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上台（1 / 3）

一 法西斯危险的增长与社会民主党的容忍政策

1924—1928年是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法西斯运动在德国还没有成为一种具有全国性威胁的势力。纳粹在议会的493个议席中仅占12席，占总数的2.4%。1929年年底，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德国。法西斯认为时机已到，立刻开始了攻占柏林的黑色进军。纳粹的目的是通过宪法手段从内部推翻共和国，建立法西斯专政。1929年12月底，纳粹党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发起反“杨格计划”签名运动，得到了600万人的支持。纳粹作为一个政党第一次闻名全国。1930年9月国会大选，纳粹党一跃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第二大党。从此以后，法西斯运动如同一股难以遏止的逆流，凶猛地冲向魏玛共和国这座本来就不稳固的大厦。1931年年底，纳粹党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和泛德意志联盟等保守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哈尔兹堡温泉城开会，结成了哈尔兹堡阵线。紧接着，1932年初，希特勒出席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召开的德国垄断资本代表会议。纳粹与其他极右势力和垄断巨头正式勾结和结盟。有了垄断资本的财政援助和各种极右势力的支持，希特勒便更加有恃无恐地向共和国挑衅，开始了夺权的步骤。于是发生了1931年夏极右势力联合驱逐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政府的公民投票事件。1932年总统选举，希特勒获得的票数相当可观，占总票数的36.8%。纳粹党徒的数目在这个时期大大增加，从1928年的10万猛增到1931年的80.6万人。法西斯夺权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1930年春，米勒政府的垮台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策的彻底失败。接任的中央党人布吕宁政府是自稳定时期五届内阁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少数党执政。由于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布吕宁政府靠魏玛宪法第48条总统的“紧急法令权”实行统治。德国实际上开始了总统负责制政府时期，议会民主名存实亡。布吕宁是保守的中央党人，代表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他力依靠除共产党之外的德国各大政党的支持，修改宪法，使霍亨索伦王朝复辟。布吕宁政府当政之初，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采取的是反对党的姿态，但是只保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1930年9月大选之后，共和国形势严峻，这一现实迫使社会民主党重新估价它的策略：是继续充当反对党，还是支持布吕宁政府？围绕这个问题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党内占上风的意见是：为了阻止纳粹党人进入政府，除了支持布吕宁，别无他法。这就产生了著名的容忍政策。

所谓容忍政策，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奥尔格·德克尔的话说，就是“一个党处于政府的反动派地位，但是它避免推翻政府，也就是说，这个党容忍政府”。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要支持过去它曾激烈批评过的政府提出的那些政策，而不管这种做法是多么违背党的传统和拂逆民意。容忍政策在1931年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得到确认。德克尔于1930年12月在《前进报》上发表《论容忍政策》一文，系统地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实行容忍政策的原因、目的、困难、限度以及后果。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布赖特沙伊德在莱比锡大会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容忍政策的根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论。这个理论确认：虽然布吕宁政府是财政资本、大资产阶级及其封建党羽的政府，但它没有损害民主的主要基础——议会机构和民主自由权利，它是一种较小的祸害。“如果推翻这个政府，那么继它之后的另一个政府将会更坏”。另一个政府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府。希特勒政府的目标是完全取消议会和德国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长期实行军事独裁，摧毁一切工人组织。德国工人阶级几十年奋斗换来的民主自由将毁于一旦。为了避免这种前景，社会民主党决定在两个政府中容忍其中一个危害较轻的政府。

容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抵御法西斯的进攻，阻止议会政府的解体，制止政变和内战，保卫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堡垒。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民主制度，捍卫宪法和议会制。它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容忍布吕宁政府，或者防止它依附于纳粹党，或者避免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取而代之。这种容忍不是最佳选择，但目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布赖特沙伊德说：“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容忍政策和回避政策并不是我们情愿执行的，相反，我们认为执行它只是出于暂时的被迫的需要。我们并不会由于向资产阶级政府作了让步而变成了资产者。我们让布吕宁内阁存在下去，只要它决定并且能够抵抗法西斯主义的野心。我们容忍的只是对民主形式的损害，为的是拯救宪法民主的实质。”

要执行这种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预见到了这一点。第一种困难在于，“要确定什么时候这种政策才能被视为拯救民主的方针，什么时候它本身将转变成为对民主的威胁”。这就是说，作为一种拯救民主的方针，容忍政策何时能够生效，如何才能使这种政策不致被滥用，转变为民主的对立物。可惜的是，社会民主党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种困难是指“对许多人来说，当然不是对所有人，这种支持意味着一种英勇的自我克制……人们不可能忘记，布吕宁政府曾经被描绘为民主的最大危险”。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选民必须在感情上经历一个从厌恶、反对到容忍、支持布吕宁政府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第三种困难是来自党外的不同反应。布赖特沙伊德说：“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态度会使工人们产生疑虑，这些工人并不一定全是我们组织的人……资产阶级政党从我们将抵抗法西斯作为头等重要的决断同时从我们相应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其他方面获得好处……共产党将利用我们被迫放弃我们纲领中的一些要求来反对我们……当原来支持我们的选民倒向共产党时，我们应不致于对此感到意外。”布赖特沙伊德将这种种反应看成是党执行容忍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种困难构成了对容忍政策的挑战。社会民主觉的无所作为，加上容忍政策本身的缺陷，最后终于使这项政策成了朿缚党放手行动的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