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在不经意间暖和了起来，先是路边的巴根草悄悄地吐出了细嫩的尖芽，等到河边的柳树绽出了鹅黄的苞蕊，田野里一往无际的麦苗已是褪枯返青，这时候春天就正式抵达了。就在人们等待着柳絮漫天飞舞，阳光下杨花似雪的这天夜里，一股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强硬地越过黄河长江以及沿途城市的楼房和乡村的烟囱，顿时，第二天南方的土地上寒风萧瑟，冰冷的雨铺天盖地，走在路上的行人缩紧了脖子，牙齿格格直响。原来倒春寒的天气比冬天更加寒冷。
我的初中同学于国良开着又破又旧的面包车出城的时候甚至还骂了一句，“这鬼天气！”
于国良是那种粗鲁而脾气暴躁的人，八年前他跟一个三陪小姐好上了，两个人租住在郊区的民房里非法同居，不仅爱得你死我活，而且还学会了使用“达琳”这样和他身份极不相称的酸溜溜的语言。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风情万种的三陪小姐在缱绻缠绵过后，卷着舌头舔着猩红的嘴唇，轻轻地抚摸着热汗淋漓的于国良问，“你说的是真的吗？”喝多了酒的于国良还是重复了那句蠢话，“真的，我愿意为你去死！”三陪小姐说，“我不要你为我死，顶多受点伤。”她要于国良去自己坐台的三圣街歌舞厅将老板揍个鼻青脸肿。于国良套起裤子握着一把水果刀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了沉沉的黑夜中。于国良冲到歌舞厅时老板正搂着一个坐台小姐调情，他将老板叫出来，只问了一句，“你为什么克扣她的工资？”还没说完就一刀捅进了老板的大腿。事后，于国良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三年，而那个三陪小姐在于国良出事的第二天就跟自己的丈夫远走高飞了。于国良居然不知道三陪小姐的丈夫就住在他们苟且偷欢的隔壁。这个借刀杀人的阴谋让蒙在鼓里的于国良在妄想式的爱情中烟飞灰灭。
现在的于国良已经是“康明饲料公司”的总经理了，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小型饲料加工厂，将郊区的玉米秆、豆秸、红薯藤烘干粉碎加上饲料添加剂发酵，就成了一袋袋“康明”牌复合饲料，然后销往郊区的各养猪场和奶牛场。于国良有时请我们去喝酒，同学们就表扬于国良能干，于国良在被表扬的兴奋中拼命喝酒，酒喝多了，就硬着舌头说，“真的，托猪和牛的福”。同学们说，“你胡说，你是托党的政策的福。”于国良红着脖子为自己辩解，“不要跟我抠字眼，我是个粗人。”说着就将一大杯白酒倒进脖子里，算是为自己说错话赎罪。
于国良作为“回归社会，重做新人”的典型曾回服刑过监狱作过一次报告，我们报社派我随同采访，当监狱长跟他握手时，于国良竟一时不敢伸手，监狱长笑着说，“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于国良激动得浑身发抖，那紧张的样子就像当初刚关进来时一样。后来于国良对我说，“监狱长可凶了，服刑三年里从来没对我露过笑脸，有一次我冲厕所没冲干净，他差点关了我的禁闭。”后来我写的那篇《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报道成了于国良一生最大的光荣，为此他经常请我单独喝酒，说，“我有面子全靠你老同学撑的。”我说面子是你自己挣的。现在的于国良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一个一点也不粗鲁的儿子，儿子两岁，小脸红扑扑的，经常喊“爸爸于经理”，乐得于国良嘴都笑歪了。于国良的老婆是他饲料厂里的一位温顺而听话的女工。
于国良本来今天是可以不出门的，一是因为下雨，二是他父亲今天过生日，他要为父亲体面地过一次生日。父亲多年来对他很绝望，他想从这个生日开始让父亲对他另眼相看。然而，他还是出门了，出门了就没有回来。
临出门前，他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真的不知道吴天彪老婆喝老鼠药了，我要当面向她道歉。如果吴天彪实在拿不出钱来，货款我就不要了。”于国良说他买了许多“脑白金”和奶粉等营养品，还带了三千块钱以备抢救时急用。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去一下也好，做一些缓和工作，只要人救活了，吴天彪不告你，今年‘十佳个体业主’还是很有希望的。”
于国良这一天出门与我有一定的关系，这也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