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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我已经将秋月的“暂住证”办好了，而且也将五百块钱罚款免掉了。我象征性地感谢了两句，便对五里井派出所所长杨斌说，“以后少欺负一点我们乡下人。”

可办好了证后，秋月迟迟没有来拿。我按照她给我的号码打了她的传呼，可传呼台说此机号已停用。我真的怕秋月出事，于是就冒着大雪赶到五里井派出所了解辖区内租住的秋月。杨斌所长带我踏着厚厚的积雪赶到秋月登记的出租屋，房东是一位牙齿残缺头发稀少的半老头，他有些不配合地说，“已经搬走了。”我问，“搬哪去了？”房东捧着茶壶咕嘟喝了一口茶，漏风的嘴里嘟哝着，“我也不知道，也许回老家了吧。你们隔三岔五地就来搜查罚款，谁还敢住呀！”

回派出所的路上，我对杨斌说，“你们怎么就喜欢跟穷人过不去呢？”

杨斌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弟呀，你不知道这地方租房的有多复杂，卖淫嫖娼的抢劫杀人的什么人都有，前些日子一个嫖客因为十块钱把妓女腿都打断了。少出案子也是为你们刑警队减轻负担嘛。”

我有些恼火，“你不要乱说，我这位小老乡可是个正派人，人家做化妆品推销。”

杨斌很狡猾地看了我一眼，“但愿如此。你不要介意。”

这个秋月真让我失望，既然是退房搬走的，连个招呼都不打，做事一点不讲规矩，甚至不讲礼貌，托我办暂住证，证办好了人不见了。我对这个小老乡已无心关注了，有时劝自己，就当从来就没认识过这个女孩。

再见到秋月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最先见到她的不是我，而是大刘，大刘对我说，秋月在城隍庙边的一个小饭铺里卖盒饭。我本不想再见秋月，但一份乡情和对打工妹的宽容心使我忍不住跑去找她。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青春洋溢，只是眼中多了一些明显的忧伤和焦虑，这使她面对我的时候的神情很脆弱，我没说话，用警察的眼光看着她。

她放下手中的饭盒，不敢正眼看我，低着头声音低低地说，“许大哥，对不起你！办证的钱我还给你。”说着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十块钱的票子伸到我的面前。

看她这付样子，我气也消了。毕竟她现在是卖盒饭，靠劳动生活，就凭这一点，我就应更多一些同情与尊重，而且一个外出打工的乡下女孩，孤立无助地暂住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有心思人情练达呢？我看着一脸负罪感的秋月，很宽容地说，“钱就不要了。你也不容易，证还在我哪儿，还可以用，办的暂住证是两年期的。我去找过你，去哪儿了？”

秋月哭了，不想说，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我见她这付样子，也就不想再往下问了，反正她现在打工卖盒饭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不愿意堕落的女孩，是一个愿意尊严地活着的女孩。这就够了。有客人过来买盒饭，我就对她说，“你忙吧，改日我把暂住证给你送过来。”

第二天我就把暂住证送过去了，秋月死活要给我钱，她急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不收钱会让她失去自尊，会让她良心更加不安，我只得按三十六块钱工本费收下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