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日本民族主义形态及其演变的研究中，笔者也发现，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深入研究。
第一，在日本民族主义从原型形态到新民族主义形态的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其整体的发展趋势而言，事实上，日本的民族主义似乎并不是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而是在朝着越来越式微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日本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思想基础基本上形成于原型形态，从战后至今天，它突出地体现为右翼的民族主义。但是与战前相比，自战后开始直至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的民族主义都没有再形成新的、适合战后或者90年代以后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就对民族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的构建而言，后两个时期无一例外地，几乎也都以诉诸民族历史或者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为主要手段，但却并没有形成属于这两个时期的、独自的建构方式或者建构体系。总体而言，后两个时期的民族主义，都基本没有超出文化民族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范畴。
在日本民族主义三个时期、三种形态的演变过程中，相比较而言，战前是民族主义最为高涨的时期，战后则是民族主义最为低潮的时期。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虽然民族主义逐渐上升，90年代以后也一度喧嚣，但迄今为止，对于新民族主义的地位，仍然不易评估。与战前比较，战后及9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都未形成为国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直接或唯一的手段。日本民族主义的这种整体发展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诸如新民族主义与现行民主主义制度的共生关系等问题，究竟昭示了日本民族主义一种什么样的变化？从日本民族主义发展的个案，又是否反证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关于“民族主义已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的预言？这些问题，都有待继续观察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不少中国学者都主张，90年代以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是“部分政治家、媒体、部分学者和多数国民的大合唱”。这一判断确实体现了新民族主义的一些新特征，笔者在本书中也论述了90年代以后日本整体社会氛围的变化。但同时，笔者也认为，在对90年代以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进行整体判断时，对于日本国民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包括对数学教授藤原正彦的《国家的品格》这类著作，还是应该予以慎重对待和谨慎评价。
我们从日本内阁府所作的国民社会意识调查中，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与战后民族主义的低潮期相比较，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在1998年的调查中，关于“现在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提问，居第一位的回答是“拥有优美的文化和艺术”（合计83.1%）；第二位是“科学技术发达”（合计80.6%）；第三位是“贯彻和平主义”（合计78%）。在2010年1月的调查中，关于“对于日本国民来说，日本这个国家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的提问，居第一位的回答是“美丽的自然”（49.4%），第二位是“悠久的历史和传统”（47.9%）；第三位是“优美的文化和艺术”（46.3%）。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朴素的“乡土之爱”，或者称为“爱乡心”。而这种爱乡心，是一种大众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右翼的民族主义是有距离的，与那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高度政治化的“爱国心”也是有区别的。即使是传统的左派，其心中也抱有同样的乡土情感。对于这种情感，应该具体分析，而不宜简单地与右翼性质的民族主义画等号，并一概简单地加以否定。
第三，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至少就中国的日本研究者而言，可能对全球化与日本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和重视都还不足。许多学者可能认为，日本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的发展不管采取怎样西方式的外壳，其实内里都是不变的，始终在沿着自己独特的逻辑前进。这虽然有道理，但并不足够。本书在最后一章分析全球化/美国化趋势对90年代以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影响时，认为新民族主义既是对全球化/美国化这种趋势的一种适应，同时也是一种抵抗。正是在这种抵抗的意义上，我们对新民族主义应该如何评价，笔者认为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从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政治进程看，无论我们将这一进程称之为“全球化”还是“美国化”，实际上这一进程的总体方向，都是在朝着全球“趋同”化的方向推进。就日本而言，至少是朝着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趋同”的方向推进。如果我们从世界各民族发展的角度思考，那么，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对民族独特性和民族自身存在价值的强调，在抵抗这种“趋同”趋势、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各民族多样化发展的意义上，是不是也含有某种积极的因素？自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日本的政治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鸠山政府时期重新提出“以构筑东亚共同体为目标，强化亚洲外交”、“尽全力构筑以中韩为首的亚洲各国的信赖关系”，加之民主党政府与美国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纠葛，日本再次显示出了“脱美”和重新“入亚”的意愿和倾向。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