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1 / 2）

一般宗教存在着宗教神道与宗教人道的尖锐矛盾，而以尊神为核心的神道是难以讲人道的。“谁只要爱了上帝，谁就不再能够爱人；他对人间的一切失去了兴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因为，宗教不仅是社会道德败坏，怠惰成风的原因，而且是民族仇恨和战争的根由。尽管个别虔诚的宗教信徒，由于恪守宗教道德的信条而成为信男善女，甚至是道德高尚的楷模，但在罗马教廷支配一切的整个世纪里，各个不同的宗教系统为了自己“惟一正确的神学学说”，不惜大批残害异教徒，进行无休止的宗教战争。信徒们为了表示对神的虔诚不惜采用人祭或自残。由于宗教观念上的一点点分歧，就使人们从此成为敌人。为了一些神学上的臆说，一些民族和另一些民族便势不两立，君主防范着自己的属下，公民们对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父辈厌弃自己的子女，子女则用利剑来残杀自己的父兄，夫妇离异，亲属不相认。凡此种种，一直是近代进步思想家激烈抨击的众矢之的。

中国的情形却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不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未能成为“国教”，也未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局面。佛道二教势力的发展，也从未达到可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程度。尽管几乎人人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善恶报应并不是一种宗教。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便不可能出现类似欧洲、阿拉伯等宗教世界的宗教战争和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善恶报应毕竟是一种宗教观念，它满足了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中国人对精神麻醉的需求，同时又没有达到使宗教神道掩盖宗教人道的程度。相反，它那神灵主宰人间善恶的信条，倒给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披上一层无比神圣的面纱。因此，那“只可容一种感情的心灵”的中国人便可以主要地放在爱人类即调整人际关系上，使善恶报应宗教人道的社会作用在中国显得非常突出。

人之常情，畏死而乐生，忌祸而冀福。行善得福，谁人不喜！作恶招祸，哪个不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善恶到头终有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在在处处有神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舆论弥漫于社会，广泛影响人们的意识，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并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很多世纪以来，作为道德载体的善恶报应，成为强有力的动力，控制人们的情欲和种种越轨的恶念，并强迫他们成为有德行的人。在国家动乱、纲纪倾颓的时候，甚至主要就是依靠善恶报应来维系社会的。元人魏初《青崖集》卷三说：“当河朔溃裂，纲倾维崩，人心之存，唯有畏鬼神、邀福幸而已。然扩是以往，则犹可以扑虐焰而戢毒螫，是以君子尚有取于斯焉。”连那些无所畏惧，靡所不为的恶棍也要慑于报应的神威。这些人在多次为非作歹之后，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鬼神报应的威慑，又不时看到某些作恶者“受到神灵惩罚”，使之对自己的罪恶感到越来越严重的惊恐。这种惊恐不断积累，引起心理与精神的失衡，最终导致这些人令人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总爆发。有的会在办事时忽然瞪目而起，手足挠乱，好像与人撑拒厮打。有的杀人害物完全无人知晓，竟会忽然自首报案，甚至像被托魂似的表现出被害者的语态和动作习惯，乃至于操刀自残。

《聊斋志异》卷七记载：李司鉴打死自己的老婆，保甲长申报官府，已立案审查。李在经过官府时，忽然从肉架上拿了一把屠刀，跑进城隍庙，跳上戏台，跪在神龛前，自己说道：“神责我不当听信奸人，在乡党颠倒是非，令我割耳。”于是将左耳割落，抛台下。又说：“神责我不应骗人银钱，令我剁指。”于是将左指剁去。又说：“神责我不当奸淫人家妇女，使我割阴。”遂自阉，昏迷至死。

钱泳在《履园丛活》一七中说：康熙年间（1662-1722），我家乡有个叫黄君美的人，喜欢结交胥吏捕役，无恶不作，被其害者不可数计。一天忽然发狂，手持利刃，赤身裸体跑出家门，在人群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处辄自言：此某事报。割其阴，说：“这是淫人妻女报。”割其舌，说：“这是诬人妇女良善报。”……这样折腾了一两天，最后以刀割腹，至心而死。

一般笃信善恶报应的群众，更是战战兢兢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之一步，惟恐神灵降罚。因此，善恶报应在调整封建时代人际关系，抑恶扬善美化社会风尚方面产生了足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巨大作用。

它使人互敬互让，有无相助，患难相救，死丧相恤，形成一个和睦友好，俨同一家的邻里和社会关系。

古人小至与人同坐的夏择凉处冬寻暖处，与人共食的多取先取；大至疾病死丧的相恤，水火盗贼的相救，莫不注意妥善相处。根据亲疏与财力的不同给予相应的帮助。而“让”，则是古代民间处理邻里关系的重要原则。宋代俗语说：“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戒子通录》卷一）其不宽让者，就是不德，就要受到神明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