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节讲进士的放榜与宴集，是举子中的一部分，他们有幸得能榜上有名，因而有机会参与及第后的各种喜庆活动。应该说，及第者只占应试举子极小的一部分。前面一些章节中曾经提到过，每年集中于京师的贡士，约一千余至三四千不等，如韩愈《送权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说：
余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
这是中唐时的情况，晚唐时大致也保持此数，如康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说：
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
但能及第的却是极少数，进士及第的比例更小，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就说过“唐进士科取人颇少”的话（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科目”条引北宋人王?的话，说：“唐自贞观讫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虽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增其数，亦不及百人。”这所谓百人，是包括进士、明经等科在内的。开元以后，进士所取人数有所增加，但大体稳定在三十人上下，占应试者百分之二、三。在这仅有的百分之二、三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官僚大族出身的子弟，他们依仗政治权势，采取行贿等手段，买通关节获得及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中小地主出身或家境较为清贫的士人，及第的比例就更加少了。虽然因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还不能统计出一般地主出身的士人登第与落第的比例数字，但可以想见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不免落第或者是久试才得一第的。春日曲江的宴集，他们是向隅者；传为美谈的唐代科举盛事，对大多数应试者来说是落第的悲叹和奔波于道途的辛酸。
譬如所谓“行市罗列”、“车马阗塞”的曲江宴，最初本是慰藉落第举人而设的，因此宴席极其简单草率，后来逐渐被新科进士所据，这些落第者只好黯然而退了。据《云仙杂记》卷二记，唐代“进士不第者，亲知供酒肉钱，号买春钱”。这买春钱的名称，对于落第举子也是够凄凉的。唐末孙?《北里志》中的《杨妙儿》条也说：“京师以宴下第者，谓之打??。”“打??”一词又见于中唐李肇《国史补》卷下：“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所谓??，据辞书的解释，是烦闷、失意的意思。可见自中唐至唐末，亲友宴请落第举人，以消除其失意的愁闷，大约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习俗。
落第举子还有一种习俗，就是乞取及第进士的衣裳，以为吉利。张籍《送李余及第后归蜀》（《张籍诗集》卷四）中说：“归去唯将新诰牒，后来争取旧衣裳。”所以争取旧衣裳者，乃为的是图吉兆，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社日停针线取进士衣裳为吉利》条即引张籍这两句诗，并加解释道：“知新进士衣物，人取之以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这种举动，对于落第者来说，也是很可怜的，明代的唐诗学者胡震亨称“当时下第举子丐利市，猥习可悯笑者”（《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是有一定见地的。
落第的举子，也有出家修道，或入市井行贾的，这也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社会的面影。如《太平广记》卷二十四《萧静之》载：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练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瘁，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资地葺居。
像萧静之那样，考进士不中，结庐修道，又出来经商，遂以致富，这也是一条出路，在当时社会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另外是走河北、山东，在藩镇的幕府下谋得一个职务，逐步求得升迁，在中晚唐，这更是士人的仕进之途。这一点在其他章节中已详，这里不再多说。
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落第举人对考试的结果不服，或认为所取不公，因而上诉或闹事的。唐代前期即有挝鼓申诉的事，如被称为“青钱学士”的《朝野佥载》、《游仙窟》作者张□，有一首判词，其判题为：“太学生刘仁范等省试落第，挝鼓申诉：准式卯时付问头，酋时收策，试日晚付问头，不尽经业，更请重试。台付法不伏。”这是对省试时不按照规定时间发考卷而提出申诉。在这之后，举子们有揭发主考官因关节而取士的，晚唐时，落第举子就有群聚市街、哄起闹事的情况。如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五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引《册府元龟》、《五代会要》文：“七月四日，工部侍郎任赞上言曰……伏见常年举人等省门开后，春榜悬时，所习既未精研，有司宁免黜落。或嫉其先达，或恣以厚诬，多集怨于通街，皆取骇于群听。颇亏教本，却成乱阶。”此处所述，具体虽是指五代后唐的情况，但实际上则是晚唐的余风。
二
唐代进士落第者的种种悲苦和辛酸，在诗文以及笔记、杂史中，颇有所记述，这些记述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那一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所处的环境，这对于我们进而了解唐代的社会和文学，都有不少的帮助。
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两则有关举子与其家庭的悲剧性的描写。其一是《唐摭言》卷八《忧中有喜》条：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
公乘亿于懿宗咸通十三年（872）登第，王定保记此事加了“忧中有喜”的标题，虽然写了团圆的结局，但并不能冲淡公乘亿与他妻子凄凉遭遇的悲剧色彩。在咸通十三年登第前，已考了将近三十次，也就是三十个年头，这长时期的失望和愁苦的郁积是可想而知的。其妻听人误传，以为公乘亿已死，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一个妇人自河北孤单一人来到长安，路途之艰辛，心情之哀楚，是可以想见的。公乘亿在送客途中，遇其妻而不敢认，可见阔别之久，后来终于认出，却又看到妻子穿着丧服，悟出其中的缘由，则长久积郁的悲苦顿时倾泻而出，乃在道路上与妻子“相持而泣”。这样的遭遇，这样的情感，在那一时代贫寒士人中一定有相当的代表性，使得生活于唐末五代之际的王定保，在写这段情节时，笔端也饱含着感情。
另一则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七十四《陈季卿》篇，说：“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一个江南的士人，为应进士试，千里迢迢来到长安，而却是十年不第，又是十年不归，流落在长安，靠为人抄写书判为衣食之费，这十年陈季卿是怎么过来的，他的有家归不得的心情是怎样久积于心的，都不难想见。后来，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游长安南郊青龙寺，遇一终南山翁，山翁问他何所求时，他一开头就诉说想要回家而不可得，于是仙翁稍施法术，使陈乘一竹叶小舟，忽地返回故乡。阔别十年，与妻子兄弟相见，悲欢异常，但却不能久住：
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曰：“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饭，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岐。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这则故事写一个贫寒士人，为了博得一个进士出身，滞留长安十年而不得归家，即使得有一个机缘，回家与妻子兄弟相聚，但又因试期迫近，又匆匆离家，以至于全家恸哭送别时，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只是鬼魂返回罢了。这样的描写，已颇接近于蒲松龄在他的不朽名著《聊斋志异》中揭露科举考试黑暗的某些篇章了。
陈季卿的情况并非个别的现象，如贞元时与韩愈交友的闽中名士欧阳詹之孙欧阳?，娶妻只不过十来天，就赴长安应试，久不返家，他所作诗有“黄菊离家十四年”之句。据《唐诗纪事》卷六十七所载，他“出入场中仅（几）二十年”。
困于科场、久举不第的，大多是朝中无奥援、家中无厚积的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金石续编》卷九《大唐故宣州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铭》记魏邈：“少履文字，贞元初以乡举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贿援兼无，竟不登第。”虽然“称屈者众矣”，但因魏邈既无财行贿，又无路攀援，终于不能登第。又如李翱《送冯定序》（《李文公集》卷五）中说：
冯生自负其气，上无援，下无交，名声未大耀于京师……是以再举进士皆不如。
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中也说：“又闻每年贡士尝仅千人，据格所取，其数绝少，强学待用，□年不试，孤贞介士，老而无成，甚可惜之。”（《册府》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当时一定有不少孤立无援而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排斥于及第者行列之外，终老而未能成名的，中书门下才有这样的议论。
进士如此，明经所取人数虽说比进士多好几倍，但能得中也极不容易，像韩愈《赠张童子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中所说的，试明经士人，一般在州府试须得十多年才能作为贡士，至京城应礼部试，又还得十多年或许能礼部试及格再应吏部试，韩愈不禁慨乎言之曰：
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在终身不得与者焉。
这真是所谓“赢得英雄尽白头”了。
落第者并不都是没有才学的人，就现在所知，唐朝不少第一、二流的文学家，大都有过科场挫折或累举不第的经历，如李翱《谢杨郎中书》说：
翱自属文，求举有司，不获者三，栖遑往来，困苦饥寒，踣而未能奋飞者，诚有说也。（《李文公集》卷七）
另外他在《感知己赋》的序中说：
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贡。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肃）。十一月，梁君遘疾没……梁君没于兹五年，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同上卷一）
李翱于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在此之前，经历了五年，应考了三次，都是失意而归的，所以说“栖遑往来，困苦饥寒，踣而未能奋飞”。与此相类的是沈亚之，也是考了五年（《沈亚之文集》卷七《与李给事荐士书》说“昔在五年，亚之以进士入贡”，沈亚之于元和十年及第，此五年指元和五年），三黜于礼部（同上卷七《上寿州李大夫书》：“三黜于礼部，得黜辄归，自一月至十一月，晨驰暮走”）。与李翱同时的古文名家皇甫?，也曾在文中感叹其不遇：“?求闻来京师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颠蹶，二年以不试狼狈，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答刘敦质书》，《皇甫持正文集》卷四）。李商隐于文宗大和六年（832）始应进士举，开成二年（837）及第，关于这几年的遭遇，他在文中有好几处提到，如：
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郸）所不取。（《上崔华州书》，《樊南文集详注》卷八）
若某者幼常刻苦，长实流离。乡举三年，才沾下第，宦游十载，未过上农。（《献相国京兆公启》，《樊南文集补编》卷八）
藐念流离，莫或遑息，乔木空在，弊庐已颓。遂与时人，俱为岁贡。三始于宗伯，始忝一名；三选于天官，方阶九品。（《献舍人彭城公启》，同上卷八）
其实，像李翱、皇甫?、沈亚之、李商隐那样考了五六次以后及第的，年份还不算太长，晚唐几位诗人，像韩?、吴融、郑谷，竟考了一二十年。韩?《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伴直怀昔叙恳因成长句兼呈诸同年》诗，有“二纪计偕劳笔砚”，之句，自注谓“予与子毕，俱久困名场”，则韩?与吴融困于科场者竟有“二纪”（二十四年），不知是否有所夸大。至于郑谷，《唐诗纪事》（卷七?）说他“游举场十六年”，大约是不会错的，这也比李翱等多三倍。
韩愈于贞元二年（786）、年十九岁时至长安应进士试，至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又应博学宏词试数年，一直未能考中，不得已到贞元十一年只好离开京都。他的《上宰相书》即作于贞元十一年正月，将要离京的前夕说：
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困，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泗交颐。（《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句子的急促变化，充分表达了像韩愈那种急于求仕而又累次失望的复杂心情。他说“求老农老圃而为师”，只不过一时失意而聊为慰藉的话，那时的读书人，在仕途上的一时失意往往会使他们向往于归隐田园，如被誉为大历诗人之冠的钱起，在《长安落第作》诗中就说：
始愿今如此，前途复若何。无媒献词赋，生事日蹉跎……故山归梦远，新岁客愁多。（《钱考功集》卷六）
钱起还有一首《下第题长安客舍》，也写得很真切：
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度寒食，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钱起于天宝九载（750）登进士第，这两首写下第的诗当然是作于天宝九载之前，也就是说作于开元、天宝盛世。又如元结所编《箧中集》的诗人沈千运，天宝年间累试不第，五十多岁还未有功名（沈千运《濮中言怀》：“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见《全唐诗》卷二五九）。盛世之音也是有凄苦之声的。
晚唐时的几位诗人，像徐夤考了十七年（《赠垂光同年》：
“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见《全唐诗》卷七?九），黄滔考了二十三年（《唐黄御史公集》后附考：“滔以咸通壬辰登荐，年三十三，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又集中《成名后呈同年》诗：“业诗攻赋荐乡书，二纪如鸿历九衢”），而孟?竟考了三十多年，如《唐摭言》卷四《与恩地旧交》载：“孟?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亦泣。?出入场籍三十余年。”诗人刘得仁，还是所谓“贵主之子”，也考了三十年，竟没有成名而死，宋人蔡居厚的《诗史》记载道：“刘德仁出入场屋三十年，卒无所成而逝。僧栖白以诗奠之，曰：‘忽苦为诗来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消。’”又如诗人顾况的儿子顾非熊，也是考了三十年（《唐摭言》卷八说非熊“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项斯《送顾非熊及第归茅山》诗说：“吟诗三十载，成此一名难。”（《全唐诗》卷五五四）又如写过“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诗人曹松，考了一辈子，到七十多岁了，因年老而特放及第，怪不得曹松在及第后献给座主的诗中说：“得召丘墙泪却频。”（《唐诗纪事》卷六十五）这七个字凝练了一生的辛酸和血泪。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我们阅读下列的诗句，当会增加一些真切的感受：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下第寄宣城幕中诸公》，《全唐诗》卷五四九）
玄发侵愁忽似翁，暖尘寒袖共东风。公卿门户不知处，立马九衢春影中。（赵嘏《下第后归永乐里自题》，《全唐诗》卷五五?）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罗邺《落第东归》，《全唐诗》卷六五四）
古人有遗言，天地如掌阔。我行三十载，青云路未达……谁知失意时，痛于刃伤骨。身如石上草，根蒂浅难活。人人皆爱春，我独愁花发……（邵谒《下第有感》，《全唐诗》卷六?五）
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张?《下第述怀》，《全唐诗》卷七?二）
以上介绍的都是一些名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到后来还是登了第的，至于那更大多数既无名气、最终也未登第的读书人，其景况则更为凄凉。我们在这里不妨举三个例子。一是《因话录》记：
进士陈存能为古歌诗，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许尚书孟容旧相知，知举日，万方欲为申屈。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俱入试食物，兼备晨食，请存偃息以候时。五更后，怪不起，就寝呼之，不应。前视之，已中风不能言也。（卷六羽部）
这位陈存，考了大半辈子，没有考取，最后，知举者总算是熟人，可以想办法提携他了，却不料就在考试的前一夜，中风而死。一辈子想要的，眼看就要到手，却又那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出于偶然，实则有它的必然，――向往了几十年的功名，这一次就算有了盼头，这是一喜；但是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临时有故，不果”，错过了这一次，往后就更没有希望了，这是一愁。寄宿于宗族本家，虽说同宗，总非家人，这是一悲；但看到这一家人为他准备考试期间的吃食，又安慰他让他临考前再好好休息一阵子，不免感到人世间的温暖，这是一乐。陈存就在这多种情绪影响下去躺在床上，脑子经不起这种种的冲激和波动，终于中了风。
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广记》所载：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卷一五七《李敏求》）
这里写的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但这个片断却写得极为传神，把李敏求孤单一身、终生不遇、前途无望、四顾茫然的精神状态刻画得很准确。这一段的描写，如放在《聊斋志异》中，也是上乘之作。
第三个例子是白居易的一篇文章：《送侯权秀才序》（《白居易集》卷四十三）。侯权与白居易都是贞元十五年（799）秋由宣州贡赴长安应试的，第二年，白居易考取了，登了第，后来又做了官。虽然也曾经历过几番波折，却已担任过朝内外的要职。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的官职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这时，侯权也在长安：
时子尚为京师旅人，见除书，走来贺予。因从容问其宦名，则曰“无得矣”；问其生业，则曰“无加矣”；问其仆乘囊辎，则曰“日消月?矣”；问别来几何时，则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当宣城别时，才文志气，我尔不相下。今予犹得小遇，子卒无成。
贞元十五年由宣州启程赴长安时，白居易二十八岁，侯权的年岁大约也相当。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已经四十九岁，写这篇文章的长庆元年（821），白居易则正好是五十岁。时间过了二十几年，白居易已经是仕历中外，而昔日同途应举的友人，却仍是长安市上的一介旅人，二人的差距如此之远，其间又经历几多变化。文章最后说：
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谒东诸侯，恐不我知者多，请一言以宠别。”予方直阁，慨然窃书命笔以序之尔。
昔日“才文志气，我尔不相下”的侯秀才，经过生活风霜的磨炼，竟变得如此的卑微了。这是一篇送行的文章，又是一封荐书，当然无从预知侯权此后的命运，但从除了白居易的这篇文章外，再无别的记载来看，这位侯秀才大约也就此默默过了一生，在车尘马足中消失了自己的身影。
宋代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二）中有一则记载，说：“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宋代录取进士的名额远较唐代为多，却尚有殿试被黜而赴水自尽的，唐代落第举子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况，缺乏直接的记载，但《邵氏闻见录》所载，仍可作我们研究唐代士子生活的参考。
三
唐宋人的记载，有说白居易年轻时至长安应进士试，拜谒名士顾况，顾况一见白居易的名字，就开玩笑说：“长安居大不易！”这一记载虽不可靠，但“长安居大不易”的话，确实道出一般读书人在长安生活的艰辛。长安是大唐帝国的京都，固然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但由于集中居住着皇室、贵戚、大官、豪族、富室、巨贾，生活的奢侈是不用说的了，这也使得生活费用要比其他一般城市为高，一般地主家庭或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来到京城应举，如果有几次考试落第，面对着昂贵的衣食费用，其景况是不容易处的。有些士人就只好住在长安城的偏僻处，过着半饥寒的生活。如晚唐诗人曹邺在一首诗中说：
举头望青天，白日头上没。归来通济里，开户山鼠出。中庭广寂寥，但见薇与蕨。无虑数尺躯，委作泉下骨。唯愁揽清镜，不见昨日发。（《下第寄知己》，《曹邺诗注》）
通济里在长安城南，已靠近终南山（唐时一些贫寒的士人，大约多住于城南，如张籍《过贾岛野居》也说：“青门坊外住，行坐见南山。此地去人远，知君终日闲。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好是经过处，唯愁暮独还。”见《张籍诗集》卷二）。曹邺从桂林，跋涉千里，来到长安，累试不第，其居处寂寥，别无长物，但见薇蕨，诗人生计的贫苦可想而知。曹邺在及第后（《成名后献恩门》）曾沉痛地诉说前此的境遇说：
僻居城南隅，颜子须泣血。沉埋若九泉，谁肯开口说。
与此同时，散文家孙樵对他寓居长安的生活，则写得更为具体、真切：
长安寓居，阖户讽书。悴如冻灰，癯如槁柴，志枯气索，??不乐。一旦有曾识面者，排户入室，咤骇唧唧，且曰：惫耶饿耶？何自残耶？对曰：樵天付穷骨，宜安守拙，无何提笔入贡士列，抉文倒魄，读书烂舌，十试泽宫，十黜省司，知己日懈，朋徒分离。矧远来关东，橐装锁空，一入长安，十年屡穷。长日猛赤，饿肠火迫，满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严冽，入夜断骨，穴衾败褐，到晓方活……（《寓居对》，《孙樵集》卷七）
孙樵在这里写了他在长安十年间每下愈况的境地：由于屡试不第，友朋离散，钱囊如洗，白日饿得头昏眼花，夜里冻得不能成眠，以至“悴如冻灰，癯如槁柴”。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诗人杜荀鹤也有同样的自况：
近腊饶风雪，闲房冻坐时。书生教到此，天意转难知。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还应公道在，未忍与山期。（《长安冬日》，《唐风集》卷上）
杜荀鹤这时虽有僮仆，但僮仆也瘦得够可以，他行走在长安道上，不禁发出“回头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穷”的感叹（《长安道中有作》，《唐风集》卷中）。而他之所以还不能舍离长安，是因为对进士及第终还抱着那么一种向往，所以说“还应公道在，未忍与山期”，又说“更从今日望明年”（《长安春城》，《唐风集》卷中）。又，温庭筠的儿子温宪也是屡试不第，他也有类似的诗句，说“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见《唐诗纪事》卷七?）。而当杜荀鹤真的及第了，已经年老体衰，力不从心，无意于仕进，只得返回故居茅山；――考了大半辈子，落了这么一个下场。
至于因为没有考取，困居长安，抒写抑郁困顿的情怀，申诉落拓失意的悲慨，则在唐人诗篇中就更为多见，这里略举数首如下：
客里愁多不见春，闻莺始叹柳条新。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豆卢复《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全唐诗》卷二?三）
八月更偏长，愁人起常早。闭门寂无事，满院生秋草。昨宵西窗梦，梦入荆南道。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戎昱《长安秋夕》，臧维熙校注《戎昱诗注》）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孟郊《再下第》，华忱之校点《孟东野诗集》卷三）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孟郊《夜感自遣》，同上）听乐离别中，声声入幽肠。晓泪滴楚瑟，夜魂绕吴乡。几回羁旅情，梦觉残烛光。（孟郊《长安羁旅》，同上）
古巷槐阴合，愁多昼掩扉。独存过江马，强拂看花衣。送客心先醉，寻僧夜不归。龙钟易惆怅，莫遣寄书稀。（项斯《落第后寄江南亲友》，《全唐诗》卷五五四）
一年年课数千言，口祝心祠挈出门。孤进难时谁肯荐，主司通处不须论。频秋入自边城雪，昨日听来吟树猿。若有水田过十亩，早应归去狄江村。（黄滔《长安书事》，《唐黄御史公集》卷三）
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滞长安。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锦鳞?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罗隐《西京崇德里居》，《甲乙集》卷一）
读了上面的这些诗，特别是罗隐的“强随豪贵滞长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领会杜甫旅食长安时的悲辛：“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虽然时代先后有所不同，但长期困顿于长安，使诗人们喷发出共同的愤激与悲号。
钱易的《南部新书》乙卷还有一则记载，说：
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然蜡炬，燎沈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其夕赏赐最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顷有进士臧童者，老矣，偶为人牵率，同入其间，为乐吏所驱，时有一跌，不敢抬头视，执牦牛尾拂之，鞠躬宛转，随队唱《夜好》，千匝于广庭之中。及将旦得出，不胜困劣，扶舁而归，一病六十日，而就试不得。
这里写一个老秀才，大约也是一直考到老而未中的，有一年除夕夜，忽发奇想，也想入宫中窥看进傩的情况。于是为人带进，却不料为乐吏所驱，与一般乐人同样看待，跌跌撞撞，千匝百转，低着头不敢看什么，就这么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已经走不动路，只好让人抬着回到住处，连病了六十天，结果考期也没有赶上，这样就耽误了一年。写臧童那样的失意士人境遇之悲惨，可与《儒林外史》的笔法相媲美。从这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遭遇，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包括科举制在内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压力，是何等的沉重。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再来读韩愈《与李翱书》中那一段传诵的名句，就更会感到字字都包含着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