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进士行卷与纳卷（1 / 3）

一

唐代举子的行卷风尚，唐宋时人的著作中曾有所记载，近代学者如陈寅恪、冯沅君等诸位先生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曾有所涉及。但真正将唐代行卷作专门的探讨，并且把行卷的风气与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是程千帆先生的专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程先生的这本书字数不算太多（六万余字），但相当精粹。这是近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科举史研究的极有科学价值的著作，它的出版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得以向前扩展了一大步。程先生由唐代进士试的特点，考察了唐代进士行卷风气的形成，以及这种风气对当时的诗歌、古文和传奇小说的创作所起的积极的作用。书中对进士行卷的风尚给予文学的作用是否有估计过高之处，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开阔人的视野，给人以启发的。

程先生的著作中把投行卷和纳省卷做了区分。书中说：“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页三）而纳省卷则是：“进士到礼部应试（即所谓省试，礼部属尚书省）之前，除了上面所谈的要向有地位的人投行卷之外，还要向主司官纳省卷。”（页七一八）这就是说，省卷是举子在考试前，按规定向礼部交纳的，也可以说是正式考试前的一次预试；行卷则是投向礼部以外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是举子通过个人交往请求他们给以揄扬和推荐，以影响主司的视听。把这两者加以区别，可以改正过去某些含混不清的记载。书中并进而指出，不论纳省卷与投行卷，都是与进士科相联系，因为当时科举考试实行不糊名制，可以通榜，而进士科考试又重在文词，这就使省卷、行卷具有可能，也有了必要。做这种区分，可以改正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含混不清的记述。《云麓漫钞》卷八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这条材料曾为许多研究者所引用，用以说明唐人以写作传奇小说作为行卷向当世显人投献。但《云麓漫钞》“既没有将举子们纳省卷与投行卷这两种不同的事实区别开来”（《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页七），“而据《云麓漫钞》语意，似乎无论什么科的举子，都曾以传奇小说来行卷，惟独进士才多以诗行卷，这也和现存其他文献所提供的事实不合”（同书页九）。

又如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过去似乎也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以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代表，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认为唐代以诗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古人有此说，今人也有此说。对立的意见，如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所引的王世贞《艺苑卮言》、杨慎《升庵诗话》等，认为唐人省题诗很少佳者，而凡传世之作，则并非省题诗（现代有些研究论文，有更进一步认为唐代以诗取士对唐代诗歌创作起了坏作用的）。程先生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可议之处，书中说：“既然是以诗取士，诗成了取士的必要手段，则这种手段归根到底也不能不既为应进士举的人开拓道路，也同时为应进士举所必要作的诗本身开拓道路，无论这道路是好的还是坏的。”（页四十七）这样的论述是较为通达的。

程先生逐节考察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古文运动和传奇小说所起的作用，在最后一节中说：“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本书的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页八十八）说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是作者的谦逊，因为凡是读过这本专著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结论，是从许多新发现的、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和书中多方面的论证相结合得出来的，有着丰富的内蕴。

我在这里直接引录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的好几段原文，意在向读者介绍程先生在书中发挥的有价值的见解，同时也标明本章的论述即得之于这些见解的启发。这里拟在程先生已经论述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就进士举子纳省卷和投行卷的一些基本情况，尽可能补充一些例证，并力求使叙述稍稍平实；至于行卷风尚与文学的关系，程先生论之已详，且本书其他章节对整个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已有所说明，在这一章中就不做专门的分析了。

二

纳省卷始于何时，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载：

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

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也曾引此条，并说：“韦陟以礼部侍郎知贡举，事在天宝元年（742）[注谓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九]。纳省卷的风尚可能即由此而形成。”（页八一九）按据《旧唐书》本传所载，陟为韦安石子，系关中著名望族，他与当时文士如王维、崔颢、卢象等相交往，本人又喜欢文词。他在知贡举时，先命举子于考试前先交纳旧日所作诗文，以观其所长，在这以前，还未有类似的记载。因此程先生说纳省卷的风尚可能即由此而形成，应当说是大致符合实际的。不过在韦陟当时只不过偶一为之，并不是礼部试的一项规定，至元结于天宝十二载（753）举进士时纳省卷，则是礼部试进士的一项正式规定了。元结《文编序》说：

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当时叟方年少，在显名迹，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阱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侍郎杨公见《文编》，叹曰：“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郡士，叟竟在上第。（孙望点校《元次山集》卷一?）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考知几点：第一，当时举子交纳文卷，乃出于礼部的要求，是一项规定，所以说“有司考校旧文”，并非像行卷那样由举子出于主动，选择适当对象，投呈所作。第二，元结于天宝十二载赴举，并以《文编》作为省卷投纳于礼部，“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郡士，叟竟在上第”。由此可知，纳省卷一般当是在考试前一年的冬天（当然也有在考试当年正、二月的，即在试期之前）。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全唐文》卷五三三），也说到：“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李观应进士考试是在春日，投纳省卷则是“去冬”。第三，所投省卷文词之好坏，能否为主司所看中，是第二年能否及第的重要因素。元结自己说他的《文编》为礼部侍郎杨浚所赞许，第二年“竟在上第”。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也说：“见取于公浚阳公，始得进士第。”（《樊南文集详注》卷七）皮日休《文薮序》又再一次特地提到：“比见元次山纳《文编》于有司，侍郎杨公浚见《文编》，叹曰：‘上第污元子年。’”（《文薮》卷首）可见元结以《文编》作为省卷交纳，获得知贡举杨浚的称赏，与第二年进士及第，有直接的关系。第四，孙望先生《元次山年谱》说元结的《文编》凡再辑，第一次辑成于天宝十二载，“是后以迄于大历二年，又复次第新作，合于旧编，凡二百三首，总名曰《文编》”。《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四集录别集类载“元结《文编》一?卷”，可见分量是不小的。天宝十二载向礼部交纳的一次，大约不到十卷，但据元结自序说“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则已有相当的篇幅。

由上面引述的韦陟与元结的例子，可以推断，举子纳省卷作为一项制度，当是在天宝元年至十二年之间形成的。以后则凡举子应进士试，例须投纳。所以李商隐在《与陶进士书》中说到来京师后，累年应举，都未得第，“时独令狐补阙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樊南文集详注》卷八）。可知李商隐应进士试，虽然好几年都未考中，但每年还是照例要向贡院纳文卷。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条，说：“举子麻衣通刺，称乡贡。由户部关礼部，各投公卷。”就是这个意思。

元结与李商隐在谈到省卷时，都说是“旧文”。“旧文”是一种泛称，简单说来就是旧日所作。李商隐说“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这岁岁所写当然不可能都是每年新作，当是逐年把自认为是佳作的加以编次抄写，是逐年积累的。这些旧文，又备多种体裁，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中说：

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有《安边书》、《汉祖斩白蛇剑赞》、《报弟书》、《?宁庆三州飨军记》、《谒文宣王庙碑文》、《大夫种碑》、《项籍碑》、《请修太学书》、《吊韩?没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为辞，辞迄成章。中最逐情者，有《报弟书》一篇。不知侍郎尝览之邪？未尝览之邪？

李观这封书是上给礼部侍郎的。从李观的介绍中，可知他这次交纳的省卷，是十篇文，没有诗作，这与李观长于为文而短于作诗相合，由此也可知举子交纳旧文时当是有所选择，把自己擅长的文体送交。李观的十篇之文，有书启，有赞文，有记、碑、吊文，也是中唐时的古文名作。

皮日休《文薮序》说：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比见元次山纳《文编》于有司，侍郎杨公浚见《文编》，叹曰：“上第污元子年。”斯文也，不敢希杨公之叹，希当时作者一知耳。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也，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太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九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春秋》，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论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古风诗，编之文末，俾视之粗俊于口也，亦由食鱼遇鲭，持肉偶□。《皮子世录》，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为十卷，览者无诮焉。

从这篇序文中，可见《文薮》一书已包括皮日休一生所作的主要作品。据萧涤非先生校订的《皮子文薮》前言所考，根据《北梦琐言》卷二所载，在编定《文薮》的第二年，即咸通八年（867），皮日休进士及第。《文薮序》中说“编次其文，将贡于有司”，可见这《文薮》也是作为省卷向礼部交纳的。其数量竟有十卷、二百篇之多。皮日休于第二年及第，恐怕与《文薮》之呈献有一定的关系。从自序的介绍，可见有赋、诗及骚体等杂文，还包括碑、铭、赞、论、书、序。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无论是元结的《文编》，还是皮日休的《文薮》，虽然说是文备众体，但在内容上仍有一个共同点，即作者认为所作是有补于世道的，并非徒托空言，因此说“可戒可劝，可安可顺”，所谓“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李观所献的十文，作者自认为是“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的匡时正俗之作。从这点出发，就可以理解传奇小说作家李复言为什么因纳《纂异》而被斥落了。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载：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李景让于文宗开成五年（840）知贡举（见《登科记考》卷二十七）。研究者有认为《纂异》即今传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是唐人的传奇小说。礼部表示不接受《纂异》作为省卷，说是“事非经济，动涉虚妄”，而作者李复言竟因此而未能得第，可见唐代对省卷内容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这就是要求它所记述的必须有关于“经济”，而不能允许虚妄怪诞之作送呈。这就不如行卷那样有较多的自由了。

晚唐五代对省卷更有一些明确的限定。如《唐摭言》卷九《四凶》记载道：

刘子振，蒲人也，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居守刘公主文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轴。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子振非不自知，盖不能抑压耳。（又卷十二《自负》六载云：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

《南部新书》乙卷载：“咸通九年（868），刘允章放榜后，奏新进士春关前，择日谒前先师，皆服青襟介帻，有洙泗之风焉。”则刘允章应是咸通九年（868）知举（又可参《登科记考》卷二十三）。刘允章限定省卷不得过三轴，是由于在这之前“举子纳卷繁多”，而举子刘子振却又故意纳四十卷，可见省卷卷轴的繁多已是一时的风尚。

窦仪《条陈贡举事例奏》（《全唐文》卷八六二）说：

其进士请今后省卷限纳五卷已上，于中须有诗、赋、论各一卷，余外杂文歌篇并许同纳，只不得有神道碑、志文之类。

据《文献通考》卷三?《选举考》三，这是五代时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五月，窦仪为礼部侍郎知贡举时所奏陈。李景让是限定在三卷以下，窦仪则规定须在五卷以上，并且规定其中三卷须是诗、赋、论，其他则为杂文、歌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规定不许有神道碑、墓志文，则又不知何故。观前所引李观、皮日休等所述，也确实没有这一类的体裁，可能碑志等文，一来字数多，篇幅长，二来大多有固定程式，流于刻板，且内容也大多陈陈相因，看不出文采特色，故例行不纳。

《太平广记》卷一五五《李固言》条引《蒲录记传》，记李固言应进士试事云：

是岁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原注：未详姓氏），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绐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诘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页二十二引此，并说：“这条资料说明，举子是不可以私下向主试官直接行卷的（向礼部衙门公开投纳省卷当然不在此限），而是必须通过显人的推荐，才能使主司注意他以至于录取他。”程先生引录这条材料，以说明唐代举子纳卷时须有避忌之处，这是很对的，但这里说“举子是不可以私下向主试官直接行卷”，语意似稍嫌含混。从这一条材料中，可以看出，举子向主司投文是可以的，但私下相见是不能允许的。正因如此，所以欺骗李固言的人叫他“首谒主文”，重点在“仍要求见”，而许孟容看了李固言献纳的文章，甚为赞赏，遂许诺他为这一榜的状元。

这里不妨举一个旁证。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卢肇是武宗会昌三年（843）进士状头，这年知贡举者是王起。王起这时官为尚书左仆射、判太常卿事。卢肇有《上王仆射书》（《全唐文》卷七六八），即是呈献给王起的。书中先说自己“本孤贱生江湖间”，“及来辇下，再试皆黜”；后说：“今乃不意遇圣君贤相以仆射为日月照临，多士莫不屏气摄息”。又说：“某于此时，若不得循墙以窥，则是终身无窃望之分也”；于是“献拙赋一首，尘冒尊严，无任悸栗之至”。显然，这封书信是写在王起已被任命为知贡举之后，进士的正式考试之前，卢肇以举子的身份，向知贡举者上书，并献赋一篇。卢肇在这里不但不稍避嫌，而且以显然过分夸大的言辞称颂王起，说：“度天下之德，莫重于仆射；计天下之学，莫深于仆射；观天下文章，莫富于仆射。”由此看来，举子于试前直接向主司投文并上书，似并不需要避忌的。

在唐代，还有举子在考试之前直接向主司献诗的，这里不妨引录几首诗。如孟郊《上包祭酒》（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卷六）：

岳岳冠盖彦，英英文字雄。琼音独听时，尘韵固不同。春云生纸上，秋涛起胸中。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何幸松桂侣，见知勤苦功。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按：据《旧唐书?德宗纪》，包佶于贞元二年[786]正月辛未以国子祭酒知礼部贡举，又可参《续玄怪录?李俊》篇载包佶贞元二年为国子祭酒。时孟郊三十六岁，尚未及笫。）

施肩吾《上礼部侍郎陈情》（《全唐诗》卷四九四）：

九重城里无亲识，八百人中独姓施。弱羽飞时攒箭险，蹇驴行处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难反，贫女如花镜不知。却向从来受恩地，再求青律变寒枝。（按：施肩吾于宪宗元和十年[815]登进士第。）

顾非熊《陈情上郑主司》（《全唐诗》卷五?九）：

登第久无缘，归情思渺然。艺惭公道日，身贱太平年。未识笙歌乐，虚逢岁月迁。羁怀吟独苦，愁眼愧花妍……朝乏新知己，村荒旧业田。受恩期望外，效死誓生前。愿察为裘意，彷徉和角篇。恳情今吐尽，万一冀哀怜。（按：《全唐诗》小传谓非熊长庆中登进士第，误，今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非熊登进士第在武宗会昌五年[845]。这年知贡举为陈商。诗题中作郑主司，或郑为陈之误，或郑主司为在此之前之另一知举者。）

这些诗，一面叙述自己无亲知旧识之强有力者为之奥援，以致久困举场，累遭不遇，一面又恳求知举者能哀怜其不幸，赏识其文才，而拔于泥涂之中，升腾于“云空”之上。可见唐代举子在试前向主司献诗陈情，是习见的现象。不但如此，如上面引述过的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则是考试期间向主司上书，文中说：“昨者，奉试《明水赋》、《新柳》诗。平生也，实非所尚；是日也，颇亦极思。侍郎果不以媸夺妍，不以瑕废瑜，获邀福于一时，小于不虚也。而以帖经为本，求以过差去留，视去冬十首之文，不谋于侍郎矣，岂一赋一诗足云乎哉！”以下即叙上面引述过的“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献也”云云。从这里可以得知，李观是在考了第一场诗赋（杂文试）后，在考第二场帖经时向主司上书的，说第一场考一赋一诗，虽非平日所尚，但还算可以，帖经则非己所长，若以此定去留，那么去冬所呈纳的十篇文章，也就徒然了。书启中再一次介绍了十篇文章的内容，希望主司能加以全面考察，不要“以媸夺妍”，“以瑕废瑜”，以帖经的过差成绩而影响取舍。这在宋以后的科场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唐代则习以为常。李观的这篇上书还可以收入文集流传于世，可见唐代的考试，比较起来，还是相当自由的。

这种以文为贽，向主司陈情的风尚，在北宋初期似还存在。如徐铉《进士廖生集序》（《徐公文集》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