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士科是唐代出现的新事物，但进士却是古老时代的旧名词。《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一，引礼书云：“秀于一乡者谓之秀士，中于所选谓之选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进士以其将进而用之也。”又说：“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注：移名于司马，进士可进受爵禄也）。”对于古老经典文字可以有各种解释，这是经师们的专业，历史发展到了唐代，用进士来称呼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已经与它原来赋予的特定的含义不相干了；是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给了“进士”以新的内容，它的原义只不过在语义学上有其一定的位置罢了。
五代时的词人牛希济在《贡士论》中说：“国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贡士于京师，天子制策，考其功业辞艺，谓之进士。”（《全唐文》卷八四六）牛希济是作词能手，但他在《贡士论》中的这几句话却很不确切。武德是唐高祖的年号，一共是九年（618―626）。牛希济说是武德初，就应该是武德头一二年，但实际却并非如此。
作于贞元十七年（801）的赵□《登科记序》（《文苑英华》卷七三七，《全唐文》卷五三六），说：“武德五年，帝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这里说是武德五年（622）下诏，实行进士试。唐末五代人王定保记载得较为详实，而把下诏的时间提前一年为武德四年（621），他所著的《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这样，到第二年十月，各州就荐送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十二月考试（见《唐摭言》卷十五《杂记》）。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的军队消灭了窦建德的主力，七月，又平定了洛阳的王世充，唐王朝依仗武功，巩固了政权，这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官吏选拔和政权组成中进行创新和改革，把目光从一小部分仅有虚誉的狭小范围的士族，投向地主阶级的整体，把地主阶级中相当活跃的一部分，即有较高文化修养并具备一定政治头脑的士人，作为吸收和选拔的对象。
进士科开始时与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的科举试中，它的名声是最响的。中唐时诗人姚合就这样赞美道：
蹇钝无大计，酷嗜进士名……春榜四散飞，数日遍八?……（《寄陕府内兄郭?端公》，《姚少监诗集》卷四）
新乐府诗人张籍也有类似的诗句：
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喜王起侍郎放榜》，《全唐诗》卷三八五）
清朝人李调元也说：“至唐而科目之多为最，其中以登进士科为清班，与其选者莫不引为光耀。”（《制义科琐记序》）而以欢快的语气，加以热情称扬的，则是王定保的《唐摭言》：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养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卷一《散序进士》）
王定保的笔调带有极大的夸张，他把古人值得称道的文武才能，政济方策，智谋度量，等等，都加于进士身上。在他看来，进士出身者可以具备古人理想的美德与才艺。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在唐代那个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进士作为新事物而出现，那时的人们赋予它以何等光采夺目的鲜衣。
进士登第在高宗、武后时已为士大夫官僚所艳羡。《封氏闻见记》说“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卷三《贡举》）。当时的名相薛元超曾对其亲知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王姓女，不得修国史。”（刘□《隋唐嘉话》卷中）。处于宰相之尊的薛元超，他的权势与地位已不需要再用其他方式加以提高，但他还需要有声誉。在门阀统治的南北朝时期，婚宦为官僚士大夫立身处世最需要关心的两件事，我们只要稍稍读一下《昭明文选》中所收的沈约《弹王源书》，对此即可了然。初唐时门阀的势力削弱了，但其社会影响仍然存在，这种社会影响就具体表现在声望上。唐初非士族出身的高官，他们在取得政治实力以后，仍想联姻山东士族，就是门阀的社会影响存在的客观证明。薛元超的所谓“不得娶王姓女”，就是这种社会心理的写照。如果说这句话还是旧的社会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残留，那么“始不以进士擢第”却恰恰是新的社会条件的反映，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进士科的社会影响是如何在迅速地扩大。
《唐摭言》卷二《恚恨》条收载了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的一封书信。王、高二人本系旧交，昌宇任御史时，在与人叙谈中问及故旧，略不及王。这时王泠然新登进士第不久，“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这封信就是在泠然已及第而尚未入仕时写的，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一部分士人的心理状态。其中说：
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傥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期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
在宋以后的人看来，这几句话可以称得上是十足的狂诞，泠然则可以说得上是怪人。他在这里不加掩饰地向人讨女人，要官做，而不自以为鄙俗；而且还以有朝一日升台阁相威胁。这也可以说反映了开元盛世进士中人不可一世的思想状态与精神面貌。开元时一些文人动不动以宰相自许，李白就是一个。王泠然的狂与怪，正是进士科地位提高和社会影响增强的一种反映。
贞元以后，进士的声名益甚，这点在以后一些章节中还要提到，这里就不详论。
二
唐代进士考试的办法与具体项目，曾经过几次变易，不大容易弄清楚，这也造成后人的一些误解，如讨论唐诗繁荣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进士试以诗赋取士，就是误解之一。即以博学淹通如赵翼者，论述此事时也难免有疏失之处，《陔余丛考》卷二十八《进士》条说：
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开元二十五年，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自今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又以箴论表赞代诗赋。大和八年，仍复诗赋。此唐一代进士试之大略也。
这段话中，可议者有好几处：第一，说唐初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实则唐初只试策，未有帖经，帖经是永隆二年（681）以后的事。第二，说永隆二年起试杂文，即是试诗赋之始，实际上最初所谓杂文者仅为箴表论赞等，后渐有赋，或有诗，杂文专试诗赋已是天宝时期。第三，说自建中二年（781）起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至大和八年（834）才又试诗赋，似乎这中间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进士科是不试诗赋的，实际情况当然不是，所谓停进士试诗赋而代之以论议，是李德裕任宰相后对于科试所作改革的一部分，这是大和七年（833）八月颁下的，第二年即大和八年九月李德裕罢相，李宗闵上台，尽排李德裕之所为，又复试诗赋。可见罢诗赋，只是一年的时间。
以下拟大体按时间的顺序，对进士试的科目、场次及其沿革，作些材料上的整理，借以理清一些容易混淆的头绪。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进士既称为文学之科，那就是试诗赋，于是就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说进士“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即进士、明经――琮），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刘肃的《大唐新语》（卷十《厘革》），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都提到进士科最初只试策。贞观八年（634）所谓“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是因为原来所考的策文是时务策（《新唐书?选举志》说“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现在再加上从经书和史书各一部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这仍是试策。到高宗调露二年（680），由于刘思立的奏请，进士才与明经同样要考帖经。这就是说，从唐开国起，有六十年的光景，进士考试是只考策文的；这占了唐朝历史的五分之一的时期。
当时的所谓试策，是怎样一种具体情况呢？这里让我们举贞观元年（627）的例子来看一看。先录两道策问：
用刑宽猛：狱市之寄，自昔为难；宽猛之宜，当令不易。缓则物情恣其诈，急则奸人无所容，曹相国所以殷勤，路廷尉于焉太息。韦弦折衷，历代未闻，轻重浅深，伫承嘉议。（《文苑英华》卷四九七）
问：棘津登辅，不因阶于尺木；莘郊作相，岂凭资于累迁。盖道有攸存，时无可废，爰暨浇讹，必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共相沿袭，遂成标准。今圣上务切悬旌，心摇启繇，虽衣冠华胤，已乔迁于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遥集于魏鼎。岂英灵不孕于山泽，将物理自系于古今。无蔽尔辞，切陈其致。（《文苑英华》卷五?二，题为《求贤》）
第一道策问，是关于审案件的，提出如何宽猛相济、缓急折中；第二道策问，是关于选拔人才的，提出如何不次擢用才能之士，以充实新建立的政权。这都带有贞观初期新王朝刚刚建立，如何调整阶级关系或地主阶级内部关系，以巩固新王朝统治的时代特点。这年进士登科者有上官仪，――就是后来在高宗朝享有诗坛盛誉的“上官体”的代表诗人。我们来看看他的对策：
攘袂九流，披怀万古，览玉?之奥义，觌金简之遗文，睹皇王临御之迹，详政术枢机之旨，莫不则乾刚而张礼乐，法霆震而置威刑。纵使轩去鼎湖，非无涿鹿之戮；舜辞雷泽，遂有崇山之诛。自皋陶不嗣，忿生长往，甫侯设法，徒有说于轻重，子产铸书，竟无救于衰败。是知风淳俗厚，草艾而可惩；主僻时昏，黥凿而犹犯。我君出震继天，承图宰化，孕十尧而遐举，吞九舜而上征。犹以为周书三典，既疏远而难从；汉律九章，已偏杂而无准。方当采韦弦于往古，施折衷于当今。若能诏彼刑章，定金科之取舍，征其张赵，平丹书之去留；必使楚国受金，不为庄生所责；长陵盗土，必用张予之言。谨对。（《文苑英华》卷四九七）
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灵应，道叶冥通，类霜降而钟鸣，同云蒸而础润。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应之若转规。用能感会一时，抑扬千古。是以沉鳞暂跃，遂游泳于天汉；坠羽才迁，乃腾骧于日陆。弘心体之妙旨，播舟水之嘉谋，义列丹青，德融金璧。迨乎时钟季叔，化渐浇讹，拔萃之惠罕流，因地之阶愈笃。使西都金子，奕叶称荣；东国哀生，八公为贵。廷尉之明穷识理，十载无知；黄门之妙极?文，八迁宁进。徒使千星秀气，永翳穷尘；照庑奇光，长湮幽石。自可循风市马，袭轨画龙，三反不亏，七年无废。戋戋束帛，指丘园而毕陈；翘翘车乘，望林泉而载辖。则材标海若，雾集丹墀，德表星精，云飞紫阙。岂直高尚之士，遥集于台司，衡泌之俦，乔迁于鼎职。谨对。（《文苑英华》卷五?二）
如果说策问中还多少表现出当世之务的话，那么这两道对策则完全是堆砌辞藻，内容上除了对于当今圣朝的颂扬以外，再也找不出联系实际、陈当务之急的任何一点现实的影子。初唐时期的这些进士策文，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精致工丽的骈文来看待，而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种赋体；如果一定要加一个名称的话，不妨称之为“策赋”。
三
进士只考试策文的情况，到高宗后期、即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时有了变化，这就是进士试由试策文一场改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这种三场考试的办法，遂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
《唐会要》有两条记载这种变化的材料：
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卷七十五《贡举上?帖经条例》）
调露二年为公元680年，永隆二年为公元681年（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当是前一年刘思立建议，第二年就由朝廷正式颁布施行。因此史书上认为进士试杂文和帖经，就是起始于刘思立的奏请，如《旧唐书》卷一九?中《刘宪传》：“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请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载绾于代宗时上疏议贡举，说：“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南部新书》戊卷也说：“进士试帖经，自调露二年始也。”
所谓杂文两首，具体何所指，徐松有一个解释，颇得其要。《登科记考》卷一永隆二年条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这段话说得扼要明白，对于唐代进士试杂文的演变讲得十分清楚，但却不大受到史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者的注意。徐松的话是有事实根据的。如颜真卿所作《朝议大夫守华州刺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元孙）神道碑铭》（《全唐文》）卷三四一。按四部丛刊《颜鲁公文集》未收此文）中说：“举进士……省试《九河铭》、《高松赋》。故事，举人就试，朝官毕集，考功郎刘奇乃先标榜君曰：‘铭赋二首，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词高理赡，惜其帖经通六，所以不□（《全唐文》注：原本缺），屈从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动天下。”颜元孙为武周垂拱二年（685）登进士第，这是永隆二年实行考试改革以后的第三年，可见那年的杂文两首即是铭和赋。在这之后，见于记载的，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为《籍田赋》，开元二年（714）为《旗赋》，开元四年（716）为《丹甑赋》，开元五年（717）为《止水赋》，开元七年（719）为《北斗城赋》，开元十一年（723）为《黄龙颂》。开元十二年（724）才开始有试诗的记载，这就是著名的祖咏《终南山望馀雪》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