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它的明确性。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用难以忍受的限制来威胁爱。
限制性生活的文明倾向和扩展其文化联合体的其他倾向一样明显。禁忌、法律和习惯给性生活加上了更多的限制，这些限制既对男人有影响，又对女人影响很大。
——《文明及其缺憾》
一、图腾与禁忌：崇拜与恐惧的产生文化或文明是怎样起源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式探讨有其独特的视角。他的基本假设是人类所有基本心理的统一性或同一性。
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即人性、文明的发展和原始经验的积淀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精神分析学在个体身上所研究的自我、本我和超我三者动力冲突的一种反映，是同一过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的再现。
这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与个体的成长过程在性质上是相似的。
1. 图腾：人类对父亲的崇拜
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显然赞同人类至今经过了三个进化阶段这一孔德式实证主义观点：“依照权威人士的说法，人类在长时间的过程中发展了三种思想体系——三种对于宇宙的解释：泛灵论的、宗教的和科学的。”
假如人类文化史真的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它正好对应于个体心理发展的三个阶段：泛灵论阶段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实质上都相当于“自恋”阶段；宗教阶段则相当于“对象发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高形式是对父母的依赖；至于科学阶段，则相当于个体的成熟，在这一阶段中，个体由于放弃快乐原则而接受了现实，致力于在外部世界中寻找其对象。实际上，弗洛伊德正是根据人类基本心理的同一性这一假定，来构造他关于文化的起源学说的。
弗洛伊德首先提出，道德和宗教的根源可以在史前的图腾崇拜中找到。图腾崇拜是澳洲、非洲和美洲某些原始民族中代替宗教的一种信仰系统，并构成他们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图腾崇拜的特征，是把初期的宗教和少数占绝对优势的禁律，与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秩序联为一体。被尊崇者始终是一只动物，氏族或部落声称他们就是该动物的后裔。弗洛伊德断言，每一个民族，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都曾经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图腾崇拜是构成一切文化的必经阶段。
问题在于，似乎与图腾崇拜有关的每一件事都是令人迷惑不解的：如祖先来自于图腾的想法，族外通婚的理由，以及图腾部族和禁止乱伦之间的关系等。弗洛伊德说，惟有精神分析的观察，才给这些迷惑不解之事带来了一线光明。
精神分析揭露了图腾动物实际上就是父亲形象的代替，这一点与下面这一矛盾事实是相吻合的：虽然屠杀图腾受到禁止，但对它的屠杀却又是一种庆典——把它杀掉再进行哀悼。这种矛盾情绪的情感态度直至今日还是存在于我们孩子身上的表明父亲情结的特征。这种情结甚至可以延至长大成人。这种矛盾感情甚至可以推断图腾动物确实可以成为父亲的代替物。
在《对一个5岁男孩恐怖症的分析》一书中，弗洛伊德通过对“小汉斯”对马患有恐怖症的分析，说明小男孩把某些对父亲的情感移置到动物身上了。他不仅害怕马，而且还怀着仰慕和兴趣去接近它，一旦他的焦虑开始减退时，他就把自己当成这令他害怕的动物了。当男孩把他的敌意和恐惧的情感，都移置到一个代替物身上时，他就从这种对父亲的双重矛盾情绪的冲突中得到了宽慰。
因此，弗洛伊德说，“依我看来，这些观察证实了我们按照图腾崇拜的公式把图腾动物作为父亲的代替物这一看法是正确的。”如果图腾动物就是父亲，那么构成图腾崇拜核心的两条禁令——不准屠杀图腾和不准与同一图腾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就与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两条罪恶不谋而合，也与小孩的这两个原始欲望互相偶合了。这样一来，图腾崇拜的远古起源，也许就从这个等式中有所发现了。
进一步来说，图腾崇拜的两个禁忌，就成为人类宗教和道德观念起源的心理因素。当然，对于宗教和道德来说，这两个禁忌在心理因素上其分量并不是相等的。就道德来说，第二个禁忌即禁止乱伦具有强大的实际基础。这是因为，性欲不能使男人们联合，而只能使他们分裂。
兄弟们虽然结成一伙杀死了他们的父亲，但在女人问题上他们相互之间却又是竞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像他父亲那样拥有所有的妇女。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就会在战场混战中土崩瓦解，因为他们中谁也没有具备他父亲那种超人的力量。
于是，为了能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兄弟们不得不——也许是经历了若干次危机之后——制定了禁止乱伦的“法律”，一致放弃了他们本来渴望的并且构成他们杀父主要动机的妇女们。他们用这种办法拯救了使他们强盛的社会组织。
由此看来，道德的起源是部分以社会的迫切需要、部分以由罪恶感所产生的赎罪行为为基础的。“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由于区分清楚了群体对于个体的权利，个体对于群体的权利以及个体互相之间的权利，我们已经从理性的角度为部分伦理戒律提供了解释。”
弗洛伊德指出，把图腾崇拜作为宗教起源的看法则是以这两条禁忌中的第一条——不准屠杀图腾动物为基础的。对于原始社会的兄弟们来说，图腾动物显然是他们父亲的代替物，但是他们对待它的方式已超出了悔罪的需要。他们企图通过与这位“代理父亲”的关系，来减轻他们的罪恶感，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取得谅解。
图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与父亲订立的“契约”。这种契约允诺给予一个父亲所能提供给他的孩子们所期望的一切——保护、照顾和恩惠；而在他们这一方，他们保证尊重他的生命。这样，对宗教起决定影响的一些特征开始产生了。图腾宗教起源于这种子孙的罪恶感，起源于企图减轻这种痛苦，而用推迟性服从的方式求得父亲的宽恕。此后所有的宗教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同一问题。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其所发生的文化阶段和采取的方法都不同。
总之，宗教的起源是以一种忏悔的罪恶感为基础的，一切宗教——从“图腾”到人形的“神”——都把对原始父亲的仰望当作它的核心。
弗洛伊德从人类所有基本心理的统一性，也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和个体成长过程的类似性这一假定出发，通过具体描述野蛮人乱伦畏惧与幼儿期特征的相似性、原始人禁忌与神经症强迫性行为的心理一致、原始人对图腾的矛盾情绪与儿童父亲情结的互相偶合等，论证了人类道德和宗教的起源，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人类文化史研究的杰出贡献之一。
2. 禁忌：道德和法律的基础
对弗洛伊德来说，文明包括了两类事物：一是指生活成就总和，是各类物质技术和精神文化创造物的积累；另一类则是规范与原则的总和，即道德、宗教和社会制度的积累。这两类事物构成文明的内容，也决定了文明的基本特征和文明发展的基本途径：禁忌性导致理想性。
很显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各种禁忌。比如，原始人图腾崇拜所带来的对神灵和祖先的尊崇和畏惧，道德规范导致的不许说谎、禁止偷盗等忌讳，家族、阶级、国家关系中作为调节手段的规范，以及在婚丧嫁娶等事务上的风俗习惯等。各种禁忌虽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却都是以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的约束性为前提的。因而，弗洛伊德对禁忌问题予以特殊关照，正是为了搞清楚禁忌对人类及其文明的关系的影响，进而揭示人的存在、构成和心灵调节的根据。
禁忌，从词形上看，几乎各种语言都有与之相似意义的词汇，可见其普遍地存在着，并在各种文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从语义上看，禁忌有两种不同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禁忌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禁忌的反义词是通俗的、通常可接近的。但是，人类为什么要采用禁忌手段呢？它是怎样来的？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了阐述这些问题，弗洛伊德把人类学观念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大英百科全书》关于禁忌的解释是由汤玛士撰写的。
这位人类学家认为：
严格地讲，禁忌仅仅包括：（A）属于人或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B）由这种性质所引起的禁止作用，（C）经由禁止作用的破坏而产生的神圣性。而就较广义的定义来说，各种不同的禁忌都有某些特色，（1）经由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附在一个人或者物自身所产生的结果。（2）经由“玛那”以间接的或以传染的方式，如（a）后天的或（b）受僧侣领袖或其他人所注入而产生的结果。（3）中间的，也就是上述两种因素同时存在，就像一位妻子属于她的丈夫一样……至于禁忌的目的，汤玛士指出：
禁忌的目的很多。（A）保护重要的人物——领袖、僧侣等——和使事物免于受到伤害。（B）保护弱小者——妇女、小孩，通常包括一般民众——不受领袖或僧侣的玛那所伤害。（C）防止以手触摸或接触到死人尸体所引起的危险或误吃了一些食物。（D）保护或避免危及生命的重要行为——生产、成人礼、婚姻和性机能行为等——受到干扰。（E）保护一般人不受神鬼的愤怒或其力量所伤害。（F）禁忌还可以防止一个人的财产、工具等被偷盗……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正像一切文明之事都与人本身有着内在相关性一样，“禁忌的来源是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秘力量（玛那），它们能够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为媒介而加以传递”。这种“特殊的神秘力量”曾为原始人制造出来，并对之恐惧和顶礼膜拜，但它们虽然后来被超越，经过一种心理（灵）的保存作用后，在本质上仍保留有此种力量。在文明的发展中，日积月累地，它们也就变成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的基础了。
在《图腾与禁忌》中，他指出，原始人对乱伦的憎恶甚至比文明人更为显著。
为此，他们订立了专门性的防范措施：我考察过禁律与矛盾心理之间的关系；通过宣扬“泛灵论”的原始宇宙观，我还发现了过高估价心理现实意义的原则——对“思维万能”的信仰，其根源也在于巫术。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图腾崇拜——原始部落中最早的组织体制，它把初期的宗教和少数占绝对优势的禁律与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秩序联为一体。被尊崇者始终是一只动物，氏族声称他们就是该动物的后裔。许多迹象表明，每一个民族，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都曾经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
我研究的前提是，图腾崇拜的两条禁忌与俄狄浦斯情结的两要素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我就想把图腾兽与父亲等同起来；其实，原始人显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图腾兽尊为氏族的祖先。达尔文曾经假设人类最初都以部落为生，每个部落由一位强悍凶暴又好妒忌的男子统治着。
我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由于是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因此霸占了部落中所有的女人，他把儿子当作危险的情敌，将他们都赶尽杀绝。有一天儿子们终于聚集在一起，合力推翻、杀死并吞噬了他们的仇敌、同时也曾是他们的理想——父亲。
这一行动之后，他们相互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因而谁也无法继承父亲的地位。一系列的失败和悔恨，使他们懂得了在彼此间应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通过为防止发生此类事情而举行的图腾仪式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兄弟为主体的氏族，并一致同意放弃对那些引起他们杀父的女人的占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去找外族女人，这就是与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异族通婚的起缘。而图腾餐是上述可怕行为的节日纪念仪式，它是人类犯罪感的起源，也是社会体制、宗教以及伦理道德的发端。
当图腾兽不再成为父亲的替代物之后，这位既可畏又可憎、既受尊敬又被妒忌的原始父亲，便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女对父亲的反抗与挚爱既彼此冲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妥协，即一方面试图赎弑亲之罪，另一方面还想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的好处。这种宗教观极其清晰地表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图腾餐仪式在基督教中仍旧以圣餐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只是稍有了些改动。
通过这种讨论，弗洛伊德在获得了关于宗教的初始形态的结论的同时，也得出了另一个跟文化密切相关的结论：“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的宗教制度就是图腾制度”；“图腾制度可以被看作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宗教现象”；“社会存在是建筑于大家对某些共同罪恶的认同，宗教则是由罪恶感及附于其上的懊悔心理所产生。至于道德，一部分是基于社会的需要，一部分则出自由罪恶感而促成的赎罪心理。”
由此可见，禁忌及其实质，不是仅仅从心理学上就可以说明的，更重要的是要追溯到人类文化的创造实践活动过程，发现人类初期存在、活动和创造的特征和程度，正是解开“禁忌”之谜的正确方法，也是阐述人类文明本质和发展的有效形式。弗洛伊德的结论是：“我们知道，像上帝一样，它们都不过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它们由某种东西所构成，然后又超越出此种东西（即人类创造了魔鬼，而后又将魔鬼的概念抽离出人世）。”
弗洛伊德的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是有启发的，它在禁忌的特征、内容和起源的问题上，找出了它最底部的原因。
弗洛伊德关注禁忌问题，并不只是为了揭示其来源和内在原因，而更重要的是从功能性视角，来观察和揭示其对人类文明发展，对个体及其心理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何在。在他看来，禁忌对文明和人的心灵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促进和推动以及束缚和禁锢。
3. 图腾崇拜与乱伦禁忌对文明的双重影响禁忌的双重功能与文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是内在关联的。禁忌在初时代生成之时，对“神圣性”或“不洁性”的接触性恐惧是同等看待的。后来这恐惧便分裂为两种形式：崇拜或者恐惧。于是，对于崇拜的物体便生出一种敬畏和信赖，比如，对上帝的信仰导致绝对服从的状态。而对所恐惧和憎恶的东西，则极力回避或不能触犯，否则，便会受到来自文明规范或自然性质的惩罚。
（1）禁忌的意义和功绩
从人类文明的生成和人类个体心灵结构的建造来看，禁忌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功绩显著的成就。首先，当人类创生出种种“神秘的力量”，并为此而生发出崇敬和恐惧等状态时，人类便从动物性特征下逐步地自我拯救、自我创造出来。这时，人类社会的秩序和规范逐日产生效力，个人也在逐日地遵守禁忌的行为中，得到幸福和自由。
弗洛伊德考察了人类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和“乱伦畏惧”等禁忌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这代表了人类最早并且是最强烈的欲望。由此而形成了两个基本定律：禁止杀害图腾动物和禁止与相同图腾宗族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其次，禁忌所带来的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有条不紊地牺牲里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由此而使那种高于里比多本能状态的自我控制力和超我理想突然展现出来，在人的心灵世界进行一场场革命。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些具体方式及禁忌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均是长期探索和选择，耐心等待的强迫性的结果。弗洛伊德写道，“禁忌在它所影响的社会里，常变成一种类似法律的程序，而且是为了保护领袖和僧侣们的财产和权威，因而将禁忌附着在他们身上，其他还有许多我们可加以观察分析”。
经过选择后，弗洛伊德确定了禁忌附着的三类人：敌人、统治者、死人，并作了详细的说明。
他指出，第一，犯了禁忌的人，制定禁忌的人，以及附着于禁忌的人等，均成为禁忌本身。第二，制定禁忌是诱使人们突破禁忌的条件或阶梯。弗洛伊德曾自问自答地对此作了有趣的解说。他指出：我们已听说过，虽然并不十分了解，任何做了被禁止事情的人，他本人也将成为一种禁忌。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禁忌不只是依附于触犯禁止的人身上，甚至可以依附在处于特殊情况下的人们和不具人格的事物身上；什么东西竟能够使这些不同的情况具有相同的危险力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它显然具有能激励人们的矛盾情感和诱使他们去破坏禁止之特质。
由此，我们发现了禁忌的功能和作用的另一方面：它的形成是为了对它的突破；禁忌的突破和禁忌的形成一样，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是，禁忌的突破力量是由其强制性和压抑性，束缚和禁锢了文明发展和人的心灵活动时积累而成的。对这些问题的揭示是弗洛伊德的发现，他指出：任何从精神分析角度去了解禁忌问题的人，也就是说，对个人心灵的潜意识部分作深入研究的人，都将很快地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陌生。他会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自己所设立的诸如此类的禁止，它们被严格遵守的程度正像原始民族对自己社会或部落中所共有的禁忌一样。
这种情况被称之为“强迫观念心理症”或“禁忌病”。
（2）遵守禁忌的后果
由于对禁忌的严格遵守，出现了心理症状中的强迫性禁制，它与禁忌之间最明显且令人吃惊的特征是共同的：缺少动机。在社会运动中，它们已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逼迫，并无需外在惩罚的威胁。因为，它们早已具有一种内在的肯定、一种道德的信念，即任何触犯都将导致人无法忍受的灾难。这使得那些心理症患者具有了禁忌与本能冲突下的“道德上的自责性”和由“犯罪感”而引发的焦虑。
不仅如此，由于强迫性禁止在生活中所包括的禁止范围，就如在禁忌中所包含的那样广泛，它们中的讳忌则常以某种行为来补偿，从而使这些行为必须实行，它们就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侵扰行为，它们具有赎罪的防御和净化作用的本质。比如所谓的“洗手狂”。
总之，禁忌的习俗和强迫性心理症之间的共同点有：①缺乏归因的动机；②由一种内在的“需要”所维持；③它们很容易替换，且有经被禁物体而传染的危险；④迫使某种类似于仪式的行为实行。
从精神分析理论上讲，由于禁忌迫使本能受到压抑而进入潜意识中，这时，比如“接触恐惧症”，其禁止和本能二者都仍然继续存在着：本能仅仅是被压抑而不是被消灭了，而禁止若是停止了，本能将穿过意识层次而行动。在这里，禁止和本能不断地发生冲突，便产生了人的精神结构和人格调节作用失去效力后的“心理障碍”。
然而对个人来讲，解决禁止与本能的冲突，是健全内在心灵中的自我和超我机制，使自我不断地依据文明原则来改造本我；另一方面则是建立一种更新的文明，让人格结构和人的力量潜能得以发挥和释放。
对于这些理论论述和临床分析，从更深入的研究来说，弗洛伊德从中揭示出来的是人类文明的两种影响力和作用力的辩证法，在他独辟蹊径的文明观中，又增添了文明发展的两大主题：其一是禁忌与本能的冲突；其二则是人类和个人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及其二者之间的冲突。
4. 宗教起源于儿童的无助
叩问宗教是弗洛伊德涉足文化研究的开端。在探索宗教的初始形态的过程中，他触摸到了道德和社会缘起的因素。正当弗洛伊德把整个身心全部投注于本能理论和人格结构三部论的营建之际，病魔也在暗中步步向他逼近。
他数年来一直无暇顾及的自己口腔右上颚的那个肿块在1923年初迅速增大，并开始出血。起初弗洛伊德还是熬着不加理会，直到4月份才背着家人独自去医院动了手术。可是手术后伤口经常出血，久久不见愈合。迫于无奈，半年后他第二次住进了医院。这次他被确诊为患了颚癌，医生切除了他的上颚，并替他装了一个假颚。时年67岁的弗洛伊德，从此开始了跟癌症搏斗的悲壮历程。至1939年，他终因癌症不治而逝世。
早在1907年，弗洛伊德就提出过一个理论假设：“强迫性神经症是变相的个人宗教，而宗教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强迫神经症。”这也成了他后来从事专门研究的出发点。弗洛伊德首先着重探讨了宗教的初始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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