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报应在调节古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维系一个“俨如一家”的“礼仪之邦”方面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对于教育和改造“失足者”，履行“社会监察”的职责，减少和抑制社会犯罪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社会作用。
它使放荡无羁者折节自新，无赖子自绝于道德公论。
放荡无羁者“折节自克”。《青琐高义》前集卷四记载：宋朝王实，字子厚，随州市人。年轻时好侠任气，放荡无羁，经常同市里的流氓无赖勾肩搭背，出入娼家酒店，散耗家财，毫无约束，深为当时道德舆论所不齿，说他绝无好报。王实深受震动，于是偷了一笔家财，北上京师，“折节自克”，入太学读书，尊敬师友，发奋拼搏，最后“一举进士至省下”。《聊斋志异》卷二〇记载：安庆有个戴生，也是少年时放荡无羁，毫无检束。一天晚上从外醉酒归来，半路碰到已故表兄季生，对他说：“您的大名已在黑暗狱中了！”吓得戴生冷汗直流到屁股沟，酒也醒了。从此洗心改行，再不敢有一分差池。
奸人知惕而行善。《阅微草堂笔记》卷五记载：有罗贾二氏比邻而居，罗富而贾贫。罗想买下贾宅，却又拼命压低房价；贾氏想另售他人，罗又多方阻挠，使贾氏日益困窘，不得已大减价卖给罗。罗自以为得计，经营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纸钱刚点燃，忽然一阵狂风卷起，飘落梁上，烈焰骤发，烟煤迸散如雨落。火光之中，罗恍惚看见贾之亡父，以为是自己怨毒所致，救也无益。因此阻止众人不予扑救。弹指间，寸椽不遗，并其旧宅一起化为灰烬。罗从此“改行从善”，不敢为非，竟以寿考终。卷八又载：有王、曾二人，素来相好。王喜欢曾的妻子，乘曾被强盗诬陷之机，暗中贿赂狱吏将曾害死狱中。正要找媒妁通意，忽然想到冤魂报应的惨烈，吓得他浑身打颤，立即停止了媒娶的打算，给曾的冤魂作功德解冤，并把曾的父母妻子迎回家中，奉养备至。以后始终不敢复萌谋妻之念。
无赖子自绝于道德公论。彭乘《墨客挥犀》卷二记载：宋朝钱君倚任江宁（南京）知府时，有个无赖青年来拜访，说是钱君倚父亲的老相识，钱父曾借他二十万，要钱君倚偿还。钱君倚闻言大惊失色，连说对不起，准备找钱还他。有几位老先生闻讯赶来，痛斥这个无赖青年，要钱君倚赶走他。但君倚还是把钱如数给了他。此后，不论这个无赖走到哪里，都是人人聚骂，咒他不得好报，不得好死。这家伙无地自容，最后找根绳子一吊了之。这真应了那句“千夫所指，无病自死”的俗谚了。
它使富者“惜福”，不敢过于奢侈，使剥削者不敢非理求富，过分苛薄。
宋代冯球，任郎吏之官，妻子冯氏有一金钗价值七十万钱，奢豪无比，后来冯氏暴卒。金代燕人刘伯鱼，挥金如土，非山珍海味不下筷。死后不过十来年，两个儿子即行乞于市。时人以为“玉食之祸”。李昌龄《乐善录》说：宋代太学有两个士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又同年考中进士，任官也挨在一起，但没多久，其中一个就忽然蹬腿谢世了。托梦告诉活着的说：“我生于富贵，已享用过当，故早死。公生于贫寒未曾享用，故活。”活着的被这一番话吓醒，再也睡不着，此后恐惧修省，一生不敢奢侈。李昌龄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人的享用不可过当。寇莱公（准）少年得志，奢靡无比，从来不点油灯，尤好通宵饮宴，卧室里燃烛达旦，连厕所也是通宵点烛。每次转职离任，别人到他官邸，见厕所里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寇准晚年遭贬南迁，死为异乡之鬼。吕祖谦特地将其记载下来，以为子孙之鉴戒（吕祖谦《辩志录》），因此，不少达官巨富，甚至皇帝老子，也每每以节俭律己，不随便抛弃食物，不将残羹剩饭给奴婢或宫女吃。叶寘《坦斋笔衡》记载：宋高宗每次进膳，都要用两副匙筷，把自己所吃的饭菜挟放到别的碗中，食之必尽，不将残食给宫人吃。王君玉《国老谈苑》说，宋朝曾任龙图阁待制的查道也是这样，每食必尽一器，估计吃不完就不再动筷子，虽素食亦然。他经常对子孙们说：“福就应当如此珍惜。”
剥削者不敢非求富，过分刻薄。两宋商品经济发达，“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民间有“富儿更替做”的俗谚。父祖为富不仁，高利借贷，刻薄于人，到其子孙破家荡产，复以其道偿还于人的，比比皆是。经营存心不良，惟利是图，眼下多得盈余，旋即以他事耗去，终至贫乏的，也每每可见。当时人都认为是报应。所以袁采著《袁氏世范》。告诫他的子孙世人，做买卖当先“存心近厚”，“凡物必真，又须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须不敢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虽目下所得之薄，必无后患。至于买扑场之人，尤当如此”。放债取息要“得中”。认为兼并用诈术并非长久之计。置田产“当存仁心”，不可因卖产之人的贫急困窘而设计苦害，否则，天道好还，不是此身受报，就是应在子孙。同时还劝告富人，要存恤佃客，遇有生育婚嫁，或营造死亡之事，应当厚与周济；耕耘之际，青黄不接之时，有所假贷，要少收利息；遭遇水旱，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管家私有所扰，不可以某种借口增其田租，不可强迫他人借贷，使其供息，不可见人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视之爱之，不啻于骨肉，则我衣食之源，悉借其力，面对天地鬼神，亦可无愧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