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举在唐代科试中的地位，唐宋人的记述是有一些不同的。北宋初的诏令中说：“有唐称治，由制策之科。”把唐代致治的原因归结于制举科的实行。在此之前，唐德宗时穆质曾说：“国家取贤之道，其礼部吏部，失之远矣，则制策之举，最为高科。”（《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全唐文》卷五二四）唐末人范摅在谈到制举时，又说“男子荣进，莫若兹乎”（《云溪友议》卷下《?琊忤》）。但天宝年间人封演却说：“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又说：“同寮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环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亲故集会，兄弟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封演生活的玄宗时期，正是制举科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而在他的记载中，当时人却将制举归之为“杂色”，进士们以此为讥嘲笑乐的对象。看法如此迥异，那么制举在唐代科举制度和士人生活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
以下拟就唐代制举的一些主要方面加以考察，以求对这一问题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一
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下，据《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载四月的一次诏令，然后加按语说：“按此诏所言，即制举科目之始。”诏书中有这样的话：“诸州官吏，或正直廉平、刑清讼息，或贪婪货贿、害政损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进。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或在昏乱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徐松所谓“制举科目之始”，大约指这几句而言。但这几句话只是一般性的指令，用以督察州县官吏治绩的好坏，以及对非官职的地主阶级人士的举荐，与后来的制举设科似非一事。
其实，在唐代的史料中，在太宗之前，高祖时就有制举的记载。如《旧唐书》卷七十四《崔仁师传》说：“崔仁师，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应制举，授管州录事参军。”《新唐书》卷九十九本传也有“武德初擢制举”的话。比起进士、明经等科来，制举的历史因袭性较大，它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代的诏举；它在唐代，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武德时的制举，恐怕与过去的诏举相近似。《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论制举时说：“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比较详明地记载制举科目，是从贞观十一年（637）开始的。《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一》记云：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其有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举选洛阳宫。（此文见《旧唐书?太宗纪》）
贞观十五年（641）又有诏：
十五年六月诏，令天下士庶人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厉风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
高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即位，九月即下诏说：
其有经明行修、谈讲精熟、具此师严、才堪教胄者，志节高妙、适用清通、博闻强记、终堪乡辅者，游情文藻、下笔成章、援心处事、端平可纪者，疾恶扬善、依忠履义、执持典宪、终始不移者，京师长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举二人，中下州刺史各举一人。（以上皆《册府元龟》卷六四五）
这样到高宗显庆三年（658）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就正式记录科目与及第人姓名，唐代制举科就开始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说，唐代初期高祖、太宗两朝，制举科是从沿袭传统到衍变为有唐代设科取士特色的发展时期，到高宗初，就与进士、明经科一样，成为科举的一部分，“而列为定科”（《新唐书?选举志》）。
制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与进士、明经等常科不同，考试的科目与时间都不是固定的，即《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当然，这所谓“临时所欲”，也并非纯粹出于皇帝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制举比起进士、明经等科，与现实政治的联系要密切一些，这在下面将详细论述。从考试时间来说，进士、明经试，一般是在正、二月间，制举则春夏秋冬都有举行。我们不妨从徐松《登科记考》中摘录一些例子来看：
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五月，九月又试。
开元二十六年（738），八月。
天宝元年（742），九月。
天宝九载（750），九月。
天宝十三载（754），十月。
肃宗乾元二年（759），五月。
宝应二年（763），五月。
代宗大历二年（767），十月。
大历六年（771），四月。
德宗贞元元年（785），九月。
贞元四年（788），四月。
贞元十年（794），十月。
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
元和三年（808），三月。
穆宗长庆元年（821），十一月。
敬宗宝历元年（825），三月。
文宗大和二年（828），二月。
至于制举的科目，唐朝人封演说是“名目甚众”（《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宋朝人赵彦卫说是“科目至繁”（《云麓漫钞》卷六），可见科目繁多是它的特点。今据《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从高宗显庆三年（658）到文宗大和二年（828），按时代先后，去其重复，总其科目，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辞殚文律科，岳牧科，辞标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之业科，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文艺优长科，绝伦科，拔萃科，疾恶科，龚黄科，才膺管乐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经邦科，贤良方正科，抱器怀能科，茂才异等科，文经邦国科，藻思清华科，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道侔伊吕科，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直言极谏科，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良才异等科，文儒异等科，文史兼优科，博学通艺科，文辞雅丽科，将帅科，武足安边科，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博学宏词科，多才科，王伯科，智谋将帅科，文辞秀逸科，风雅古调科，辞藻宏丽科，乐道安贫科，讽谏主文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文辞清丽科，经学优深科，高蹈丘园科，军谋越众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县令科，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达于吏治可使从政科，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详明吏治达于教化科，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共六十三个科目。显然，这六十三个科目，有些只不过文字上稍有差异（有的只一字之差），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辞标文苑、蓄文藻之思、文艺优长、藻思清华、文辞雅丽、文辞秀逸、辞藻宏丽、文辞清丽等，都是试文艺辞藻的；如抱儒之业、文儒异等、经学优深，都是试经学的；龚黄、才膺管乐、道侔伊吕、详明政术可以理人、达于吏治可使从政、详明吏治达于教化、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等，都是试吏治的；将帅、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军谋宏达材任将帅、军谋宏达材任边将、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等，都是试军事的；乐道安贫、高蹈丘园、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等，都是试品行的。这些都只不过是名目的不同，并无实质的差异，历朝帝王只是稍变其文字，另立新目，以表示广收人材之意，也就是所谓“唐世取人，随事设科”（《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三《贤良方正》）。因此，唐宋人的记载，有关制举科目的数字，多有分歧，如《玉海》卷一一五《选举》说是五十九科，高似孙《纬略》卷三《唐科》及《唐科名记》（《说郛》□第五十一）同于《唐会要》作六十三，《困学记闻》卷十四《考史》记有八十六，而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则记有一百零八个。不过《云麓漫钞》所列，有些是明显不属于制举的，如明三经、国子明经、五经、开元礼、学究、律令、明习律令、三礼、童子、三传、三史、明算等，都应算是常科，其他如词赡文华、词操文苑、考弟梗直、韬钤等等，都与《唐会要》所载大同小异。《新唐书?选举志》举出四种，即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达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认为这四者“其名最著”，是较符合于实际的。
二
制举是所谓“天子自诏”（《新唐书?选举志》）的，《通典》又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卷十五《选举》三）就是说，制举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荐举前来京都应试，虽然阅文试官仍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则是天子亲试，当时称为廷试或殿试。如张九龄所拟的《敕处分举人》中说：“卿等各膺推荐，副朕虚求，宜其悉心，各尽所见。”（《曲江文集》卷七）从太宗起，制举试士一直受到皇帝的重视，好几代皇帝都实行过所谓亲试。如高宗显庆四年（659）二月乙亥，“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旧唐书?高宗纪》上）。武则天时，制举应试者更盛，据中唐人刘肃所载，“则天初登第，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玄宗时更进一步重视制举，所谓“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玄宗于开元、天宝年间约有七八次亲试举人。后来德宗不仅亲临，还亲自阅卷：“上（指德宗）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词连乖谬者，即浓笔抹之至尾，如辄称旨者，必翘足朗吟，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苏鹗《杜阳杂编》卷上）。皇帝称制举登科者为门生，应制举考试的因而也有特殊的称呼，他们自称为“应制举人”，如清代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一，西安府，载《令史李延祚董□□等造像铭文》，注谓“范元哲撰，正书，长安四年六月”，毛凤枝说范元哲题衔自称“应制举人”。
正因如此，考试时礼遇也较为隆重。试前先由皇帝赐食，“食讫就试”（见前引张九龄《敕处分举人》）。又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八月甲申，“亲试文辞雅丽举人，命有司置食，敕曰……并宜坐食，食讫就试。”（《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一》）这已成为一种惯例。又如元稹于贞元十九年（803）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后来他追忆这次考试的情景说：
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元稹集》外集卷七《自述》）
唐末人范摅在其所著《云溪友议》中引了元稹的这一首诗，并且特别提到“男子荣进，莫若兹乎”（卷下《?琊忤》），以显示制举试的特殊礼遇。这种情况，宋代也是如此，如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述南宋初期的制科考试，说：“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帷幕，青缛紫案……内侍赐茶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三《取士?制科》）此处所记与元稹的诗，大略相似。
大历时的一次制举试，代宗亲临，终日危坐，入夜，特令内官给烛：“（大历）六年四月戊午，御宣政殿亲试讽谏主文、茂才异等、智谋经武、博学专门等四科举人……时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读太宗《贞观政要》……将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给烛，令尽其才思，夜分而罢。”（《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一》）有时考试过晚，还特命兵士护送举子们到光宅寺住宿：“元和三年三月敕，制举人试讫，有通夜纳策、计不得归者，并于光宅寺止宿。应巡检勾当官吏，并随从人等，待举人纳策毕，并赴保寿寺止宿。仍各仰金吾街使差人监行，送至宿所。”（《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制科举》）
这种种待遇，是进士、明经试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前面几章中曾引中唐时人舒元舆的《上论贡士书》，这篇文章对进士考试所受的屈辱待遇和辛酸情景，描述得十分真切，那种“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的情况，与元稹诗中所写的“宫人手里过茶汤”，真可以说是有霄壤之别。怪不得盛唐诗人岑参在一首送人应制举的诗中，以赞许的笔调，称道其友人不屑于应进士、明经等“常调”，而去应制举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