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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欢闹来去匆匆，这对父子经常对同一件荒谬之事，没大没小地嬉闹、大笑。他们的这种关系让法官进行了更深入的推理，即父亲常有的谬论。“约翰尼和我更像是两个兄弟，而不是父子。我们两个都爱钓鱼、打猎，拥有同样优秀的价值观——我从未见过我的儿子说谎——我们有同样的兴趣、同样的乐趣。”因此，法官会在马龙药房、法院、纽约咖啡馆的后间以及理发店里，向他的听众们吹嘘这种兄弟般的相似之处。但他的听众们感觉他和儿子没有相像之处，年轻的约翰尼·克莱恩害羞腼腆，而他的父亲善于交际，但他们都默不作声。当法官自己意识到儿子和他之间的差异愈加明显时，他变本加厉了，到处喋喋不休地宣扬他们父子之间的相似之处，仿佛语言可以将愿望变为现实一样。

“妈妈的乖孩子”也许是他们之间最后一个可以分享的笑话。当听到约翰尼提到责任时，法官停住不笑了，然后说：“你似乎为我接手米兰电力公司的案件感到不满。我说得对吗，儿子？”

“是的，先生，电费涨价了。”

“有时，成熟的头脑要做出艰难的选择，不得不在两害之间取其轻。这个案子牵扯到了政治。不只是哈里·布瑞兹或者米兰电力公司的那些小事，而是联邦政府正在抬起它那丑陋的头颅。想想看，当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以及类似的发电厂掌控了整个国家。我能嗅到整个电力系统彻底瘫痪的味道了。”

“彻底瘫痪是没有味道的。”约翰尼反驳道。

“不，但社会主义的确让我感到窒息。当社会主义剥夺了自己的主动性和……”法官拖着长腔说，突然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形象，“把人们放入饼干切割机，实现标准化。”法官歇斯底里地说。“孩子，你也许会好奇，我曾经对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有过科学上的兴趣。请注意，那只是纯粹的科学上的兴趣，而且那种兴趣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几十名布尔什维克的年轻女子，她们穿着同样的体操服，做着同样的动作，都蹲在那里。她们几十人都做着同样的体操，一样的胸部、一样的大腿，每个姿势、每根肋骨、每个后背都一模一样，如出一辙。尽管我不讨厌健康的年轻女性，不管是布尔什维克人，还是美国人，不管她们是蹲着还是站着，但我研究照片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反感。听着，对于这几十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性，我只可能会喜欢上其中的一个——但看到一个又一个，完全相同的女性，我就非常反感。我所有的兴趣，无论多么科学，都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别跟我谈标准化。”

约翰尼曾说：“我跟踪的最后一条线索，是米兰电力公司提高了公用事业的用电价格。”

“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逃脱社会主义瘫痪的噩梦，避免联邦政府的瘫痪，花点钱算什么？难道我们应该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出卖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吗？”

年老和孤独并没有消除法官对联邦政府的敌意。他的愤怒经常殃及家人，因为他仍然有一个家庭，或者拿他的同事出气，因为他仍然是一个勤劳能干的法官，当年轻的审判律师误引了巴特利特尔、莎士比亚或《圣经》上的话，不管是不是在法庭上，他都不厌其烦地予以指正，他的话仍然举足轻重、不容小觑。那时，他最大的关注是约翰尼和自己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但他只是担心，还没有忧虑不安，而且他确实误认为这只是这个男孩年轻时的一时糊涂。一场舞会结束后约翰尼突然决定要结婚，他没有为此忧虑，她的父亲是个有名的朗姆酒贩子，他也没有为此忧心——在他的内心深处，跟传教士比起来，他宁愿亲家是个有名的朗姆酒贩子，因为传教士要么可能会破坏家庭宴会的氛围，要么会影响他的作风。米茜女士勇敢地面对了这桩婚事，把她第二心爱的一串珍珠项链和一枚石榴石胸针给了米拉贝尔。米拉贝尔在霍林斯学院学习了两年音乐，对此米茜女士很看重。两人真的在一起练习了二重唱，把“土耳其进行曲”记得滚瓜烂熟。

法官虽然忧心忡忡，但还没有惶恐不安，直到约翰尼在从业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决定接手琼斯的案件，这个案件可是有违民意的。如果约翰尼对常识一窍不通的话，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学又有何用？当约翰尼踩上了陪审团里那十二个善良而真诚的好人的脚，触碰到了他们的囊肿、鸡眼和老茧时，他所学的法律知识，所受的教育又有何用？

他克制着没有和儿子讨论这个案件，而是告诫他，律师要对陪审员保持敏感性。他说：“要按照他们的理解水平去辩论，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说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但约翰尼会那样做吗？他辩解起来，就好像陪审团里那些乔治亚州的穷人、工人和佃农都来自最高法院，和接受过正规培训的陪审员一样。他的确才华横溢，但却没有一点常识。

九点三十分的时候，杰斯特吃着双层三明治，走进了法官的房间，经过几个小时的焦虑和悲伤，法官饥肠辘辘地看着杰斯特手里的三明治，垂涎三尺。

“我还等着你吃晚饭呢。”

“看演出时我吃了点东西，回家后自己又做了一个三明治。”

法官戴上眼镜，凝视着杰斯特手里厚厚的三明治。“里面夹了些什么？”

“花生酱、番茄、培根和洋葱。”

杰斯特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大块洋葱掉到了地毯上。为了缓解自己的饥饿感，法官把他热切的目光从美味的三明治转移到粘在地毯上的蛋黄酱洋葱上。但他依然很饿，于是他开口说：“花生酱富含卡路里。”他打开酒柜，倒了些威士忌，“每盎司只有八十卡路里，但不管怎样都超出了我的需要。”

“我爸爸的照片哪里去了？”

“在那边的抽屉里。”

杰斯特很清楚，爷爷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把照片藏起来，他问：“您怎么了？”

“每当我想起我的儿子，就感到气愤、伤心、有种受骗的感觉。我常常有这种想法。”

杰斯特心如止水，每当提到爸爸，他一贯如此。在寒冷的空气中，传来悦耳的圣诞钟声。他没有继续吃三明治，而是悄悄地把咬成扇形的三明治放在床边的茶几上。“你从没有跟我谈起过我爸爸。”他说道。

“我们更像兄弟，而不是父子。孪生的亲兄弟。”

“我怀疑，只有内向的人才会自杀，而你根本不内向。”

“我告诉你，我儿子不内向，先生，”法官愤怒地尖叫道，“我们趣味相投，智慧相当。如果你爸爸还活着的话，他一定是个天才，这不是我信手拈来的一个词。（这的确是真的，出乎任何人的想象，因为法官只在福克斯·克莱恩和威廉·莎士比亚身上用过这个词。）我们就像孪生兄弟一样，直到他卷入琼斯的案件为止。”

“你总是说我父亲想打破一条公理，是这样吗？”

“法律，根深蒂固的习俗，的的确确都是公理！”他盯着被咬过的三明治，一把拿过来，狼吞虎咽地把它吞了下去；但由于他的空虚不是因为肚子饿，所以他仍然感觉难受。

因为法官很少和杰斯特谈起他的儿子，也不会满足孙子天生的好奇心，所以杰斯特习惯于拐弯抹角地问一些问题，于是他问道：“那是件什么样的案子？”

法官拐了很大的一个弯，简直是答非所问：“当共产主义大张旗鼓、英俊潇洒、哗众取宠时，约翰尼的青春期刚过去。那些有权势的人在白宫里身居要职；那个时代属于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联邦公路管理局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权贵之人的标志。事情层出不穷，一个黑人女性在林肯纪念堂放声高歌，而我儿子——！”法官怒气冲冲地说，“因为我儿子在为一个涉嫌谋杀案的黑鬼辩护。约翰尼还想……”老人声嘶力竭地吼着，因为他的心结受到了触碰，他才歇斯底里地爆发出来。他不由得咯咯笑起来，苦不堪言、唾沫四溅。

“不要这样。”杰斯特说。

杰斯特平静地看着这一幕，脸色苍白，刺耳的笑声仍在继续，口水还在四处喷溅。“我不是，”在怒气升级之前，法官努力地说出了几个字，“不是在笑。”

杰斯特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他惊慌失措，开始怀疑他的祖父是否中风了。杰斯特知道中风发作会突如其来、古里古怪。他好奇，人中风时是不是像这样红如炭火、狂笑不止。他也清楚人会中风而死。他爷爷会不会红如炭火，上气不接下气，一直笑死呢？杰斯特试着把老人扶起来，以便于他能拍拍老人的后背，但他太重了，杰斯特扶不动他，笑声终于越来越小了，最后停了下来。

杰斯特困惑地看着他的祖父。他知道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人格分裂。他是不是年老时也会情绪颠倒，该哭的时候却笑得死去活来？他很清楚爷爷非常爱自己的儿子。整个阁楼专门用来存放父亲的遗物：十把刀和一把印度匕首、一套小丑的道具服、罗孚男孩漫游系列丛书、汤姆·斯威夫特系列丛书，还有一堆孩子的书、一个牛头骨、一个滚筒、溜冰鞋、钓鱼用具、足球服、捕手手套、细碎物品和垃圾箱。但杰斯特知道，他不能玩箱子里的东西，不管是精细的东西还是垃圾，他都不能碰。因为有一次，当他把牛的头骨钉在自己卧室的墙上时，他爷爷很生气，威胁着要用桃木鞭条来抽他。他爷爷爱自己的独子，但他为什么会歇斯底里地狂笑呢？

法官看出了杰斯特眼中闪现的疑虑，平静地说：“孩子，癫狂大笑不是真正的笑。当你的悲伤无处发泄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恐慌的反应。儿子死后，我疯狂地大笑了四天四夜。塔图姆医生和保罗一起把我拉到浴缸里，洗了热水澡，又给我注射了镇静剂，我还是狂笑不止——并不是真正地笑，这是——歇斯底里。医生给我冲了冷水澡，注射了更多的镇静剂。我在那里狂笑不止，而儿子的尸体却躺在客厅里。葬礼不得不延期一天举行，我浑身虚弱无力，当我们从教堂的过道走下来时，两个强壮的高个子男士搀扶着我。我们穿过过道时，肯定是勉勉强强挤过去的。”他冷静地补充道。

杰斯特同样平静地问道：“但你为什么现在还是歇斯底里？我爸爸去世已经十七年了。”

“这些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我的儿子。有时是瞬间的相思，有时追忆很久。我不愿意提起自己的儿子，但今天，将近整个下午，连同漫长的夜晚，我都在追忆往事——我不仅记起了我们年少时欢天喜地的时光，而且还记起了我们成年后，将我们骨肉分离、彻底击败的缘由。现在看到你的样子，如同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我看到儿子的样子，如此地清晰——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的声音似乎还萦绕在我的耳畔。”

杰斯特紧紧地抓住椅子的扶手，他的指节都泛白了。

“除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外，他的辩护非常巧妙。致命的缺点就是陪审员根本就没有掌握要点。我儿子为这个案件辩护时，与其说是跟乔治亚州桃子县巡回法院中由十二个善良的好人组成的陪审团谈话，还不如说是在跟纽约的犹太律师们交谈。陪审团的那帮人都目不识丁。在这种情况下，我儿子的开场白算是天才之举了。”

杰斯特张着嘴喘着气，神情紧张，沉默不语。

“我儿子的第一个提议是要求陪审员站起来，对着美国国旗宣誓效忠。陪审员们步履蹒跚地站起来，约翰尼给他们宣读了一遍烦琐的《宣誓书》。纳特·韦伯和我都感到手足无措。当纳特抗议的时候，我敲了敲木槌，命令从记录中删除这些话。但这没关系，我儿子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什么目的？”

“一下子，我儿子就加入了那十二个人的行列，促使他们发挥最高的效用。他们在学校里都学过要效忠誓言，宣誓时，他们就已经参与了某种神圣的活动。我当时敲了敲木槌！”法官咕哝着。

“你为什么要从记录中删除那些话？”

“那些话与案件无关。但我的儿子，作为辩护律师，把一个肮脏、已成定局的谋杀案上升到宪法的水平，所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儿子接着说：‘各位陪审员和法官大人——’我儿子说话的时候，严肃地直视着每个陪审员和我，‘十二位陪审员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凌驾于你和你的工作之上。’”杰斯特单手支撑着下巴，酒棕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脸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