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改革”
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经济结构及社会运行模式，都是冷战的直接产物，有学者称之为“冷战式结构”；也是战后“经济中心主义”的结果。本书在第三章已经阐述过，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种由官僚机构和企业构成的严密而协调的运转体系之上的；行政和技术官僚通过经济和产业政策，从宏观上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各种行政规制（管制），将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以保护国内市场，统一配置资源；在官僚机构与企业实体之间，各种半官半民的审议会、咨询机构、行业团体，起着承上启下的中间桥梁作用；而企业则以模拟家族模式管理工人，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回避自由竞争，从而将全体国民绑在一起，以压低国内的消费水平，全力开拓国际市场，达到经济的全速高增长。
然而，当冷战的结构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开始不受阻碍地横扫全球时，由金融资本和信息化孕育出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就变得瞬息万变，金融和信息的力量也不再囿于国家疆界的制约，国家对经济的可控范围缩小，政府的“行政指导”开始运转不灵，而习惯于在政府行政官僚指导和约束下生存的日本企业，则明显缺乏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因而，所谓“结构改革”就提上了日程。而这一改革的方向，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就必然朝向与战后模式相反的“自由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民党重归执政地位后，即开始了面向这一转变的全面体制变革，其选择的路径和方向，正是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与战后传统福利国家相对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与“新保守主义”常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的基本内容就是：针对国家主导型、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战后传统发展模式，强调基于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如均衡财政、缩小福利及公共服务、国营企事业的民营化、开放市场、缓和规制（放松管制，即放权）、促进自由竞争、情报公开等。就日本来说，这一改革方向，与80年代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改革一脉相承，或者说是它的继承和发展。不过在中曾根时代，相对日本战后传统的保守政治，它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则依其改革方向而一般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相比较而言，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更加偏重政治，强调国家权威的树立，即一方面致力于经济自由化，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另一方面却反对政治的自由化，主张强化国家观念，建设“强政府”。也就是说，通过将经济事务交由市场主导，而将国家的功能集中于政治决策及保障安全和秩序，从而强化国家的政治作用。而9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在最终的目标上同样含有“强政府”的意图，但其侧重点，则是以市场机制为中心，推行完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故而政治、行政体制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均围绕这一侧重点来展开。这一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现实经济发展的困境，而且更着眼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民）关系的重新调整，着眼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国家发展模式从现代化赶超阶段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
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于桥本时期，主要是以中央政府省厅重组为中心的“六大改革”；大规模展开则是在小泉时期，即所谓“不设禁区的结构改革”。
桥本时期的改革，主要从行政体制特别是中央省厅的重组改革入手，但行政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央省厅的重组，还包括放松管制、创设独立法人、地方分权（重塑中央与地方自治体的关系）等，因而它是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步骤。
日本的中央省厅重组，也称“大部制”改革。其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将决策模式的官僚主导型转变为政治主导型，即向“政高官低”转变，以政治家尤其是首相取代行政官僚成为政策制定的中心角色，以避免决策权力分散、政出多门、官僚决策，从而实现能够一元化快速决策的“强有力的政治”。该项改革正式肇始于1996年11月桥本内阁推动设立“行政改革会议”；1997年12月，该会议向国会提出“最终报告”；次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以此为蓝本的《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9年通过《中央省厅等改革关联法》，2001年1月正式启动中央省厅重组。重组后，中央政府的组成部门由1府21省厅改组为1府12省厅，计划于2010年最终完成。迄今“大部制”改革已进入推进新组建省厅内部整合、精简人事的深化阶段。
与“大部制”改革相配套，桥本时期亦开始着手创设“独立行政法人”的工作，同时继续放松管制、推进特殊法人改革（即民营化），并且加快推动地方分权。“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即将原属国立（国营）的美术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等逐步转变为自主经营、信息公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组织机构。该项改革虽不同于特殊法人的民营化，但其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殊途同归，均在于减少政府在微观领域的管理职能，将公共事业推向市场，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的决策功能与执行功能分离，以保证政府集中精力于决策，提高决策质量，也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
1998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桥本黯然下台。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继任的小渊和森两届内阁，虽承诺继续改革，但却不得不主要致力于刺激景气复苏，所采取的政策与改革的初衷往往南辕北辙。截至2001年4月小泉就任首相时，日本政府已推出13次“紧急经济对策”，累计投资达140多万亿日元，从而使财政负担进一步增加，财政重建和结构改革的难度持续加大。同时，由于经济长期萧条，税收大幅减少，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在这种背景下，除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外已别无出路。因而，小泉上台伊始即提出“不设禁区的结构改革”，用小泉的话说，即“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日本的再生和发展”。小泉的“结构改革”，实际涵盖面非常广泛，涉及整个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可以说是一场全面转型的变革。他最初设定的基本步骤是经济、财政、行政、社会、政治，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经济、社会改革与行政、财政、政治改革基本上是多头并进。总体而言，这一“结构改革”着重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财政体制，其二是地方分权，其三是政治改革。
就财政体制与地方分权改革而言，小泉的主要举措，即在加速处理不良债权的基础上，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制度，即所谓的“三位一体”改革。其内容是：改革财政收支模式、提高地方自由度、实现地方自立。这是日本新自由主义的典型主张，即尽可能发挥地方的作用，将政策执行功能尽可能多地分散给地方，以减少中央政府的负担，从而达到强化政府政治功能和决策功能的目的。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其二是分权，尽可能将微观领域的事务交给地方。用小泉的话说，即“中央的事情中央做，地方的事情地方做”。日本的地方分权改革正式启动于1999年国会通过的一揽子法案，大刀阔斧地加以推进则是在小泉时期。为此，小泉一方面通过地方分权的财政模式，以增加地方交付税比例的方式，实行国家向地方的“税源移让”，以此强化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能力，以达到削减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补贴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提出创建“新广域自治体、开创多极化创造性据点”的口号，进行市町村合并，鼓励和培育地域的活力和地方的积极性。经过改革，国家与地方的财源分配比例，已从原来的3：2转变为2：3.
与这一改革相联系的，就是继承桥本时期开始的特殊法人民营化改革，加快推进邮政事业、道路公团等特殊法人的民营化。这项改革也是小泉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虽然该改革遭到自民党内“邮政族”、“道路族”议员等利益集团的激烈抵抗，但2003年4月，“日本邮政公社”还是得以成立，这标志着邮政事业向民营化迈出了第一步。
在经济财政改革的同时，小泉也处心积虑地进行日本的政治改造，其目标主要在于，要改变传统的官僚主导型模式和自民党派阀政治，强化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政治领导权及决策权。为此，小泉鼓吹“官僚王国解体论”、“摧毁派阀”等，更有甚者，在官僚及党内派阀的抵抗面前，小泉甚至提出要“砸烂自民党”、“改变日本”。应该说，小泉执政时期也是日本政治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由此开始，日本政治转型的进程加快。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策决定过程由“官僚主导”向“政党主导”转变。这一转变趋势在70年代已经开始，桥本时期开始的“大部制”改革更是将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直到1999年，日本国会审议的法案中仍有61.2%为“政府案”，议员提案只占38.8%，后者的通过率只有19.1%，但也有日本学者指出，并不能以此断言，政治家相对官僚就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官僚为了使“政府案”在国会能够顺利通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与政治家全力进行了多方沟通，尽可能协调兼顾了朝野双方各政党的利益。因此实际上，政治家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了官僚制定政策的过程之中，而并非完全体现在国会审议本身。小泉上台后，除邮政事业及道路公团的民营化以外，还出台了《公务员改革大纲》，用以规范官僚的行为，同时，大胆启用民间人士，加强省厅间干部的横向交流，打破纵向分割，限制退职高级公务员到国营事业单位“下凡”，规定只能由有关省厅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回答议员质询等。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官僚主导”的体制。
其二，政党运作模式由“派阀协调”向“官邸主导”转变。实际上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成熟化，由大企业组成的财界对政府保护和传统“行政指导”的依赖日益减少，加之经济长期低迷，财界向政界提供政治资金的动力相对减弱，利益诱导型政治受到冲击；小选举区制和政党助成金制度的推行，也使自民党内的派阀凝聚力有所削弱。2001年，小泉在宣布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的第三天，就出人意料地宣布脱离森派。就任首相后，更刻意凸显“官邸主导”，有意识地与派阀政治拉开距离。在自民党内职位分配及内阁组成中，小泉也不按派阀政治的传统规则出牌，摈弃以派阀实力分配职位的旧习，剥夺派阀领袖在组阁时的推荐权，完全凭自己的需要和意志确定人选；在日常政治运营中，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格局，重要决策也很少征询党内领导层的意见，从而不仅打破了建立在协调基础上的日本政治决策程序，小泉对自民党的控制能力实际上也空前增强。
正是由于小泉改革取得的这些成效，2005年9月时，自民党才能在民主党崛起的背景下，赢得第44届众议院选举的胜利。正如有的评论指出：小泉的获胜，“凸显了老日本已成为历史，新日本正悄然出现。老日本建立在准社会主义模式上，这种模式将日本的经济和企业资源的重心放在了战后重建上，新日本则完全相反。它支持资本主义，崇尚个人主义以及大肆挥霍。此次选举将成为历史转折点，日本在告别过去”。
其三，政党格局开始从“一强多弱”向“两强对峙”转变。随着90年代中期自民党重掌政权，日本政坛在90年代后期大体稳定在“一强多弱”格局上，形成新型的自民党“一党优位”。但是，自2003年开始，民主党异军突起，在第43届众议院选举中，一举获得177个议席，与自民党分享了全部议席的86.3%；而在2004年的第20届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党的议席合计也占了改选议席总数的81.8%。伴随着共产、社民等小党呈日益萎缩的趋势，民主党已形成与自民党一争高下之势。2009年，日本政治的深刻变局终于出现。8月30日，在第45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一举获得480个议席中的308席，远远超过过半数的241席，从而与社民党和国民新党组成了三党联合的鸠山（由纪夫）内阁。而自民党在此次选举中，只获得119席，从而又一次结束了自民党的执政历史。
上述“结构改革”的过程来看，与之前的政党重组及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正是在改革以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建设对外“强日本”、对内“强国家”的目标这一方向上，改革的主题与这一时期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取得了一致，从而部分地合流而形成为国家主义性质的政治政策。比如修改宪法、国旗国歌的法制化等，都是在强化国家一元化领导的目标下进行体制准备的必经步骤；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则是以“培养爱国心”为手段，促进国民对这一政治改革方向建立起认同，从而支持政治改革和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而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修正主义”，则正是以对日本国家近代历史的美化，来为“强大国家”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包括小泉不遗余力地参拜靖国神社，其意均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族主义及其形态，是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转型中的结构变革应运而生的。
二、全球化=美国化？——顺应还是抵抗？
如前所述，全球化并不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它是一个历史进程。以前的全球化更多地被看作“现代化”的过程。不过，现代化本身是源于西方的，它也一直被理解为“西方化”。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美国肇始，这一理论就把空间性的西方化观念转换成了历时性的现代化观念，并且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蕴涵着“全球化”的主题。这种转换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最早出现在西欧的发展进程，如工业化，仅仅简单地视为“西方的”东西，因为这个进程在其发展中将西方以外的地区和国家都卷入进来了。基于这个理由，有学者认为，对于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鲜明的西方或者美国特征，我们还是应该以非地缘的、历时性的现代化观念来取代。然而，全球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实际上它都蕴涵着一个假定，或者已经昭示了一种前景，那就是发展必然会朝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从长远来看，这个方向隐含着一种趋同性，即世界是否可能汇合成为一个单一文明而抹杀各民族的多样性？尽管现代性的特征和成就绝不仅仅是西方或美国的发明；西方或者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是否代表了人类的普遍愿望也还有待论证，但是，既然全球化或者现代化这个进程是由发达国家，尤其在二战以后是由美国引导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均是以向西方看齐为目标，即所谓“追赶”的现代化，那么从根本上说，全球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看作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
最近几十年世界发展的趋势清楚地表明，竞争性的市场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民主化的普及、一个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进程的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也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条件。正是这种发展现实导致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重大的意识形态对立；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未来的主要潮流，我们已知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已经终结。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上述的发展相伴随，在世界范围内引人瞩目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同时表明，期待一种文明的现代化经验，将会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模式的观点是过于乐观了，只要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依然存在，任何民族，无论它多么强大和富有，都不能把它的特殊模式强加于人。冷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这次勃兴，正是表达了对民族利益和民族个性可能被全球化所吞噬的担忧和抵抗。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族主义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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