞠了躬，她长长的、憔悴的脸上没有一点微笑。我们站在门旁边，给棺木让道，然后我们跟着那些抬棺人一直沿着门廊走，一直走到前门入口。那停着一辆灵车。灵车是椭圆形的，光滑、油亮的黑漆让整个灵车看起来就好像我办公桌上的文具盒。

在灵车旁边站着一位着装优雅的小个子男士，据我了解，他是这次葬礼的负责人，有点类似仪式主持。在他旁边还站着一位老人，他看起来尤其受拘束、甚至有点腼腆。他就是老佩雷兹先生，我母亲的那位“特别”朋友。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当棺材从门口抬出来的时候他摘下帽子挥了几下），穿着皱皱的压在鞋帮上的裤子，高领双层的衬衫，还系了一只偏小的领结。在那蒜头状的草莓鼻下面，他干瘪的嘴唇不住颤抖着。但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他的耳朵，他那松弛的深红色的耳朵就像被黏在他苍白脸颊上的两坨蜡，被夹在一小绺一小绺的银白色头发里。

抬棺人让我们站到位，牧师站在灵车前面，四个黑衣人站在棺木四边。接着我和院长走过来，身后跟着老佩雷兹和那个护士。

天越来越亮堂了，气温也如炉火般越烧越旺。我感到一阵阵热浪拍打在我后背上，而我偏偏还穿着深色西装，更热了。我想不通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开始。本来戴着帽子的老佩雷兹，这个时候又把帽子给摘了。院长跟我讲着有关老佩雷兹的事，我边听边慢慢朝老佩雷兹看过去。我记得当时院长跟我说，我母亲跟老佩雷兹很喜欢在傍晚的田边散步，有时候他们能一直走到村子里，当然了，一路有护士陪着的。

我朝田边看去，确实风景很不错。沿着山坡一路都长着柏树丛，树丛笔直的轮廓线刺破了天际的蓝色；火红的泥土上缀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翠绿，三三两两的小屋子在逆光的山坡上显得特别孤独——我发现我突然理解了妈妈的心情。这样的傍晚给这些破碎的心灵带来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震撼。现在，站在这朝阳滚烫的光芒里，一切都在金色的热浪里颤抖，这片土地已然把它最残酷、绝望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最后，我们还是出发了。我也是这时才发现，老佩雷兹有些一瘸一拐。这个老家伙很快就被提速的灵车甩在了后面。其中一个黑衣人也没赶得上，干脆跟我并排走了。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太阳可以升得这么快，随着昆虫叫唤的嗡嗡声和草丛摩擦的沙沙声越来越吵，空气已经渐渐沸腾了起来。汗水从我脸上流下来，一滴滴打在我肩膀上。不像老佩雷兹，我没有帽子，我只好用手帕给自己扇风。

抬棺人转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而同时他又用左手拿手帕擦了擦头顶，然后用右手把帽子歪到旁边。我问他刚才说什么，他指了指天，说：

“今天天可太热了，是吧？”

“是啊。”我回答。

过了一会他又问我：“咱们埋的是你妈妈？”

“是的。”我又回答。

“多大年纪啦？”

“呃，很老啦。”事实上，我想不起来我妈多大了。

之后他不说话了。我回过头，看到老佩雷兹一瘸一拐地跟在我们后面差不多五十米的样子。他摆着胳膊，挥动着他那毡帽，想努力跟上我们的步伐。我又看了一下院长，他正踩鼓点似的踏着步子，精打细算着每一个动作。细密的汗珠在他额头闪烁，但他似乎不打算擦掉。

我感觉我们好像进展得比之前快了些。不管我朝哪看去，我看到的都是浸透在阳光里的田野。天空亮得刺眼，我都没法抬眼看。这会我们走上了一条新铺的柏油马路。有了阳光的煎烤，每一步踩下去都会发出咯吱声，然后留下油亮亮的黑色裂纹。前面车夫的黑帽子被悬在灵车顶上，这帽子太光滑了，倒像是用这一块柏油什么的捏出来的。这给我一种很奇怪的催眠般的感觉——头顶的蓝天白云，周围的一片黑色。灵车光滑的黑色外壳，人们身上沉闷的黑色衣服，马路上刺眼的黑色裂纹；再加上这些味道，灵车上滚烫的皮革和马粪的味道，夹杂着焚香的烟熏。另外再加上一整夜不合眼带来的脑子不清醒，我整个人头昏眼花。

我又回头看了一下，老佩雷兹现在已经落得很远了，几乎被热腾腾的雾气遮住了；然后，他突然就整个消失了。在琢磨了一会以后，我想他肯定是从路上走到田里去了。然后我注意到我们走的路前头是有个小叉路的。佩雷兹这个老家伙对这块地方这么熟，肯定是抄近道来追我们了。果然，我们刚走过小叉路，他就追上我们了——然后又被落在了后面。然后在再前头的位置上，他又抄了一个近道，又赶上我们了；事实上，在接下去的半个小时里，他反反复复这样做了好几次。但我很快对他失去了兴趣，实在太累了。太阳穴一跳一跳地胀，我真的走不动了。

之后一切都进展得很快，事实上我已经不记得什么细节了。我只记得当我们站在村口的时候，护士跟我说了几句。她的声音很纤细柔弱，跟她的模样一点都不搭配。她说道：“你走太慢，是要热得中暑的，可你走太快也不行，流那么多汗等会一进教堂肯定得冻感冒。”我懂她意思了，就是哪样都不对。

有关葬礼的记忆还有一些片段，比如我还记得，老佩雷兹最后一次在村外赶上我们时，他的眼睛闪着泪光，不知道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心碎，也许两者都有吧。但由于脸上皱纹太多了，眼泪又流不下来，所以就沿着这一条条或深或浅的沟壑在老佩雷兹的脸上纵横成一片泪海。

我还记得教堂的外观，街上的村民，墓地上的红色天竺葵，佩雷兹的晕倒——他像个布偶一般瘫倒在地，妈妈棺材上的赭色泥土，泥土里的斑白树根；然后那么多的人、声音，在咖啡馆外面等巴士，引擎发动发出的隆隆声，我跟妈妈第一次走上阿尔及尔灯光明亮的马路时的欣喜激动，有关自己马上就能上床睡连续十二个小时的梦想……

二

醒来以后，我突然理解了我向老板请两天假时，他的表情为什么会那么纠结了——今天是周六。我那会怎么没想到，我下床的时候才想到的。很显然他认为请这样的假明摆着是想一下休息四天啊，这让一个老板如何能欣然接受呢。不管怎样，我还是那句话，这又不是我的错。我也没法决定是昨天还是今天进行妈妈的葬礼，再说了，周六周日不管什么情况都得休息的啊。不过，我理解我老板的出发点。

起床真是需要下点工夫的，因为前一天我实在是累得筋疲力尽。在刮胡子的时候我琢磨着要如何过这个上午，我想去游个泳应该不错。所以我赶了电车，来到了海滨。

这世界真小，我看到，游泳池里一群年轻人中间有一位女士——玛丽·卡当那，办公室以前一个打字员。我那会是很喜欢她的，我还幻想她也喜欢我。不过她那会待的时间太短了，什么都没发生她就走了。

我帮她爬上一个皮筏艇的时候，故意用手在她胸部蹭来蹭去的。她似乎没察觉。然后她平躺在皮筏艇上，我在一边踩水。过了一会，她转过身一边看着我，一边大笑。她的头发湿漉漉地披在眼睛上。我也爬上了皮筏艇，躺在她身旁。空气很暖，我半开玩笑地把头靠在她的腿上。她似乎并不介意，所以我就继续躺在那。我的眼睛里只有天空，有大海的蓝色，还有阳光的金色，我还能感觉到玛丽的胃在我脑袋下面一起一伏。我们俩在皮筏艇上呆了起码有大半个小时，两个人都迷迷糊糊的。太阳越来越大了，她又潜入水中。我跟了上去，追上她，用胳膊环住她的腰，肩并肩游了一会。她还是不停地大笑。

我们坐在泳池边晾干的时候她说道：“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愿不愿意晚上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她又笑了，说如果是去看那部大家都在说的，有费尔南德出演的喜剧的话，那就去。

我们穿好衣服，她盯着我的黑色领带，问我是不是在服丧。我说是的，我妈妈去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她问道，我说，“昨天下葬的。”她没再评论，但我感觉她有点吓到了。我刚准备解释，这不是我的错，但我及时制止了自己，我想起来上次跟老板这么说了以后，那段话听起来是多么地愚蠢。但我想，不管愚不愚蠢，人总是忍不住会有点愧疚的。

还好，到傍晚的时候玛丽已经完全把这档子事忘记了。电影某些部分真的很搞笑，但有的部分就是无聊得让人想自杀。在放映厅的时候玛丽一直用腿紧紧地抵着我的腿，而我也不时用手把玩着她的胸部。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很笨拙地亲了她。然后她跟着我回了家。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告诉我她姑妈一大早一定要见到她。我想到那天是周日，这可真讨厌——我从来都不喜欢周日。于是我转过头，懒懒地闻着玛丽睡过的枕头上的海水的味道。我一直睡到十点。然后我赖在床上抽烟，一直待到中午。我决定这次不跟以前一样去塞莱斯特的饭馆吃中饭，他们肯定准备了一大堆问题问我——我不喜欢被问那么多问题。于是我煎了几个蛋，然后直接在锅里吃了。我没有面包配餐，因为面包吃完了，我又不想那么麻烦还去买面包。

午饭过后，我感觉特别无聊，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妈妈在这住的时候，这房子特别适合我们俩，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了，房子就显得有点空，我也就把饭桌搬到我卧室里去了——我的卧室是现在在使用的唯一一个房间。一个铜质床架，一个梳妆台，几把有点塌陷的藤椅，一个带有蚀斑的穿衣镜衣橱——这个卧室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公寓剩下的部分从未使用过，我也不想费心打扫。

过了一会，为了找点事情做，我从地上捡了一张报纸来看。有个讲克鲁生盐的广告挺有意思，我把它剪了下来贴在一个簿子里，这个簿子里贴的都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好玩的东西。我洗了手，然后实在百无聊赖，我又走到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