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1 / 3）

--谨以此文献给我仰慕的一位科学家。但本文不是报告文学，人物、情节均有虚构。

一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90年6月22日，因为此后数月令人惊怵的日子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年，我十四岁，姐姐文容十六岁，爷爷文少博七十八岁，奶奶楚白水七十五岁。

离亚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三个月，在北京随处可以感受到亚运会的脉搏。街上到处是大幅标语，高架桥的栏干上插满“迎接亚运”的彩旗，姐姐和我的学校里都在挑选亚运会的志愿服务人员，公交车司机在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只有爷爷游离于这种情绪之外，仍是独自待在书房里埋头计算。那天早上，奶奶比往常起得更早，做好早饭，拿出一套新衣让爷爷穿上，昨晚她已逼爷爷去理了发。她端详着穿戴整齐的爷爷，笑道：

“哟，这么一打扮，又是一个漂漂亮亮的老小伙啦。”

姐姐和我都起哄，说爷爷真漂亮，爷爷帅呆啦。爷爷像小孩子一样难为情地笑着。爷爷老啦，确实有点“老还小”的迹象，笑起来像小孩一样天真。他在生活琐事上一向低能，现在更离不开奶奶的照顾。爷爷生于豪门望族，当年的文家二少爷也曾是风流倜傥。但他从英国留学归来，便选择了一项最艰苦的职业--地质勘探。五十年的风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气质，现在，从外貌看来，他更像偏远农村的乡村老教师。

爷爷马上要去位于复兴路北的国家地震局（我去过那里，是一幢能抗7级地震的大楼）作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爷爷对我们严格保密，他一向严格执行《地震预报条例》的规定。不过据我猜测，这次报告很可能涉及亚运会期间的震情。

别人开玩笑说，我家实行隔代遗传。爷爷是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国内几个大油田的发现都有他的功劳，连他的学生中还很有几个中科院院士呢。奶奶是有名的医学生物学家，中国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其中有她很多心血。可惜爸爸那代人没继承他们的衣钵，不过这个传统让我和姐姐接续上了。虽说在1990年说这话还嫌太早，但至少在我和姐姐的学校里，我们已是有名的地震和病毒小专家了。

我父母常年在外地（大庆油田），自从爷爷奶奶退休并定居北京后，我和姐姐一直住在爷爷家。那时爷爷还没有搬家，住在平安里一所小四合院里，房子十分破旧，下雨时首先要用雨布遮盖爷爷的那台286电脑，然后收拾满桌满床的大部头书籍：《地震学》、《世界地震带挂图》、《古地磁学》、《地球固体潮》、《20年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汇编》、《病毒学》、《医学免疫学》、《血型血清学》、《干扰素治疗》……爷爷奶奶似乎比退休前还忙，尤其是爷爷，每天都埋头于电脑前认真计算着。夏天，破旧的纱门挡不住蚊虫，他干脆弄两只水桶把腿脚泡进去，一来防蚊叮，二来降温。冬天房子像冰窟，他把一只小火炉放在桌边，手冻僵了，就在火上烤一会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石油物探局专门为爷爷配置一台取暖炉为止。

家里常常有他们的学生来探望或请教。他们常常先站在天井里大声问好，然后再进屋。凡是爷爷的学生，都是称呼老师、师母好；凡是奶奶的学生，则是称呼文老师、楚老师好。我和姐姐发现这条规律，常躲在一旁验证，百试百灵。

我和姐姐并没有刻意去继承爷奶的衣钵，但他们的知识不知不觉就传给我们了，因为这些知识一直弥漫在空气中，潜移默化地渗入我们的血液。比如，姐姐常常流利地告诉同学，病毒都是采用超级寄生，利用被攻击细胞的核酸来繁殖，所以，任何药物包括抗生素对病毒基本是无能为力的，只能依靠人类在千万年进化中产生的特异免疫力，疫苗的作用则是唤醒和强化这种免疫力。不过，人类对病毒的战争已经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功，天花病毒已经全歼，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全歼已经提上日程。为什么先拿这两种病毒开刀？因为它们只寄生于人体，没有畜禽的交叉感染渠道。现在，中国卫生部正在部署围剿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大战役，将从1993年开始，连续数年对八亿儿童进行免疫。奶奶虽然已退休，卫生部的轿车仍然常来把她接去，参加某个重要讨论会。这时，姐姐总笑着对奶奶说：

“奶奶，别把鞑子杀完了，留两个给孩儿杀杀。”

这是《说岳全传》上岳云的话。奶奶笑道：留着哪，病毒的全歼可不是二三百年能干完的事。

我也常常给同学举办地震知识讲座。我说，地震是人类最凶恶的自然灾难，二十世纪共发生7级以上地震六十五起，8级以上七起，死亡一百零三万人。地震中最常见的是构造型地震，因为地壳是由六大板块（太平洋、亚欧、非洲、美洲、印度洋、南极）组成，各板块缓慢运动，互相挤压，形成三大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带、欧亚带（又称地中海-喜马拉雅带）和海岭带。我国处于两大地震带之间，震灾十分频繁。1900年以来，中国地震死亡人数五十五万，占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三；1949年以来死亡人数二十七万人，占全国同期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四。而且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不同，地震学家们是一伙自卑的家伙，因为，尽管他们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在地震预报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1966年邢台地震伤亡惨重，周总理亲自部署对地震预报的研究，1975年成功预报了海城地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成为唯一载人地震预报史册的范例。那时，在“文革”的亢奋中，有人宣称中国已完全掌握地震预报的规律，但仅仅一年后，唐山地震来了，它阴险地偷越众多机构组成的警戒线，狞笑着扑向梦乡中的唐山人。对地震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次极为丢脸的失败，地震爆发后，国家地震局竟然不能确定震中在哪儿！幸亏几位唐山人星夜驱车赶往国务院汇报灾情，国家才开始组织起抢救工作。

我是在唐山地震之后出生的，但我想，我已“目睹”了唐山地震的惨景--通过爷爷的眼睛和爷爷的叙述。地震第二天爷爷就赶到现场，美丽的唐山全毁了，房屋几乎全部倾颓，烟尘聚集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就像死神的旗幡。火车钢轨被扭成麻花，水泥路面严重错位。地上分布着很多纵横裂缝，最宽可达三十米。五个水库的大坝被震垮。一个男人从四楼跳下来，却被同时落下的楼板压住双脚，身子倒吊在半空中死了；一位妈妈已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但还是被砸死，她最后的动作是竭力想护住怀中的孩子；另一位妈妈幸运地逃出来了，在废墟中机械地走动，哄着怀中的孩子--孩子早已长眠不醒；很多幸存者被挤在狭小的空间中，在黑暗和酷热中待了数天才被救出，一直到多少年后，他们睡觉时甚至还不敢熄灯，因为只要沉入黑暗，他们就会出现心理性的窒息！

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啊。所有赶来救援的人们，从身经百战的老师长到长着娃娃脸的小兵，都要惊愕地看上几分钟，把撕裂的心房艰难地拼复，才脸色阴沉地投入抢救。不过，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更多的是愧疚，是无地自容。爷爷说，那时他乘的是石油勘探局的汽车，还没有成为众矢之的，那些乘国家地震局车辆的同行简直没法出门。一位老大爷对他们哀哀地哭诉着：为啥不提前打个招呼哩，你们不是管地震预报的吗？浑身血迹斑斑的年轻伤员们咬牙切齿地骂：这些白吃饭的，饿死他们！砸死他们！

国家地震局的老张是爷爷的熟人。白天，他们默默忍受着唐山人的咒骂，记录着各种宝贵的资料。当时正值盛夏，废墟中的尸体很快腐烂，令人作呕的怪味儿在周围的空气里涌动，呕得人根本无法进餐，他们就用酒精把口罩浸湿，一言不发地工作着。一天晚上，老张来找爷爷，声音嘶哑地说：文老，咱们出去走走。爷爷跟他出去了。月亮没出来，废墟埋在浓重的夜色中，除了帐篷里泄出来的灯光，唐山黑得像地狱。老张一直低着头，磕磕绊绊地走着，等到远离帐篷，老张站住了，一句话没说，忽然嚎啕大哭！哭得撕心扯肺！爷爷没劝他，陪着他默默流泪。痛痛快快哭过一场后，老张问爷爷：

“文老，地震真的不能预报么？咱们真的无能为力么？”

爷爷生气地说：“怎么不能！没有人类认识不了的规律！”

爷爷那时的主业是石油物探，搞地震预测只是兼职。他在石油物探方面已是一代宗师，桃李天下，而且已年近古稀，没理由再转行。但邢台地震尤其是唐山地震后，几十万冤魂的号哭一直在他耳边回响。1978年，他正式递交了退休申请，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全身心投入地震预报的研究--但只能是私人性质的研究了。多年后，一位伯伯曾叹息地告诉我，你爷爷为这个决定吃了大亏。他那时虽然已六十八岁，但身体好，思路清，经验丰富，部里原打算让他再干几年的。他这么一退，首先是经济上吃亏，因为那些年还没有到涨工资的高峰期，退休工资很低的。再者，过早从科学家的主流圈中退出来，还有很大的隐性损失，这一点就不必多言了。

我想伯伯说得对。爷爷的晚年是相当困窘的，工资不高，又把大部分工资用于购买资料--他不是进行官方研究，资料费没处报销的。可以说，退休后他完全靠奶奶的工资养着。在和爷奶共同生活的那几年里，我和姐姐都能触摸到家庭中的贫穷。常常有国外的学生来看爷爷，他们大都衣着光鲜，面红齿白，外貌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二十岁。他们惊讶地打量着爷爷的陋舍，小心地掩饰着目光中的怜悯。我想，恰在这时我最佩服爷爷。因为他在这些怜悯的目光中尚能坦然微笑，不亢不卑。这一点太难啦，至少我在这些客人面前就很难没有一点儿自卑。在我成人后，每当看到报上说某某知识分子“安于贫贱”，“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之类滥调时，我就反胃。我觉得，若不能让士大夫阶层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以保证他们思想和研究的自由，这个社会就是病态的、畸形的、没有前途的。

爷爷，你后悔么？有天我向他转述了那位伯伯的话，问他。爷爷停下蒲扇，沉思地看着我。他不是在看我，是越过我的头顶看着远处。过了一会儿，他说：

“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亲自找李四光先生和我谈话，他痛心地说，地震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地震能预报吗？李先生说能！我也说能！周总理说：拜托你们啦，希望在你们这一代把地震预报搞成。从那时起我们作了很多努力，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可惜漏报了最凶残的唐山地震。现在，周总理和李先生都已不在人世，当时谈话的人就剩下我一人了。”

他没有回答后悔不后悔，我也没再问。

我和姐姐吃早饭时，爷爷已早早吃完，坐在正间的竹圈椅里静候。只听见他低声问奶奶：车辆联系好了吗？不会误事吧。这已是他第二次询问了。奶奶耐心地说：不会误事的，是国家地震局派的车，昨晚石油物探局还问用不用他们派车，我谢绝了。

姐姐瞄瞄爷爷，抿嘴乐道：你看爷爷就像赶考的童子，蛮紧张呢。我说：笑话，爷爷会紧张？爷爷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连政治局委员们还听过他的课呢。姐姐没争辩，扒完饭骑车走了。我出去时，发现爷爷确实有点紧张，他一言不发地坐着，目光亢奋，手指下意识地敲着扶手。后来，知道这次报告的内容之后，我才理解爷爷的紧张，那是对于一个高度敏感的地区（首都）、高度敏感的时间（亚运会）所作的强震预报呀。事后，国家地震局的张爷爷说，当爷爷在6月22日报告会上撂出这个响炮时，会议参加者都惊呆了。他说，也只有你爷爷的资历和胆量敢撂这个响炮，只有他一人！

该上学了，我推出自行车。这时，一辆轿车开到大门口，国家地震局的何伯伯进来，和我打个招呼：小郁，上学呀。我说伯伯好，爷爷等你很长时间了。何伯伯在天井处大声问了好，说文老师咱们出发吧。师母，中午老师不回来，饭后休息一会儿，下午我送他回来。奶奶交代着：若下午赶不回来，记住五点钟让他吃降压药，药片在他右边口袋里放着。最近血压又高了，低压130，高压200.何伯伯说：我会提醒他的，师母你放心。

何先生扶爷爷上车，汽车开走了。

爷爷预报地震不需要声光报警器，不需要GPS观测网络、地磁观测仪、地电观测仪、重力观测仪和电磁波观测仪，不需要水位计、蠕变仪、岩体膨胀计--作为私人性质的研究，他也没有这些条件。他所拥有的，就是他费尽心血搜集到的浩繁的地震资料，还有一把计算尺（后来升格为286、386电脑）。所有预测结果都是在纸上算出来的。

我常常帮爷爷计算，也因此很早就大致了解了他的理论核心--可公度计算。可公度计算是说：各地震带的地震肯定各自具有相对不变的物理成因，因而有相对不变的物理规律。这些物理成因可能埋得很深，一时抽提不出来，但可以先把它们虚化，用纯数学手段凑出一些公式来逼近它。有了这些近似公式，就能对未来的地震做出近似的预测。比如，1906年以来，世界上8.5级以上地震共十二次，按发生日期依次编号为X（i）＝1917.5.1；1917.6.26；1920.12.16；1929.3.7……1958.11.6.用可公度法试算后发现，间隔时间大致符合以下一些等式：

X（3）＋X（6）＝X（2）＋X（5）

X（4）＋X（7）＝X（1）＋X（11）

X（3）＋X（12）＝X（4）＋X（11）

把二元相加的结果画在坐标上，能得出一张图形基本对称的坐标图。依照这张图作适当外推，就可对未来的8.5级以上大震做出预测。当然实际没这么简单，实际计算时，每个预测结果都要用多元可公度计算互相校核，还要用爷爷自创的“醉汉游走理论”推算这个结果的可信度。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极简化的运算，它抛弃地震的物理内核，转化为地震参数的纯数学运算。

很早我就知道，地震界的大部分专家对爷爷的预测办法颇有微词。由于爷爷的人品和声望，他们一般不公开批评，但私下里他们叹息着：文先生真的老了，文先生怎么从科学宿儒变成算命先生了呢。这些叹息也传到我和姐姐的耳中。我们确实心中嘀咕：凭这些简单的计算就能抓住地壳深处潜行的魔鬼？但爷爷确实做出了很多接近正确的预报：像1983年新疆乌恰地震，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6.9级地震，其后还有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7.4级地震，1993年10月12日日本关东7.1级地震……

爷爷的声名（指地震预测方面的声名，作为石油地质学家他早已名传遐迩了）渐渐传播到海内外。常常有国内外的人士给爷爷写信，对爷爷的“神机妙算”表示仰慕，把他誉为刘伯温式的“预测宗师”。慢慢地，我和姐姐也忘了心中的嘀咕。

爷爷不会错的--他怎么可能错呢？看看他为地震预测投入的心血、做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如果真有一个主管宇宙运行的上帝，也会被爷爷感动的。

亚运会一天天临近。街上满是吉祥物熊猫盼盼的图样。从盼盼家乡送来的熊猫雕塑在北中轴路落户，由于赶工太紧，这件雕塑有点儿失真，有点儿驼背，不过孩子们不大理会这点儿“残疾”，照样喜欢它。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亚运村、专为亚运村配套的北辰购物中心都相继完工，亚运会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6月22日以后，国家地震局在门头沟召开了北京震情会商会，这次爷爷没有参加。由于爷爷的严格保密，我一直不知道爷爷曾撂过一个响炮，但我对爷爷的行迹越来越疑惑。两个月来，他一直趴在电脑前狂热地计算着，校核着。他的血压升到了230/140Hg，眼睛充血，手指发颤，脸色像是害了一场大病。奶奶很着急，逼着他吃药，有时甚至强行关掉电脑，但只要奶奶转过脸，他马上又溜回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