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一方面，日本是作为后发国家起步而开始建设（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进程始于西方将东方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浪潮之中，因而日本的民族国家从创建伊始就处在追赶西方的地位上，其民族国家的建设方向，必然是以西方为模版的现代化（近代化）。另一方面，当日本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中叶形成时，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已经脱离了它的原生形态而变质，因而相对于原生形态的民族主义而言，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后生的。就是说，日本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不仅是后发性的，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被动性。这给日本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本书将其概括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即一方面，后发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对西方民族国家发展和民族主义经验的一种学习和模仿；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国家发展以外来的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为基准的前提下，民族自身将以何种方式存续？因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民族的认同、民族的凝聚力，只有通过对民族自身存在价值的确认才能获得；而民族自身存在的价值，则往往来自于建立在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自己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独特性。
由此，日本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悖论，本书也称之为“两面性”：在现实的国家发展朝向现代性的同时，日本人如何确认民族自我的存在价值，从而构建作为“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构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家？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国家发展朝向西方式的现代化的前提下，日本民族的独特性如何能够不为西方的价值体系所淹没？这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自形成期开始就面对的难题。因此自近代以来，日本人就在不断地追问：“日本”是什么？对于日本人来说，“国家”又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亚洲与世界的地位应该如何？等等。正如美国学者约翰·内森所指出的，日本人追求的那种“切实可靠的自我感觉”，实际上“在日本现代化早期就开始丧失”。
不过，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当这一内在矛盾的两面走向不易调和的时候，就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则正是刺激和推动民族主义发展和形态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日本民族主义自形成期开始的发展过程和形态演变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一特点。
就战前的近代时期而言，如日本浪漫派以及京都学派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在战前就提出过所谓的“近代的超克”理论，这种理论就是上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典型体现。所谓“近代的超克”，意即“超越近代”或者“克服近代”。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式“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近代化路线，与天皇制意识形态及其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之间产生巨大矛盾的背景下，对日本近代化道路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日本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理念，与西方文化、西方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产生了强烈冲突；另一方面，日本面对西方的自卑感，与面对东方的优越感之间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两方面的冲突与反差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近代的超克”论主张“在政治上超越民主主义；在经济上超越资本主义；在思想上超越自由主义”。这种思想，在日本近代化的后期，就体现为一方面单纯追求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排斥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则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迅速膨胀，将日本民族优越论和“神国”意识发展到极致，在以武力“征服”亚洲的基础上，日本以“亚洲盟主”的自我定位，与“鬼畜英美”展开对抗。就此而言，日本民族国家发展的第一次转型即明治维新，在作为“第一次开国”的意义上，被一些学者称之为“选择性的开国”，即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开国，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锁国。而这种选择，最终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向着极端化的方向迅速推进，从而将日本的近代化引向破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