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资源配置模式（1 / 3）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要为农民提供化解市场风险、迎接市场挑战的服务，就需要加快发展的步伐。这就要求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在有限的时空架构中汲取更多的资源。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有必要讨论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资源配置模式问题。

（一）相关理论的社会背景

对农民职业技术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探讨首先离不开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如何定位问题，而教育定位又与宏观社会背景紧密相连。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习惯于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二元理论框架出发来定义教育的功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更多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的经济基础功能又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即使是在当前，对教育经济功能的强调仍然居于主要地位。前几年讨论的非常激烈的教育产业化问题，可以说是教育经济功能定位的代表观点。在这里，我们跳出对教育定位的二元理论模式，结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遇到的现实情况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时期，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社会改革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领域的分化。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领域完全被政治化了，国家权力体系和意识形态功能的高度发达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架构，社会不同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到确立，由此从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不仅使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展，更是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形成了社会领域。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促成了社会领域的分化。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中，政治领域的力量仍然足够强大，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之间的权利会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它们会更好的满足社会不同群体的需求。

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三类要素构成。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发挥的功能显然更加突出，事实上，它们已成为了社会不同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体。在政治领域，所有政府组织的集合构成了第一部门；在经济领域，所有的营利性组织构成了第二部门；在社会领域，非营利性组织构成了第三部门。社会领域的分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为社会提供不同的物品，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而且物品的提供和需要的满足都是富于效率的。第三部门的兴起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也大量成长起来，它们已构成我国第三部门的重要行动力量。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组织和营利性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制度兴起以后，它们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这两种组织并不能满足社会的一切需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市场主义促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之后的40年间，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直到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的作用又被强调，典型的代表如“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因此，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如何合理的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痒处。而第三部门的兴起，则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它较好的解决了政府和营利性组织无法解决、不愿解决和解决不好的问题。基于此，美国著名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福利学者莱斯特·塞拉蒙认为：“这一现象无论规模还是范围都是非常大的。的确，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即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他们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目标。这些团体的激增可能永久的改变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它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所提供的物质服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为三部门的兴起创造了前提条件，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也必然要求第三部门提供更好的服务。

（二）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为社会提供物品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不同的社会组织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不同性质的物品。一般而言，物品可以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两类。从消费的角度看，所谓私人物品是指具备效用的可分性和消费的排他性的物品。效用的可分性是指私人物品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物品的总和，即是说私人物品是能够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的物品。消费的排他性是指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完全占有或独自享受该物品的效用，未经所有者的同意，其他人不能分享。在比较充分的市场条件下，营利组织在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指导下可以有效的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虽然也可以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但是不富于效率，计划体制下生活消费品的普遍匮乏就是政府组织提供私人物品效率低下的表现。

公共物品的性质恰好与私人物品相对应，它不具备效用的可分性和消费的排他性。私人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所有个人对该物品消费量的总和，而公共物品的个人消费量与集体消消费量相等，即任何个人对某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造成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因此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人人不需付费就可以消费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由理性的营利组织来提供，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由市场以外的集体选择机制来进行。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就是集体选择的形式，它们通过取代私人之间的市场交易来解决公共物品消费当中的无人付费问题，它们也同时解决了该物品若由市场提供可能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就成为必然选择。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资源获得途径：营利组织从销售收入中获得主要资源，政府则是凭借强制性税收，而非营利性组织则是靠自愿捐赠、政府拨款等等。即是说，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为提供公共物品而需要的资源本身就是“公共性”程度较高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