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4（1 / 3）

泰戈尔的中国情

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3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感情。1881年，年仅20岁的泰戈尔对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罪行给予了严厉谴责，他在《婆罗蒂》杂志发表著名论文《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又译《在中国的死亡贸易》），文中说：“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她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她走向死亡。一方获取暴利，另一方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且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1924年，泰戈尔不顾年老体衰，不远万里来中国访问。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人就汇聚上海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一行。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的代表，还有日本驻华的新闻记者、旅沪的印度人也在码头等候。为了让泰戈尔访问方便，东道主专门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其随行翻译。一踏上中国的领土，这位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他与中国文化名人的情谊，以及对英勇抗击异族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诗作之中。

4月14日，徐志摩、瞿菊农陪同泰戈尔一行前往杭州。秀丽的湖光水色使他流连忘返，他像孩子般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4月15日，泰戈尔在杭州灵隐寺演讲。西泠印社的艺术家们向泰戈尔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他感动不已。他对随行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最重要：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孩子就和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关系。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泰戈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泰戈尔由此又想到请中国朋友为他起个中国名字，他向国学大师梁启超提出了这个愿望。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1000多名成员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正式欢迎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泰戈尔即席发表演讲。当晚，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

4月23日，泰戈尔一行抵达北京。在北京期间，他应邀于先农坛演讲。当时的《晨报》是这样报道的：“午后2时，即有无数男女学生驱车或步行入坛，络绎不绝，沿途非常拥挤。讲坛设在先农坛内之东坛（即一品茶点社社址），坛之四周布满听众，有二三千之多。……泰氏用英语演说，约历一小时之久，声音清越，虽在数十步之外听之了然。”

5月7日是泰戈尔64岁寿辰，中国学术界的朋友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之庆祝，由胡适主持。胡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赠给泰戈尔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接着用英语说：“泰氏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今天能够在这里欢迎代表印度的伟大人物，并且恰逢他的生日替他做寿，实在是凑巧极了。”

接着梁启超致贺词，他在祝福泰戈尔生日后，对中国历史和中印关系做了简短的述评，然后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古代印度的称呼）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从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过他64岁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胡适以英语幽默地说：“今天一方面是祝贺老诗哲64岁生日，一方面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谢谢！”泰戈尔紧握着梁启超的手，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