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地方任上可谓表现突出，同时也让他积累了足够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朝中重臣的欣赏，他的政治前途看似一片光明。然而，上天想要一个人担起重大使命，通常会让他饱经磨难，以便在遭遇不幸时能够以坚定的意志走到最后，拥抱胜利。王安石进入京城后虽然春风得意，但是对于他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而王安石也将以他一贯的风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直至完成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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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调回到京城任支度判官，王安石便着手参与中央政务，这也是继承先贤的脚步。受寇准和范仲淹影响，王安石对于解决国家问题的根本思想，也在于进行变法革新。为此，他上书赵祯，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在奏疏中，他明确提出了“法先王之意”，而不是“法先王之制”的思想，意思是说，先王的法律是根据当时社会问题制定的，因而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问题的变化，先王的制度已经逐渐不适用了，只有根据先王制定法律的主旨，重新制定符合当下社会问题的法律，才能让整个国家的秩序恢复井然。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改革思想，王安石还做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首先必须为变法做好充足准备，而重中之重就是人才储备。王安石认为，之前的变法之所以会失败，就在于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执行团队，这样就让变法失去了坚固的武器。为此，王安石建议，朝廷要精心挑选一批年轻学子，在传授他们报国理想的同时，也教给他们治国的能力。王安石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步骤为总体指导，提醒赵祯在人才任用方面多加留意。
与人才准备一衣带水的就是科举制度改革，由于宋朝滥用“恩荫制度”，导致士大夫阶层基本垄断了国家的高级官位。一些出身低微贫贱的学子，即使本身颇具才华，也只能长期游弋在官场边缘。这不仅浪费了大量人才，也磨去了锐意进取和为国为民者的决心，等到这些人终于进入官场上层，多半已经养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官场习惯，导致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办事效率低下，热衷于谋求一己之私利，置国家社稷和万民福祉于不顾。对此，王安石建议大幅减免恩荫做法，改为主要依靠审核与举荐制度选贤任能。与此同时，还要废止科举考试中的一些表面文章，注重提高和培养学子的德行，尤其要注重他们的报国之思和治世之能。
另一条重要的改革思想是注重经济建设，王安石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宏观建议，意思是调动天下的所有百姓，根据他们所处的地方特点和资源，进行不同的财富创造和积累，以便将国家的产能激发到最大限度。比如某地盛产粮食，朝廷要着重关注那里的粮食生产，然后适当增加那里的粮食税收，但必须减少当地的徭役和兵役等负担。再比如某地比较贫瘠，就要减少他们的粮食税收，同时可以适当增加那里的徭役和兵役等负担，其他情况以此类推。总之，朝廷要“因地而行，量力取用”，而不是笼统地“一刀切”，因为这样虽然方便了朝廷，却纵容了官吏，又害苦了百姓，到头来也必定让国家的税收陷入举步维艰且大打折扣的困境。
奏疏递交皇帝后，还是一如既往地杳无音信，王安石也只能耐心地等待。这个时候，由于王安石的另类做派，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他。一天，王安石闲来无事，到某地游览，一时诗兴大起，在山崖上刻了几行小诗。结果引来很多人观看，其中不乏一些朝廷重臣派来的耳目，他们甚至想要通过王安石的诗句，分析他的政治思想，以便确定他是敌是友。后来，受到欧阳修的建议，王安石才知道自己的做法有些高调，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很少再有公开文字发表出来了。
有了这样的关注度，赵祯再将王安石闲置不用，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然而，新的任命下来，着实令王安石哭笑不得，因为他虽然被任命为皇帝的近臣，却只是负责记录起居注一类的琐碎差事。本来，王安石还想借故推脱，但是赵祯已经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因而对王安石的调令不仅有吏部的批文，还有皇帝亲自拟定的圣旨，如此王安石也就只好勉强上任了。但是很快，王安石就发现在赵祯身边做事，有很多职务以外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劝谏皇帝大胆起用贤才，为此他还写了一篇《人才论》，对如何使用人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然而，赵祯此人仁厚有加却优柔寡断，内心向治，却又害怕因治生乱。当时，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雄踞北方的辽国和西夏，但是经过寇准和范仲淹的经营，北宋和他们都签订了相互约束的条约，赵祯也就乐得做一个太平天子。然而，王安石却很清楚，辽国和西夏都是狼子野心，他们之所以一时按兵不动，是因为忌惮北宋的强大，同时又遇到了寇准和范仲淹这样的强手。但是，如果按照当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不用外敌入侵，宋朝内部的腐朽就会导致败亡，再加上朝廷风气日渐不古，像寇准和范仲淹一样的正直大臣都遭到排挤，一旦辽国和西夏发难，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不顾个人利益和安危，再次向赵祯递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希望他能够下定决心励精图治。看完王安石的奏疏，赵祯心中也惊起一丝波澜，但是说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改革，他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不过，为了奖励王安石的拳拳报国之心，赵祯升了他的官。可王安石的心思并不在此，因而虽然得到封赏，却丝毫没有喜悦之情，反而更加愁眉苦脸，着实令那些蝇营狗苟的奸佞官员们为之不解。一些人甚至攻击王安石故作姿态，意在沽名钓誉，谋求更加丰厚的官爵。本来，王安石还想发文斥责这些人一番，但是在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的劝阻下，他并没有这样做。
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从二人口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貌似风华正茂的赵祯，身体已经每况愈下。王安石只是一心扑在国家社稷上，对于赵祯的关注也仅限于政务方面，其身体变化根本没有觉察到。当然，为了避免引起政治风波，赵祯的身体情况也始终不为外人所知，只有一些极为亲近的大臣和每天服侍他的内臣才知道详情。因此，当王安石明白这一情况之后，才发现很多政治嗅觉敏感的大臣，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铺路。宋嘉祐三年（1063）三月三十日，仁宗皇帝赵祯驾崩，这个消息不禁让王安石悲痛万分，除了痛失仁宗皇帝的悲伤，他倾尽努力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极有可能因此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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