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唐代的科举制度，还应该讲到唐代的学校，因为从唐代起，学校就与科举紧密相连。在唐代，中央和地方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一部分就是作为举子而应科举考试（《新唐书?选举志》说：“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的。后来发展到明清两代，举子即是从学校中选拔。可见从唐代开始，学校教学的目的，就是为培养合格的科举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的后备队，官员的养成所。
本书不是教育制度史，因此不准备全面讨论唐代的学校教育，只是从科举与文学的角度，谈谈有关的一些方面，以便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社会背景，从多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
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力空前强盛的王朝，为适应大一统的局面，教育和学校制度也有不少特点。概括说来，一是教育行政组织较前完密，二是教育行政权进一步集中于中央，三是学校教育的内容较为广泛。下面我们作一些具体的介绍。
据《唐六典》、《新唐书?选举志》等的记载，唐代中央一级的学校，隶属国子监的有六学，这就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玄宗开元后期，又设立广文馆，同属于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类似于现在的综合性大学，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律学、书学、算学属于专科学校性质，讲授与各科专业有关的知识。国子学等六学的差别，不在于学业程度的深浅，而在于学生入学资格的高低，这所谓入学资格，指的是其家庭官阶和门荫地位。也就是说，并非国子学学生所学的课程要较太学的高深，或太学学生所学的课程要较四门学的高深，而是国子学学生的家庭出身比太学学生高，太学学生的家庭出身比四门学学生高。这也决定国子学地位比太学高，太学的地位比四门学高（按：《柳宗元集》卷二十六《四门助教厅壁记》有云：“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为俊士者”）。这种情况正是封建等级制在学校教育中的反映。
据《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这六学学生的人数和入学资格，是这样的：
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学者为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时代特点，就是，一，地位高的，人数少，地位低的，人数多，成为金字塔形或宝塔形。二，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入学的品阶比律学、书学、算学高，前三者培养的目标主要是为应进士、明经之用，也就是从政人才，后三者培养的是专科人才；――可见在唐代，封建教育已经是轻视技术专科人才。
除了国子监所管辖的六学（或七学，即加上广文馆）以外，还有二馆，即弘文馆，属门下省；崇文馆，属太子东宫。弘文、崇文两馆，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的人数少，入学的资格要求严，据《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为：“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就是皇室和皇后、皇太后的近亲，宰相、功臣及三品以上大官的儿子，才有入学的资格。弘文、崇文两馆也属于大学性质，应进士、明经等科试。
另有崇玄学，属祠部；医学，属太医署，小学，属秘书外省。
以上是中央系统的学校。地方系统的，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府州学之下有县学，各县还设有乡校（或村学）。府州学的学生，学成之后可以应乡试，合格后即作为举子荐送到京城应礼部试，有些则被选拔入京都的四门学。另外，府州也有崇玄学和医学，统辖于中央的崇玄学和医学。现据以上所述，列表如下：
中央系统各学馆的人数，唐朝前期与后期差别很大，前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因此学校的规模较大，学生的人数较多；安史乱后，社会动荡，经济衰落，政府收入减少，办学的经费也相应缩减，教育得不到重视，学生的人数与前期相差很多。前面所举六学、二馆的名额，是据《唐六典》、《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大致反映开元以前的情况。国子学生三百名，太学生五百名，四门学生一千三百名，律学生五十名，书、算学生各三十名，以及弘文、崇文生共五十名，合计为二千二百六十名。据有些书上记载，太宗贞观时，学生人数则又大大超过此数，如《唐摭言》说：
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卷一《两监》）
这是我国古代文化鼎盛兴旺的时期，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唐摭言》这里所谓的“两监”，是指西京（长安）的国子监和东都（洛阳）的国子监。东都国子监置于高宗龙朔二年（662）。《旧唐书》卷四《高宗纪》龙朔二年正月记：“丙午，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士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
《通典》有一个记载，是连中央和州县学一起算的，谓：“弘文、崇文馆学生五十员，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员，州县学生六万七百一十员，两京崇玄馆学生二百员。”（卷十五《选举》三）这里记州县的学生有六万多人，还不包括乡校学生在内，可见唐代地方教育是比较发达的，它们不像中央学校那样有严格的品阶限制，入学的大部分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商人及自耕农的子弟。
唐朝中央的国学，大约以贞观时为最盛。武则天掌权，一方面崇信佛教，轻视儒学，另一方面大量从各地直接征召文士，前来洛阳应试，这样就造成学校的荒废。韦嗣立于武则天时任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曾上疏论事，《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载谓：
时学校颓废，刑法滥酷，嗣立上疏谏曰：“……国家自永淳（682―683）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这种情况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稍有好转（广文馆就是天宝时新设立的）。但安史乱后，中央的学校就一直不景气，从此再也不能恢复旧观。宪宗时李绛曾有《请崇国学疏》，谈到这种情况，说：“自羯胡乱华，乘舆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离，儒硕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马厩园蔬，殆恐及此。”（《全唐文》卷六四五）
中唐以后国学的衰落，一是表现为学生人数的骤减，二是表现在入学资格的降低，前者如《新唐书?选举志》载：
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然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
就是说，元和时所定国子监的入学人数，仅及开元以前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后者如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状》：
国子监应三馆学士等，准《六典》，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已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右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变本原，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据韩愈所说，则除了国子学入学资格仍维持原来的以外，太学与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其标准都降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一方面固然与政府的财力不支有关，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建筑和修理校舍（《全唐文》卷九十一载昭宗《修葺国学诏》，其中说：“国学自朝廷丧乱已来，栋宇摧残之后，岁月斯久，榛芜可知。宜令诸道观察使、刺史与宾幕、州县文吏等同于俸料内量力分抽，以助修葺。”修葺国学的校舍要靠抽官员的俸料，可见政府财力的拮据已到了何等程度），学校的物质基础大为削弱；另一方面，则与科举有关，唐代前期，曾规定应试者须由两监出身，有时虽然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人们的观念中，“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唐摭言》卷一《两监》）。但到中唐以后，科举竞争日烈，科场中的腐败现象日益发展，贵要势门出身的子弟，依仗权势和财富，通关节，走后门，就能取得功名，而在学校中苦读的，却不一定就能及第。国子学等入学的贵要子弟，他们宁可走捷径，凭仗父兄的权势，直接从科场中去达到他们的要求。唐代的学校既然为科举而设，中唐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当然导致学校教育的逐步荒废和衰落。
二
国子监的地点，在京兆府东万年县的务本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朱雀门街东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一务本坊：“半以西国子监（监东开街若两坊，街北抵皇城，南尽一坊之地。监中有孔子庙，贞观四年立），领国子监、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唐语林》：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按：国学之北即安上门）可知国子监占有半坊之地，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玄宗时设置的广文馆，都在这里。国子监的最高行政首脑为祭酒，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长；其上则为礼部。
中央各学的学官，据两《唐书》的《职官志》与《百官志》，大致是：
国子学――博士二至五人，助教一至五人，直讲四人，五经博士各二人，典学四人。
太学――博士三至六人，助教三至六人，典学四人。
四门学――博士三至六人，助教三至六人，直讲四人，典学四人。
律学――博士一至三人，助教一人，典学二人。
书学――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典学二人。
算学――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典学一人。
广文馆――博士二至四人，助教一至二人。
崇文馆――学士、直学士、文学、司直。（按：弘文馆、崇玄馆未详）
医学――医学博士一人，医学助教一人；针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按摩博士一人；咒禁博士一人；及医师二十人，医工百人，典药二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按摩师四人，按摩工十六人，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
由此可见，唐代医学馆所设的学官、教师及辅助人员，比其他学科人数多，分工细，这是唐代医学发达的反映。唐代的中央学，还设有律学、书学，这也说明唐代学校教育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又，上面所载，律学无直讲，而据长安县所存的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所立的《国子律学直讲仇道朗墓志铭》，则律学仍有设置直讲的，清人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三，即据此论证云：“《新唐书?百官志》，国子监有律学博士三人，从八品下，助教一人，从九品下，而无直讲之名，得此可补其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