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
——《韩非子》
译文
如果有才能而没有权势，虽然贤能也不能制服不肖之徒。所以将一尺长的木材放到高山上，那么就可以俯视千仞深的沟壑，并不是木材很长，而是站的地势很高。夏桀作为天子，能够治理天下，并不是他贤能，是他站的地势很重要；尧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能管好三家人，并不是他不贤，而是他的地位卑微。千钧重的东西得到船载就能浮在水面上，几两重的东西没有船载就会沉入水中，并不是千钧轻而几两的东西重，是有载体与没有载体的关系。所以短的东西放在高处是因为它的位置，不肖之徒能够制服贤人是因为权势。所谓人民的主人，天下人同心协力来拥戴他，所以能够安稳；民众同心同德共同树立他，所以能够尊贵。臣子守住所擅长的，尽其所能，所以用忠诚来尊重主人。主人驾御忠臣，那么长期安乐就会产生而功业和名声也能成就。名称与实际相互扶持才能形成，形体和影子相互对应才能确立，所以臣子和主人有共同的欲望却有不同的职事。
法家智慧故事
法家认为君主必须依靠权势，君主控制权力有利于治理国家。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经过个人熔铸，使法、术、势三者融为一体，从而构成了法家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在韩非子的法治理论中，其中法是官府公布的成文法，是编著在图籍上的法规；术是君主暗藏心中的权术，是驾驭臣民的手段；势是君主掌握在手中的权势，是控制臣下的凭藉力量。韩非子将严峻的“法”、诡谲的“术”、专制的“势”这三种学说综合起来，形成法家完整的政治学说。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由于常年的政治高压秦王朝只维持了15年，刘邦建立西汉以后，他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又错误地认为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刘邦在世之时，由于这些诸侯王刚刚被封，羽翼未丰，或年龄尚幼，还没有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刘邦死后，由于文帝是以诸侯王身份被宗室大臣拥立而登上帝位的，为宠络刘氏宗室，他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王。此时各诸侯王业已长大，他们在自己封国内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文帝死后，景帝即位，晁错先后任内史、御史大夫，他提醒景帝注意吴王刘濞的动向，建议削夺诸侯的封地。他强调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先后削去了楚王戊、赵王遂和胶西王卬的部分封地。
景帝的这一举措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心怀不满，而未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兔死狐悲，也都惶惶不可终日。景帝三年冬，景帝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豫章郡。吴王刘濞闻讯后，串通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
由于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先攻梁，再围齐，前锋直指今河南东部。景帝见叛军来势凶猛，一时慌了手脚，听信了袁盎的谗言，将晁错腰斩，以图换得吴、楚退兵。但叛乱的诸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没有退兵，反而认为景帝软弱无能，刘濞公然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当此之时，景帝才恍然大悟，下决心以武力镇压叛乱。
发生在西汉的这场“七国之乱”，最终凭借刘启胞弟、梁王刘武的全力阻击，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叛军粮道，历时三个月得以平定。但它却给后世留下发人深省的启迪。景帝用武力平叛后，继续实行分割王国的政策，剥夺诸侯王对王国的统治权，王国失去了原有的相对独立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