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宗教的起源，是弗洛伊德批判宗教宇宙观的出发点。他通过三番五次的论证，确认人类幼年时期的一种心理需求是宗教存在的根源所在。从儿童孱弱无助的感情里获得一种宗教的需要，和它所引起的对有一个父亲的渴望，在他看来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因为这种感情不仅从童年时代就有，而且由于害怕命运的强大力量将带来的后果而永远地保留着。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由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基于这一认识，弗洛伊德剖析了宗教宇宙观凭借教训、安慰、戒律等三方面的功能，对古代人类精神生活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宗教教义说，宇宙是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即使有许多神灵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
尽管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被直呼为 “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经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
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的特征。
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被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前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
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弗洛伊德站在科学宇宙观的立场，深入浅出地批判了宗教宇宙观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
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像活动所受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
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
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其他生物，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在对宗教的论战性的批判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科学与之斗争的长期性：“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他阐明了这种斗争的性质：“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他接着展望了斗争的前景：“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
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最后，弗洛伊德强调了精神分析学在宇宙观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
弗洛伊德还把宗教看成是科学的敌人，在揭露宗教宇宙观的严重危害之余，他预言科学将与之做长期斗争。对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论的评价，学界历来见仁见智。其中有人认为，见诸《摩西与一神教》的“宗教现象当然必须被看成是群众心理学的一个部分”一说，体现了弗洛伊德在一系列研究宗教的著述中所坚持的观点。
此论似乎跟事实有些错位，而如若将这一语录视为对弗洛伊德在研究中所取的考察角度或思维模式的概括，大约较为合适。人所共知，弗洛伊德对宗教一贯持否定态度，并且，他关于宗教的所有论述的基本倾向，又无疑是批判性的。
在弗洛伊德看来，哲学、艺术、宗教都是跟人类的意识（心理）密切相关并且与科学相抗衡的社会现象。他虽然对这三者同时宣称：“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而实际上其锋芒集中在宗教方面：“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惟有宗教才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
他指出，宗教的要害在于以一种非科学的宇宙观从古到今地蒙蔽人类，它是一股巨大的势力，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但是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弗洛伊德以科学的求真务实精神为准绳，揭示了宗教宇宙观所特有的，既迎合人们的心理需要，又统辖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功能。弗洛伊德认为宗教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因此宗教具有三种功能。
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于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种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二、文明中的阵阵哀号
关于人类文明，弗洛伊德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人类的决定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文明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对于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致他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毫不困难地进行自相残杀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明白这一点，目前的不安、痛苦和焦虑的心情大部分就是由此产生的。现在我们期待着两个“天神”之一的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维护他们的权力，与同样的对手死神进行不懈的斗争。但是，谁能预见何者成功，并且结果怎样呢?
1. 社会文明取决于性力的目标本能与文明的关系，是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命题。弗洛伊德由性学研究，导入了关于人类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讨。
（1）性冲动的贡献
弗洛伊德对社会文明的理性思考由来已久，“升华”概念的提出可以视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在精神分析学宏大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文化理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的社会文化研究，围绕着本能与文明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而展开，经他拓展的性的观念，是这种研究的出发点。他说：“我所说的性的概念扩大的第二方面，可以用精神分析学揭示的事实来证实，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表明，所有感情的冲动，最初都完全带有性的性质，不过到后来不是其目标受到抑制，便是得到了升华。因此，性本能的这种可以受到影响或转向的特征，能够使这些本能服务于各种文明活动，甚至能对文明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可见弗洛伊德首先关注的是本能对文明的作用问题，并且又把着眼点落在正面作用上。他曾再三指出，性本能的升华，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人类受苦的根源
人类受苦的三个根源：这就是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衰老倾向，和我们调节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时，所采用的不适当的方法。
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被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而其所利用的本能冲动，尤以性的本能为最重要。因此，性的精力被升华了，就是说，它舍去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指出，性本能升华的组织形态“是不大稳固的，因为性的冲动不易控制；而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力反抗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那种由于不敢正视性本能，而对社会文明的负面作用乃至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态度横加指责的习惯势力，在升华以后，性欲成分不能再束缚先前与之结合在一起的破坏成分了，于是这些破坏成分便将以破坏倾向和攻击倾向的形式释放出来。
性力如果一旦放肆，回复到它原始的目标，社会文化就将遭受到最大的危机。所以社会不愿有人指出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不愿承认性本能的势力，或讨论各人性生活的重要；为了训练克制，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因此，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是要受到非难的，是要被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是这种驳斥并不容易生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实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
鉴于对本能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而对文明尚未全面考察，弗洛伊德认真探讨了关于文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他看来，文明的实质来自其广义性的内涵和根本性的目的，而文明存在的本身则体现了文明社会与原始、野蛮时代的区别。
文明这个词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风俗，这些成就和风俗把我们的生命，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命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
弗洛伊德把文明所包含的“成就和风俗”的内容梳理成四个方面。其一是“使地球能为人类服务，保护人类免受残暴的自然力量之害的一切活动和财产；工具的使用、获得对火的控制和建造住房”。其二是“美、清洁和秩序显然在文明的要求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是“高级的心理活动——智力的、科学的和美学的成就——它在人类的生活中组成了观念的主要部分。而这些观念中首要的是宗教系统及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其次是哲学的推测；最后，可称之为人的‘理想’，即它可能形成的一个人、一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尽善尽美的观念，以及它在这些观念基础上所提出的要求”。其四是“社会关系得以调节的方式，所有那些和他有关的人，如邻居、帮助他的人、异性对象、家庭成员或国家的成员等等关系”。
在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科学技术和权力在社会文明总体结构中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他说，“人类用其科学和技术发明已在这个地球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未来的时代将在这个文明领域中取得可能更令人难以想像的伟大进步”。“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在力量上超过任何个人，并且保持这种联合以对付一切个别的人时，人类在社会团体中的生活才成为可能。于是，这个联合体的力量就被作为‘权力’而用来反对任何个人的力量。用联合体的力量来取代个人的力量，是朝文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
（3）文明的起源跟宗教相似
对于文明的起源，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考证和思辨跟研究宗教的起源相类似，他以“俄狄浦斯情结”为立论支点，通过论证，确认以兄弟关系联合体为权力机制的群居生活的兴起，既是最初的文明的体现，也是文明社会与原始野蛮时代分野的标志。
通过论证，他所得出的结论为，爱欲与需要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在原始部落里，某个儿子可能会成功地取得类似父亲的地位。有利的形势是自然发生的，因为最小的儿子由于深得母亲宠爱而受到保护。正是他，由于父亲年迈体弱而占了便宜。待他父亲一命呜呼后，他便去取而代之。
而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儿子们的反抗，这种父权制度宣告结束，儿子们联合起来反抗父亲，共同战胜了他并且分食了他的尸体。可以合理地揣测，在弑父之后，兄弟们彼此之间将为继承权而争吵不休，每一个人都想独揽权力。但随后他们明白，这样的争吵既危险又无益。这样来之不易的理解，连同他们共同取得的解放成就的记忆，以及在流放期间相互之间培养起来的感情，使他们最终还是联合起来，订立了某种社会契约。于是便出现了最早的、由克制本能的满足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开始承认彼此应有的义务，建立了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机构。总之，道德和法律由此发端。
原始父亲阻止他的儿子们满足其直接的性冲动，他迫使他们禁欲，因而与他们以及在他们彼此之间产生情绪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由他们性目的被抑制的那些冲动产生出来。也可以说，他迫使他们产生群体心理。他的性嫉妒和狭隘最终成为群体心理的原因。
在原始部落那里，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同样对他感到恐怖。所有社会责任得以建立起来，这种同样的重新塑造，已为人类社会下一种形式即图腾氏族预备了条件。
人类的集体生活都有一个双重的基础，这就是被对外界的需要所创造的强迫工作和爱的权力，使男人把他的性对象——女人——保留在他的身边，并且使女人把从她身上分离出来的一部分——他的孩子——保留在他的身边。爱欲和需要也就变成了文明之母。文明的第一个结果是，相当多的人现在能够生活在一起了。
2. 本能压抑是文明的基础
从禁忌的双重功能和作用的阐述中，弗洛伊德揭示了文明发展的两大主题，提出了文明发展过程，是文明对本能进行压抑的过程的创见。在他关于文明理论的最为权威的著作中，弗洛伊德把个体的自由要求与社会要求的永无休止的冲突，当作看待这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的契机，从而也成为这部著作《文明及其缺憾》的中心思想。
虽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过程，或是人类调整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过程，还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创造过程，都包含了不断满足和实现人类需要的方面，但同时也包含对人类本能需要实行某种程度的压抑、控制的方面。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正是现实的压抑性文明的反射。压抑性文明的成就，创造了逐渐废除压抑的前提，因而，文明的发展中的压抑不是贬义词，而是事实的写照。尽管压抑的文明是要付出代价的。“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但是，设想一种非压抑的文明观是不切实际的，对现存文明的现阶段来说毫无实现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对文化起源的研究就已经表明，文明要求“本能的克制”，社会组织、道德和宗教的产生，正是这种本能克制的结果。例如图腾崇拜，“它的许多要求和禁律，也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克制而无其他意义；图腾崇拜是禁止毁灭或杀害代表图腾的动物；而族外婚则意味着是克制对部族中母亲和姐妹的强烈渴望；而承认具有兄弟联盟的一切成员有着平等的权利，就是限制他们中间的暴力竞争倾向。在这些法规中可以发现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最初开端”。
弗洛伊德提醒我们防备接受如下错误的概念，“即文明就是日趋完善的同义词，就是人类注定要借以达到完善的道路”。实际上，“人们不可能无视文明的建立要牺牲本能满足到何种程度。文明的存在要预先假定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到何种程度。这种文明的剥夺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由于文明寄希望于个人的牺牲，因而文明的发展就似乎是一种“忽略人性”的特殊过程。这种忽略人性具体表现在：一是文明剥夺本能的满足；二是文明具有神经症性质。
文明的发展是忽略人性的特殊过程，首先可以在人类本能倾向所产生的变化中看出来。在文明的压力下，人类本能中有一些似乎已被“同化”了，出现了某些取代它们的东西，这就是表现在个体身上的“性格特征”。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儿童的肛门性欲。儿童对排泄器官和排泄物的主要兴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特征，如吝啬、有秩序和清洁。这些特征本身具有价值和受欢迎的特质，在文明的压力下得到了强化，直到明显地支配着人格和产生“肛门性格”。
显然，秩序和清洁主要是文明的要求，虽然它们的必要性对生存来说并不特别明显，把它们作为快乐的根源也同样不合适。从儿童的肛门性欲到肛门性格，必须使本能改变它们满足的条件，而沿着另外的道路发展——本能目的的升华作用。这同时也表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和个体的里比多发展过程之间是相似的。
弗洛伊德认为，正常成人的性欲模式并非一种自然的（生物性）需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因为，文明限制性生活的倾向极其明显。即使在文明的最早阶段即图腾崇拜阶段，也伴随有禁止乱伦的“对象选择”。或许这是人类性爱生活在各个时代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创伤”了。禁忌、习俗等给性爱生活加上了更多的限制。
那么，文明是如何控制性欲的呢？弗洛伊德说：“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在施行限制时服从心理学上的经济法则，因为文明是通过从性欲中节省下来的心理能量，而获得所需的很大一部分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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