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唐诗人姚合在《送喻凫校书归毗陵》诗中说：
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少监诗集》卷一）
这里牵涉到科举及第以后，文人享有的特权问题。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关于租庸调法和两税法的性质以及实施情况，属于专门研究的范围，这里不作详论。简略说来，就是，凡是有户籍的农户及有土地的人丁，或者出钱，或者出人，都有对封建国家负担赋役的义务；但如果做了官，或上代有过功名，就可以按规定免去这种义务，而把负担转嫁到广大劳动者身上。根据唐朝的法令，凡是科举及第，其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除赋役。如穆宗《南郊改元德音》中说：
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全唐文》卷六十六）
在这之后，敬宗时又重申前令：
天下诸色人中，有能经通一经、堪为师法者，委国子祭酒访择，具以名闻奏。天下州县，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宝历元年正月南郊赦文》，《唐大诏令集》卷七?）
这两道由中央朝廷颁布的命令，都明确规定，只要科举及第，就可以免除征役；这所谓征役，也就是差役。
这是唐代中期的法令，那么在这之前怎样呢？在正式的公文中还没有发现同样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旁证。如韩愈《上宰相书》，说自己“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也就是可以不同于老百姓，已能免除赋役的负担。韩愈是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的，进士登第后连续考了三次博学宏词科，都未中第，所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因此于贞元十一年（795）乃有这一《上宰相书》。这是在穆宗的《南郊改元德音》之前二十多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唐代诏令是不全的，由韩愈的例子，可以推想贞元或贞元之前，凡科举及第即可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二还载有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赦》，其中说：
州县除前资寄往、实是衣冠之外，便各将摄官文牒及军职赂遗，全免科差，多是豪富之家，至若贫下。准会昌中赦，家有进士及第，方免差役，其余只庇一身。就中江南富人多，一武官便庇一户，致使贫者更加流亡，从今后并依百姓，一例差遣。
这里说“准会昌中赦”，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据《新唐书》武宗本纪会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南郊，大赦，改元”的记载，说“疑为此年赦书节文”。但查《全唐文》卷七十八有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题下注为“会昌五年正月初”，文意即乾符二年赦文所指，其中说：
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每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广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渐少。从今已后，江淮百姓，非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纵因官罢职，居别州寄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百姓流例处分。
由此，则乾符二年所说的“准会昌中赦”，当是这道会昌五年正月的赦文，而不是已经佚去的会昌元年正月的赦文。会昌五年和乾符二年的赦文，都牵涉到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逃避赋役及影占户口），这里不加论列。另外，唐末人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历数晚唐时的种种弊政，说：
盖侨寓州县者，或称前贤，或称衣冠，既是寄住，例无徭役。且敕有进士及第，许免一门差徭，其余杂科，止于免一身而已。（《全唐文》卷八六六）
韩国磐先生《科举制和衣冠户》一文，曾据这些材料，说“科举出身者，尤其是进士科出身者才能合户享受免去差役的特权”。
另外，五代时张允曾奏请停止童子科的考试，说：“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成名贡院，身返故乡，但刻日以除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占官名。”（《请罢童子科奏》，《全唐文》卷八五五）童子科在科举的项目中是排列在末等的，规定年不满十岁的孩童方许应试，考试时正如张允奏中所说，只不过是“念书背经”，对照书本有时就连字也不认得。但即使如此，童子科及第，还是能蠲免徭役，则其他科目当更是如此。
这就是说，一个文人，只要经礼部试及第，即使还没有通过吏部试，也即还未取得官职，已经和一般老百姓不同，他可以免除差役征徭，享有政治上、经济上一定的特权。姚合的“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二句诗，写出了文人们所以向往科第的实际物质利益所在。而且，有时诗作得好，有一定的文名，虽未登第，也可以作为特例，免去差役的。《唐摭言》记载任涛：“豫章筠川人也，诗名早著。有‘露团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他皆仿此。数举败于垂成。李常侍?廉察江西，特与放乡里之役，盲俗互有论列。?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色役，不止一任涛耳。’”（卷十《海叙不遇》）任涛是凭他的文学才能而受到优顾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科举得第者免去乡里之役更是当然之事，各科皆然，不独进士，当然进士是更能享受到特权的（即全家都免差役）。
进士及第既能享受一定的特权，同时它又有优越于其他科目的升迁机会，于是更成为中唐以后士人注目的所在。譬如宪、穆时人李肇就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国史补》卷下）。敬宗开成元年（836）十月，中书门下奏，说到进士科时，说“台阁清选，莫不由兹”（《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晚唐人李绰，又说当时人的议论，把进士登第比喻为“迁莺”，即是用《诗经》的《伐木》诗典故：“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尚书故实》）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地方节镇的重视，进士的地位，在社会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经有“白衣公卿”之称。
让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唐代那种驰逐于科场、争名于进士的社会风尚。
《刘宾客嘉话录》中有一则记载：
苗给事子?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
此事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一八?，及宋王谠《唐语林》卷四。既然托之于刘禹锡所述，当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作为文学性的随笔，这寥寥数语，描摹世态人情，也非常传神。这里的苗给事，名粲。苗粲的父亲苗晋卿，唐玄宗天宝年间做过吏部侍郎，职掌考铨，后来在肃宗、代宗朝又做过几任宰相，是个老练世故的官僚。苗粲的官没有做得像他父亲那样发达，但给事中的职位已经不低，他又曾被任为吏部侍郎、知铨事。他在德宗时颇有实权，那时曾有宰相之望的户部尚书裴延龄，为了想给儿子谋得一个官职，还曾经走过苗粲的门路。这样一个官僚世家出身的、在官场中混了多年的人，当然懂得科举入仕是何等的事关紧要，因此即使得了中风病，连话也说不出来，但一听说儿子要进考，就急忙叫人给他一枝笔，淡墨写了两个“入”字。而这位儿子，也顾不得侍奉病情紧急、随时可能出事的老父亲，赶紧入闱应试。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了《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严监生，他临死前连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也觉得费油，舍不得，但又说不出话，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儒林外史》所写的严监生，和《刘宾客嘉话录》所记的苗粲父子，都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
苗粲父子的思想和行动，必须放在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其时代意义才能认识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自然地会再一次想起韩愈的话：“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希矣。”“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万不有一得焉。”（《上宰相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韩愈的这几句话，确实道出了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他那一时代不少地主阶级文人所谋求的道路。这也使我们想起《儒林外史》中描写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也有一番高论，他在酒醉饭饱之余，凭他所能达到的那一点知识水平和推理能力，历数了从孔夫子到“本朝”的举业沿革，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如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他又画龙点睛地说：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席话，说得听者蘧公孙如梦方醒。为什么呢？因为酸腐而不失诚笃的马二先生讲的确实是那时的现实。韩愈说的和马二先生说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以唐代而论，如果单纯从数量上来看，那么由科举入仕，比起门荫入仕和以杂色入流，以及藩镇辟召等等，还只占少数，但科举入仕的社会影响远非其他入仕途径所能及，尤其是开元、天宝以后，进士出身担任中央要职的比重日益增大。中唐时人赵□作《李奕登科记序》，叙述进士登第后的情况，就说：“于是献艺输能、擅场中的者，榜第揭出，万人观之，未浃旬而名达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弹冠宪府，起草粉闱，由此与能，十恒七八。至于登台阶、参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谓选才接爵之高科，求仕滥觞之捷径也。”（《文苑英华》卷七三七）。唐代初期一些高门大族，他们承袭北朝和梁陈余风，以门第礼法自高，还可以通过门荫让其子孙袭爵，因此对科举还不以为意。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过几十年的政治风波，又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渐演变，任何地主已不能世代保有其土地，政治地位也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而不断地更迭，“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少覆荫，多至贫寒”（《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这就使他们也转而谋求从科举中取得发展。譬如大家都知道的盛唐诗人岑参，他的曾祖岑文本，太宗时宰相，伯祖岑长倩，高宗时宰相，堂伯父岑羲，睿宗时宰相。岑参在《感旧赋》的自序中就说“国家六叶，吾门三相”。这样一个出身，如果放在六朝，毫无问题，是能“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但在唐代却不行了，经过几次波折，到岑参一代，已经“世业沦替”，不得不感叹“昔一何荣矣，今一何衰矣”。这就迫使他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但偏偏又累考不中，他在《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一诗中，悲叹自己的不遇，几乎动了断绝进取的念头：“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主。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应当说，岑参的遭遇，在初盛唐时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唐末五代时人王定保曾经带有总结性地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好及第恶登科》条）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途径。
中唐诗人王建在一首送人应科举试的诗中说：
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送薛蔓应举》，《王建诗集》卷四）
稍后，与韩愈同榜登第、受到韩愈器重的散文家欧阳詹，在一封书信中说：
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归宁。（《与王式书》，《欧阳行周文集》卷八）
晚唐诗人李频说得更为明白：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长安感怀》，《全唐诗》卷五八九）
唐朝士人为什么久试不第，但仍然孜孜白首，至于不休，杜甫在长安，“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而仍锲而不舍，似都可以从这种时代气氛中得到解释。
唐人有所谓“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谓五十岁进士及第，还算年少。这绝不是夸张的话。《国史补》说，由于从进士出身者多成为名人，“故争名常切”（卷下），这就增加了登第的艰难。诗人元结于天宝十三载（754）进士登第，这时元结已三十五岁，但他自己还说是“方年少”（《文编》自序）。中唐时，崔元翰年五十始举进士（《旧唐书?于邵传》）。《唐摭言》还记载一崔某者，累举进士不第，其外兄镇南海，劝他放弃考进士，“以他途入仕”，但他死活不肯，年老龙钟，又出入于场屋者十多年，才算中了第（《唐摭言》卷四《节操》）。其他像晚唐诗人曹松及王希羽等，都是七十多岁才考中的（见《唐摭言》卷八《放志》）。又如像李?，初名虬，将赴举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名字上加了一画，成为“虱”字。醒来一想：“虱者?也。”索性改了名，图个吉利，据说那年果然登了第（尉迟枢《南楚新闻》）。写读书人因切盼科举及第而产生这种愚妄可笑的想法，真可以说是婉而多讽。
二
对于名利场中人的挖苦和讽刺，还可见之于托名温庭筠所作的《干□子》中的一则故事：
贞元中，萧?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忽患寒热，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候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首趋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赧然而去。（《萧?》）
这里的几个人物，历史上都是实有其人的。萧?确实是贞元中进士及第，穆宗时当过宰相，在强藩擅命的中唐时代，他一再主张削兵，是一个缺乏见识、无所作为的官僚。这里郑云逵说他“是心家热风”，是暗讽他的所谓寒热乃由躁进所致，触及萧?的心病，故尔“赧然而去”。这可能出于小说家的随手拈合，但写新科进士的心理是十分真切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晚唐诗人许棠自己的话来作印证。据南唐人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载：
许棠常言于人曰：往者年渐衰暮，行卷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一第以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愈于少年时。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真人世孤进之还丹也。
据《唐才子传》（卷九），许棠于咸通十二年（871）登进士第，年已五十岁。可见也是累困于科场的人物，每年到达官贵人门下行卷趋候，其奔走困乏与焦躁不安是可以想见的，而一旦得第，虽已到知命之年，却是“筋骨轻健”，登车上马，感到比年轻时还灵活了。这使我们想起许浑咏叹及第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