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的地位
自1923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党。在此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曾分属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伯尔尼国际和中派的维也纳国际。1922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上的合并，为伯尔尼国际与维也纳国际联合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德国党的领导人韦尔斯与克里斯平分别作为两个国际的代表，参加了筹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十人组织委员会。
1923年5月21日，在汉堡工会大厦举行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主席韦尔斯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开幕式。到会的43个社会主义政党的423名代表中，德国代表达79人之多。在开幕式上，汉堡社会民主党工会领导人洛伊特里茨致欢迎词，他说：“去年，我们曾欢欣鼓舞地实现了德国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在汉堡以至全国范围的统一，现在我们更期望，两个兄弟的国际统一起来。我们相信，在汉堡一定会很好地完成这一事业。”
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三位主席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即：克里斯平（1923年5月—1936年5月在国际任职）、赫尔曼，米勒（1923年5月——1928年6月，1931年2月——3月在国际任职）、韦尔斯）1923年5月——1938年夏在国际任职）。另外还有约翰内斯·施泰林也曾被选为德国党在国际执委会的成员（1928年6月——1931年3月，1938年夏任职）。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第一大党。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它拥有最多的投票权，左右着国际各项议案的命运，成为社会改良主义的国际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国际内影响很大，直接反映在国际所通过的有关文件中，影响到各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实践。
1925年8月22日至27日在马赛举行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的德国代表52名，拥有40票的投票权。希法亭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危险的报告。报告中首先回忆了大战前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与饶勒斯的著名辩论，他对辩论中有关战争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关系的论述表示怀疑。他说：“这种相对的命题即：资本主义就是战争，社会主义就是和平。它在今天已经非常不够了。”他宣布：“一个现实的和平主义阶段已经开始了”。
希法亭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从理论上为改良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国家的观点辩护。他声称，工人阶级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失以前就已经使上层政治建筑民主化，作为经济上独立的一个阶级，是能够在政治上实现统治的。他说，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日益强大的影响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这种现代民主区别于以前所有的政治形式。现在，劳动居民群众已经参与政治”。“在这种共和国的形式中，一部分上层建筑已经受到无产阶级有觉悟、有组织力量的影响”。这种“政治建筑的变化”为反战斗争开辟了新的前景并且要求采取新的斗争方法。希法亭拒绝组织革命的反战行动，他声称，“保卫和平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组织问题”。“我们在这场争取和平斗争中所贯彻的思想就是消灭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有一种资产阶级观念，认为各民族为了争夺权力就要不断地相互对抗，不断地进行竞争斗争，这是同无产阶级的观念、团结的思想、民族合作的思想相对立的。在这里实质上要进行一场思想革命，即用无产阶级的民族活动原则代替资产阶级的民族活动原则”。希法亭的报告获得代表们的热烈支持。他主持起草的决议——《国际社会主义和平政策》为大会一致通过。
在1928年8月5日至11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58名，其中有投票权的代表40名。德国代表弗利茨·纳夫塔利作了关于战后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经济政策的报告。
纳夫塔利根据希法亭“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说：“今天，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比我们所估计的有更大的生命力”，“它的历史作用还没有衰竭”，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正在不断经历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一个新的经济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因素正在确定无凝地形成”。纳夫塔利说，如果就表面形式看，可以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生产原则等量齐观。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曾对垄断化和国家垄断的发展进程作过估计。他认为这一过程可以使“由资本家组织和指导的经济变为民主国家领导下的经济”。根据这一观点，纳夫塔利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布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继续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这种发展趋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使垄断组织处于全民监督之下”。而要实现这一点，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在本国范围内加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要参加、推动国联经济组织的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在这里仅仅意味着对垄断进行监督、失业保险以及其它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利。
大会就这个议题一致通过了《战后经济形势和工人阶级经济政策》的文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抛至九霄云外，文件浸透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念。它不再把剥夺剥夺者作为目标，而只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垄断置于公共机关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监督之下”。垄断尽管会产生一些令人憎恶的现象，如“对各民族的沉重压迫”。但决议认为，作为民族和国际范围内历史进步的支柱，“它的发展本身将会用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代替竞争……当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服从世界人民和国家对世界资本的统治时，它就表现出另外一面，出现了消除世界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前提，发展为有计划的国际经济领导”。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显示出希法亭改良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理论权威考茨基，在以他的“超帝国主义论”影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裁军、反战决欢之外，还试图凭借自己的威望，加强国际的反苏倾向。1925年1月，在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等问题的前夕，考茨基起草了致国际执委会的备忘录《国际与苏维埃俄国》，并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狄茨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发表。他在备忘录中发泄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污蔑苏联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甚至比卑鄙的匈牙利霍尔蒂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还要坏”。他声称，“正如所有其它的军事独裁主义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消灭一样”，社会民主党应参加消灭苏维埃制度的斗争。他说：“如果我们的国际指示拒绝参加广泛兴起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动，把任何反对他们的起义都定为反革命行动，禁止我们在俄国的成员参加这种起义的话，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考茨基的观点得到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也遭到一些中派领袖的反对。例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奥托·鲍威尔，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一个无可争议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在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尽管有分歧，但彼此还是有一种“现实利益上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