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仍然坚持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机会主义政策，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政府的反动本质，所以，当希特勒政府将反革命恐怖的主要矛头首先对准德国工人运动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既没有改变他们的合法主义立场，做好开展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准备，也没有改变他们敌视德国共产党的态度，同共产党人采取统一行动，共同开展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斗争。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错误政策终于将自身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33年6月22日被取缔。
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取缔以后，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成立了以奥托·韦尔斯和汉斯·福格尔为首的布拉格流亡执委会。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孤立境地和实现组织领导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的要求，于1934年1月发表了布拉格宣言。布拉格宣言根据对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训和法西斯专政危害的分析，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对反法西斯胜利后的未来新国家的总体构想。宣言对广大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布拉格流亡执委会不仅自己拒绝同德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且反对其他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个人与德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尽管如此，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一起积极为建立德国人民阵线而斗争。留在德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共产党人采取共同行动。
1933年至1938年的社会民主党抵抗斗争是德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不仅有流亡执委会，而且还有“新开端”、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同盟和红色战士这些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以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为主体的红色突击队、社会主阵线和劳动解放社等社会民主党组织也在反法西斯抵抗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社会民主党对希特勒政府的错误认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意味着德国工人运动遭到严重失败和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认为希特勒政府是“封建的、大资本主义的和大农业的联合”，是“反动的大资本主义和大农业的集中”，但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仍然坚持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奉行的改良主义政策，并没有认识到希特勒政府的反动本质。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始终认为，法西斯势力虽然一时得势，但它终于会由于其社会基础的不一致和追随者利益上的矛盾而失败，即使对魏玛共和国的生存构成威胁，也是暂时的。所以，当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取得政权以后，社会民主党领袖既不能提出符合需要的理论，也没有做好实际斗争准备。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希特勒是通过合法途径上台的，因此与巴本和施莱歇尔的总统内阁没有本质区别，它是一个“符合宪法的保守政府”，希特勒是“保守政府的首脑”。由于政府里真正掌握实权并决定未来政策的不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而是大农业和大资本主义的代表，因此不能认为新政府是法西斯政府。正如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933年1月30日在题为《希特勒——巴本——内阁》的评论中所说：“作为弗兰茨·冯·巴本的杰作的新内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哈尔茨堡阵线内阁……具有民族社会主义者特征的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者在这里有3个人：希特勒、弗立克和格林……比这3个民族社会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另外3个人：希特勒、巴本、胡根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法西斯的试验与他们的交易是一致的，只有不远的将来才能说明”。
因此，社会民主党领袖将希特勒政府垮台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内部矛盾上。纳粹党在联合政府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它只拥有11个内阁职位中的三个职位，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其他两个都不是重要职位。几个重要的部都掌握在保守主义者手中，尤其是巴本，不仅是联邦副总理，而且兼任普鲁士总理，同时又有兴登堡总统做后台。参加联合政府的人分别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代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彼此利益上的冲突使联合政府处于动荡之中。因此，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即使没有外部打击，希特勒政府也会由于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激化而垮台。法西斯运动获得巨大发展和大批追随者的原因是希特勒许诺给他们工作和面包，将他们从经济危机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现在他们欢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是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会履行自己的诺言。政府事实上不可能缓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贫困，因此希特勒的追随者会因为失望而大量减少。社会民主党领袖根据这种假设预测，3月5日国会选举的结果是给执政党带来失败。希特勒会由于在国会中得不到多数而下台，否则就会导致激烈冲突。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兴登堡总统会根据宪法解散政府。同时，将军们也会站在民主力量一边，为保卫魏玛共和国而积极参与政治斗争。
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认为新政府不是法西斯政府，它将由于内部矛盾而自行垮台，所以他们极力反对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会员利用示威游行、政治集会和总罢工等议会外措施反对希特勒政府。在全国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党员纷纷要求采取议会外行动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委员会和议会党团不得不于1933年1月30日召开联合会议。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在会上说：“现在大家讨论的主要是议会外的行动，提出举行旨在不同于向大街进军的群众罢工、单独罢工、示威游行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反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议会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我想谈谈我对此的法。当希特勒基本上站在宪法基础上的时候，纵然可能是百倍的虚伪，但如果我们为他提供破坏宪法的理由，也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同时会使内阁之中的不团结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和议会党团在同一天发表的号召书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要继续坚持合法斗争。“我们在宪法的基础上进行斗争……政府使用或声明其权力反对宪法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工人阶级和所有具有自由思想的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对。个别组织或独立团体的无纪律的行动将会给全体工人阶级带来最严重的损失”。那么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追随者应该怎么办呢？布赖特沙伊德的回答是“为宪法被破坏的时刻做准备”。“准备好就是一切！”“适合于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是做好准备；适合于这一决定性时刻的是积聚力量。过早的行动只能延长权威思想的寿命”。做准备的目的是为了迎接希特勒政府垮台后必然到来的“劳动人民政府”。
作为德国最大工会组织的全德工会联合会也采取了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立场。联合会领袖在1933年1月30日的号召书中要求其会员：“为了严格和有效地防止破坏宪法和民权的行为，冷静和审慎是第一原则。千万不要草率行事并进行有害的单独行动”。
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工会会员对他们的领袖是信任的。他们相信，他们的领袖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利用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阻止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但是，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事实表明，社会民主党领袖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所说的“准备好就是一切”，不是为进行议会外斗争做淮备，而是准备参加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同时，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党1月30日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建议反应消极。这表明，社会民主党领袖并没有认真考虑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希特勒政府。因此可以说，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向广大党员所做的许诺，只不过是为了阻止已经出现的一些地方组织和部分党员的议会外行动，和平息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