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固定的地点（《全唐文》卷八六二载窦仪《条陈贡举事例奏》谓：“又切览《唐书》，见穆宗朝礼部侍郎王起奏，所试贡举人试讫申送中书候覆讫下当司，然后大字放榜”）。一种是所谓榜帖，也称“金花帖子”，可以传通到各处。现在先说张榜，也就是传统所谓的放榜；榜帖在后节中叙述。
唐代的科举考试一般是每年举行的，各地乡贡进士由各州府举送，照例于十月二十五日前集中京都长安（科试有时也在东都洛阳举行，举子在洛阳集中，但这种情况究属少数），国子学和崇文、弘文两馆的生徒应进士试的也在十月报送尚书省。在这之后，举子们还要履行一定的报到、纳文解、结保，以及朝见、到国子监听讲等等手续和礼仪，前面几章中都已作了介绍，这里不拟细述。在这之后，就举行考试。
唐初，进士主要是试策，高宗以后，试三场，第一场试杂文（即诗、赋），第二场试帖经，第三场试策问。三场考完，主考官阅文，再经过一些呈报手续，最后定出进士及第者名单，即张榜公之于众。玄宗开元以后，进士科已特别受人重视，中唐时人沈既济说开元、天宝之际，“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视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引）。同时人封演也说：“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尤其是中唐以后，宰相和朝廷内外要职，主要由进士出身者担任，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这样，进士放榜也成为举国嘱目的大事，因为这不仅决定应试举子个人的升沉得失，也影响以后的政局将由哪些人来掌握。穆宗长庆时，王起知贡举，放榜后，诗人张籍有句云：“车马争来满禁城”，“百千万里尽传名”，可以概见其盛况。
进士放榜的月份，是与进士考试的时间相联系的。唐代进士考试偶尔也在冬季，如《太平广记》卷一七九《阎济美》条引《干□子》载大历九年（774）两都置贡举，东都洛阳的考试，第一场试杂文是在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初三日放杂文榜，十二月初四日试帖经。这可能是因为东都试后，及第进士仍须回长安参加各种仪式和宴集，因而提前在年前举行。进士试的一般时间则是在正、二月间，尤其以正月居多数，那时长安的天气还寒，仍有下雪，如《全唐诗》卷五四二载李衢、李损之、李景皆有诗题为《都堂试贡士日庆春雪》。唐人诗中提到礼部试时雪景的，如朱庆余《省试晦日与同志昆明池泛舟》（《全唐诗》卷五一五）：
周回余雪在，浩渺暮云平。
司空图《省试》（《司空表圣诗集》卷四）：
粉闱深锁唱同人，正是终南雪霁春。闲系长安千匹马，今朝似缄六街尘。
当然，也有较晚的，如贞元二十一年（805）权德舆知贡举，有《上巳日贡院考杂文不遂赴九华观祓禊之会以二绝句申赠》（《权载之文集》卷十）：
三月韶光处处新，九华仙洞七香轮。
则已是三月，这大约也是不多见的。
唐代进士放榜的时间，根据现在见到的材料，有正月的，有二月的，也有三月的。正月的如：岑参《送杜佐下第归陆浑别业》诗：“正月今欲半，陆浑花未开。出关见春草，春色正东来。”（《全唐诗》卷二??）杜佐下第东归在近正月半，则此年放榜当在正月初十日左右。这是玄宗时。晚唐时也有在正月的，而且也正当正月初十日，如宋初钱易《南部新书》辛卷载：“杜荀鹤第十五，字彦之，池州人。大顺二年（891）正月十日，裴贽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鹤生日。”又如诗人许浑于大和六年（832）登进士第时，写有《及第后春情》一诗，末二句说：“犹以西都名下客，今年一月始相逢。”（《全唐诗》卷五三六）则这一年进士科也是一月放榜的。三月的如：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中云：“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王泠然于开元五年（717）及第。又据《续前定录》记：“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按据《旧唐书》本纪，德宗卒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癸巳。大约由于皇帝晏驾的缘故，放榜的时间推迟至三月末，已经过了清明节（参前引权德舆知贡举时诗）。这算是特例，因此《续前定录》把这件事作为定数加以描述。
通常的情况是在二月，二月放榜的记载较正月、三月的为多。这里举几个例子。如伊?《及第后寄梁烛处士》诗：“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全唐诗》卷六??），欧阳詹《送族叔阳行元落第回广陵》文：“族叔行元既射策，与主司不合，春二月，将归淮南。”（《欧阳行周文集》卷九）黄滔《二月二日宴中贻同年封先辈渭》诗：“桂苑五更听榜后，蓬山二月看花开。”（《唐黄御史公集》卷三）又晚唐诗人曹邺在《下第寄知己》诗中说：“长安孟春至，枯树花亦发。忧人此时心，冷若松上雪。”孟春即指二月。
另外，我们从白居易和柳宗元的文章中还可推知二月中的哪一天放榜。白居易有《省试性习相远近赋》（《白居易集》卷三十八），题下自注云：“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这篇赋是礼部试杂文一场所作，题下小注是白氏于放榜后追加。由此可知德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放榜的日子是二月十四日。柳宗元有《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云：“二月丙子，有司题甲乙之科，揭于南宫，余与兄又联登焉。”南宫即礼部。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柳宗元与苑论同于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贞元九年二月丙子为二月二十七日。
由以上材料可知，唐代进士放榜，通常是在二月，二月的上旬、中旬、下旬都有可能，日子并不固定。其次是正月，较少见，至于三月，则恐怕要算特殊的情况。二月的长安，天气逐渐转暖，韦庄《放榜日》诗中就写道：“邹阳暖艳催华发，太?春光簇马归。”有时天气还冷，但曲江的梅花却已冲寒而放，所以晚唐时刘沧有“广陌万人生喜色，曲江千树发寒梅”之句。（《看榜日》，《全唐诗》卷五八六）
北宋时，进士礼部放榜似乎就固定在三月，苏轼《大雪乞省试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东坡全集》卷三十八）中说：“元?三年正月□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窃见近者大雪方数千里，道路艰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二有二月到阙，朝廷虽议展限。然迫于三月放榜，所展日数不多。”
进士放榜的地点，对于开元以前的情况，记载的材料较为模糊，如《唐摭言》卷十五《杂记》载：“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似乎放榜的地点是在宫城端门附近。《大唐传载》又谓：“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其策试者并集于都堂，唱其第于尚书省。”这里所谓都堂，本尚书令厅事，在尚书省，都堂之东则为吏、户、礼部。《大唐传载》所说只是策试，并且只提到尚书省，大约也是由策问改试杂文以前的情况。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改由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试就称为礼部试，放榜的地点就在尚书省南面的礼部南院。宋人程大昌《雍录》卷八《职官?礼部南院》中记载：“礼部既附尚书省矣，省前一坊别有礼部南院者，即贡院也。《长安志》曰‘四方贡举所会’，其说是也。”这里所说的《长安志》即北宋时人宋敏求所作的《长安志》。可见唐时在尚书省之南另有一坊，礼部南院就在此坊之内。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皇城，承天门之东，第五横街之北，记云：“从西第一左领军卫，次东左威卫，次东吏部选院，次东礼部南院（下注：四方贡举人都会所也）。”又见清陆?耀等所修《咸宁县志》卷三《历代疆域水道城郭宫室名胜图》。左领军卫之北有兵部选院，是兵部注拟武官的地方；左威卫之北有刑部格式院；吏部选院是吏部铨试、看榜名所在，因在尚书省之南，也称吏部南院。同样，礼部南院当也因为在尚书省之南而得名。这四个官署，大约职事较多，故从北面的尚书省分出来，另占一坊。进士张榜的地点就在礼部南院的东墙。关于张榜的地点、时间及有关的一些情况，五代人王定保有所记述：
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
这就是说，进士张榜所在是在礼部南院的东墙，在东墙处另建筑一道高约丈余的榜墙，外面再围一道棘篱。清早天还朦胧时，把写就的榜从北面的尚书省礼部传出来张挂于此。宪宗元和六年（811），国子监生徒郭东里踏破棘篱，撕裂文榜，由于发生过这一事故，后来就分虚榜、正榜两份，虚榜先挂，稍晚一些时再挂正榜。
王定保是在唐末登进士第的，他后来于五代时作《唐摭言》一书，曾从一些文人名士那里打听有关唐代的科举风习，因此书中所记这方面的情况较为详备。这里所说的放榜一事，还可从唐人的诗文中得到证验。如长庆二年（822）登进士第的陈标，有《赠元和十三年登第进士》诗，云：“春官南院粉墙东，地色初分月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看鱼变辞凡水，心逐鹦飞出瑞凤。莫怪云泥从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元和十三年（818）陈标虽应试而未及第，诗中所谓的三十二人，是此年新及第进士之数。春官即礼部。陈标是看榜的当事人，因此放榜的时地写得很真切，确是在礼部南院的东墙，黎明时分月亮还未下去。类此的如韦庄《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韦庄集》卷八）：“五更残月省墙边，纬旆?旌卓晓烟。”又如晚唐诗人黄滔，也曾在长安累应进士试，他有《入关言怀》诗云：“落日灞桥飞雪里，已闻南院有看期。”（《唐黄御史公集》卷四）这里的南院也指礼部南院。这年放榜时天气还很冷，黄滔进京，日暮黄昏，灞桥风雪，遥想礼部南院已经放榜，自己的功名尚未成就，不胜感慨。他又有《送人明经及第东归》（《唐黄御史公集》卷三），中云：“亦从南院看新榜，旋束春关归故乡。”似乎明经放榜也在礼部南院，且与进士放榜约略同时。黄滔又有“五更桂苑听榜后”（《二月二日宴中贻同年先辈渭》）、“仙榜标名出曙霞”（《放榜日》，皆为《唐黄御史公集》卷三）等诗句；刘沧有“禁漏初定兰省开，列仙名目上清来。飞鸣晓日莺声远，变化春风鹤影回”（《看榜日》，《全唐诗》卷五八六），都可看出放榜是在清晨。昭宗时登进士第的徐夤《放榜日》诗云：“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全唐诗》卷七?九）这里的东堂，当是指礼部南院的东墙，不会另有所谓的东堂。
放榜时大约还要击鼓打钟，并且有人大声高呼及第者姓名。如韦庄诗云：“一声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放榜日作》，《韦庄集》卷一）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云：“凌晨晓鼓奏嘉音，雷拥龙迎出陆沈。”（《全唐诗》卷七一九）又如韦庄诗：“千炬火中莺出谷，一声钟后鹤冲天。”（《韦庄集》卷八）前引黄滔诗所谓“桂苑五更听榜后”，说是听榜，即有人高声朗诵榜上姓名的。《大唐传载》说“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玄宗时人张□也记有：“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第。”（《朝野佥载》卷三）听榜当即是从这种唱第而来的。这种情况在宋代仍还沿袭。
晚唐时人康骈《剧谈录》曾记有一则故事：
大中年，韦颛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寒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光成名者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颛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俄而禁鼓忽鸣，榜到，颛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
这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一幕悲喜剧，写得颇为生动。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放榜的前一夕，就不断有各种消息传来，应试的举子在这天夜里大都是睡不成的，他们要坐听各种信息。其中富贵人家则是准备各种佳肴酒果，以及服玩车马，贫穷的读书人只好在这风雪之夜，独坐寒斋，拥炉愁叹。这样，一直要到黎明五更，禁鼓鸣，榜放，才知道分晓。
偶然也有午后放榜的，如《唐摭言》卷十四《主司称意》条载：“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试策后拜相，令礼部尚书王播署榜，其日午后放榜。”据《新唐书?宰相表》，元和十一年“二月乙巳，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年的二月朔日是丁酉，乙巳是初九。就是说，按照规定，元和十一年进士放榜日是二月初九日，但那年知贡举的李逢吉，正好在这一天由中书舍人拜相，于是临时改由礼部尚书王播署榜，放榜的时间也由清晨改为午后。这是特例，难得遇到的，因此《唐摭言》特地把它提出来。
进士放榜因在春季，因此唐人有时也称之为“春榜”，如曹松《览春榜喜孙?成名》：“门外报春榜，喜君天子知。”（《全唐诗》卷七一七）也有称“金榜”的，如《唐诗纪事》卷四十九载：“（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又如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凌晨晓鼓奏嘉音，雷拥龙迎出陆沈。金榜高悬当玉阙，锦衣即著到家林。”（《全唐诗》卷七一九）广宣《贺王侍郎典贡放榜》：“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全唐诗》卷八二三）这里的王侍郎是王起，王起曾在穆宗长庆年间和武宗会昌年间两次知贡举，因此诗中说“两开金榜”。王起于会昌典试时，华州刺史周墀曾作诗相贺，这一年的新及第进士也作诗和答，其中李仙古的诗说：“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添姓名。”（《唐摭言》卷三）之所以称金榜，可能当时榜书系用黄纸，黄纸金色，故称金榜；同时金榜也有吉祥喜庆的意思。
二
现在来说说唐代进士放榜中所谓淡墨书榜的事。
唐末五代及宋代人的著作中，有关于唐代进士榜用淡墨书写的记载，过去有些记述唐代科举制度的论著也往往沿袭这种说法。但细加考核，发现这些材料却自相矛盾，有明显的漏洞。如《唐摭言》卷十五《杂记》：“进士榜头，竖粘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这是说进士的榜头，竖帖黄纸四张，上写“礼部贡院”四字，这四个字是用淡墨书写的。说用淡墨写“礼部贡院”四字，这有其可能性，但后面又说“文皇顷以飞帛书之”，就不对了。唐太宗的飞帛书体，确有点像淡墨，但进士考试在太宗时归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要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才改由礼部侍郎知贡举，太宗时的进士榜绝不可能出现“礼部贡院”字样。《唐摭言》的这一记载显然与历史事实相抵牾。
其次是五代时南唐人的张洎，他在《贾氏谈录》中说：
贡院所司呼延氏，自举场以来，世掌其职，迄今不绝，此亦异事。贾君尝问放举人榜右语及贡院字用淡墨毡书何也？对曰：闻诸祖公说，李纡侍郎将放举人，命笔吏勒纸书，未及填右语，贡院字吏得疾暴卒，吏部令史王旭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王旭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笔不能加墨，迨明悬榜，方始觉悟，则修改无及矣。然一榜之内，字有二体，浓淡相间，反致其妍。自后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毡书，益增奇丽耳。
这段记载写得颇为雅致，使得淡墨书榜的情节增加几分诗意。
北宋人蔡宽夫在其《诗话》中说：
礼部淡墨书榜首，不知始何时。或曰，李程应举时，尝遇阴府吏于贡院前，问其登第人姓名，则有李和而无程，乃祈之。苍黄中用淡墨加王字于和下，果得第。后为相，因命凡榜书人名皆用淡墨，遂为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传至今。据此则当所书者，乃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诗：“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盖得之。
李程确应过进士试，他是贞元十二年（796）进士登科的状头（见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四），后曾为相。但这则记载仍有问题，首先是遇阴府吏改名字一节，显系迷信，出于编造，不可信。其次是，据此处所说，则淡墨所书者是及第进士的姓名，而不是如《唐摭言》所说的仅限于榜首“礼部贡院”四字。范蜀公为范景仁，他的这两句诗是送给欧阳修的，欧阳修举进士，国子监试与礼部试都是第一名，后来范景仁也同样是第一名，所以范景仁用这样两句诗来赠与欧阳修。范诗仅是用现成的典故，并不能由此就可证明唐人书进士姓名都用淡墨。总之，蔡宽夫《诗话》与《唐摭言》所载，用淡墨书榜首还是书及第者姓名，已有矛盾。清朝人李调元已经注意及此，但他不置可否，只说“二者未知孰是”。值得注意的是，李调元引《贾氏谈录》，把李纡改成李绅，说“唐李绅侍郎知贡举”。今查徐松《登科记考》，唐代历年知贡举者并无李纡，有关的工具书也未记录李纡其人。又查有关李绅的事迹资料，李绅从未任过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也从未知贡举。因而《贾氏谈录》记载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
关于阴注阳受之说，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一八四《高辇》条，谓：“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阴注阳受本托鬼神之言，不足为信，看来宋初人范质的见解还是较为通达的，他认为这些都是“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因为唐代不少记述进士故实的，无论史书、诗文或笔记，都没有提到过淡墨书榜的事，只有从五代到宋，才开始说得多起来，而又“众说不一”??，这是很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