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结束后日本的社会变化
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之初，日本曾经认为，两极体制瓦解使自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借“平成景气”所显示的经济实力，日本可以成为多极化中主导冷战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一极。因此，日本还曾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继中曾根之后执政的竹下、宇野、海部、宫泽等内阁都继承了这一方向，大国意识显著增强，战略决策频率明显加快。海部时期还继续坚持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国际贡献政策”；到了宫泽时期，则发展为“新形势下在政治、经济、安全保障各领域全面发挥作用”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综合性国际贡献”，诸如争取从联合国宪章中取消旧“敌国”条款，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等，均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到宫泽时期，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具体目标和战略步骤已经十分明确了，前述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等人提出的“普通国家”论，也正是这一发展方向的体现。中国学术界大多将其概括为“大国主义”。
然而冷战终结的政治意义却似乎走出了日本人的想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为对日贸易和国内财政的双重巨额赤字所累，多次下调美元汇率，迫使日元急升，这给战后以贸易立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日本带来沉重打击。由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局限和生产能力的过强，日元升值后一下子“多”出来的一大块资本，被迫一方面投向海外，日本资本迅速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捅向虚体经济，从而埋下了“泡沬经济”的恶果。由此，90年代以后的日本出现了带有相反性质的两种趋势：
一方面，由于海外投资大规模展开，日本企业进入了全球发展的时代。企业和资本需要国家保障其海外利益，加之“海湾战争”以后，日本人的传统安全观念受到严重冲击，日本周边环境变化、中国崛起等因素，就给日本的制度变迁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从外部推动日本重新考虑自身的国际定位和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如果说80年代中曾根时期的“政治大国”是以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谋求发挥国际政治作用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政治大国”则是以资本的全球化为基础的，其主要目标是满足资本的需求，所以进入这一时期以后，在这种努力的背后，就总能看到财界和大企业的支持和推动。因而，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进程并未因“失去的十年”而改变，反而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这种政治大国化，主要是以资本的全球化这种新事态为背景和依据的大国化，有日本学者称之为“现代帝国主义化”或“新帝国主义化”。也就是说，资本的全球化为日本的国家转型增添了新的内涵。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政治大国化，既不是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简单回归，与80年代强调日本发挥国际政治作用的“政治大国”也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同时，日本资本的这种“全球化”，也已非中曾根时代的“国际化”。这种趋势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赶超任务的日本，在客观上已经无法退回战后初期那种小国、弱国的自我定位，它对新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只能是“大国”或者“强国”。
而另一方面，由“泡沫经济”带来的“平成景气”，可以说是在战后赶超型国家发展模式下的最后辉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开始了萧条低迷的10年。在80年代提升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与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曾经给国民心理带来极大满足的经济成功已不复存在；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淡化了日本人一向引为骄傲的“日本的特殊性”；在80年代的辉煌时期曾经备受颂扬的日本式经营以及一时成为热潮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也转而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给日本人心理上带来强烈的挫败感和失落感。战后以来“企业社会统合”的解体，使中间替代环节消失，也凸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贫富差距的增大，造成社会的分裂，破坏了战后日本人已经习惯并引为自豪的社会稳定，也打破了战后日本国民的同一性与均等性。由此，战后以来成为日本人认同核心的经济成功、用以统合国民的国家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结构均趋于瓦解，这使日本人的民族心理，从80年代的自豪和自信，逐渐转向自卑和强烈的不安。这样，一方面，由于共同体瓦解而无所寄托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就很自然地重新回到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以寻求安慰。就此而言，新民族主义的兴起，率先从“历史修正主义”发难，正是这种背景下日本民族心理的体现。而同时在另一方面，这种国民意识和民族心理的状况，与日本走向“大国化”或者“强国化”的目标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显然，这种国民心理状态无法支撑国家目标的实现，由此，重建国民自信的民族主义就成为必要。
与此同时，1993年日本政坛巨变，自民党在第40届众议院大选中失败，丢失了连续执政38年的单独政权，国内政局开始剧烈动荡；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中国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开始抬头；1994年春朝鲜半岛又发生核危机，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人内忧外患的意识。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中，日本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却被抨击为“只出钱，不出力”。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就将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行为称之为“买了高价票坐在观众席上看比赛的观众”。
本来，“世界唯一放弃战争的和平国家”形象，是战后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这种认同却在“海湾战争”中遭到国际社会的抨击，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一国和平主义”，这被日本人认为是对其战后以来的国家意识、安全观念以及80年代以来的“国际贡献”意识的强烈冲击。1998和1999年，又先后发生朝鲜导弹飞越日本列岛上空落入太平洋一侧水域，以及朝鲜“可疑船”进入日本领海的事件。对于后者，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采取了单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驱逐。日本人自认为，这些事件使国民的安全心理受到了“重创”。虽然海上自卫队的行动明显超越了现行法律允许的自卫限度，但是超过80%的日本民众仍然认为，在此情形下，海自的行动属于“当时情况下的适当行为”，甚至有人认为做得还不够。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趋势，可以说也是上述这种背景的反映。这种背景对日本民众的国家意识和对外意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对战后宪法体制下的和平国家观念产生了怀疑。就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而言，这种怀疑就是认同的危机。而这种认同危机，实际在客观上已经给新民族主义建设“强日本”的诉求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依据。从而，新民族主义就得以形成为重建日本人国家认同的重要思潮。
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还面临着一个带有特殊性的问题，而它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却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人口的老龄化。日本人口的老龄化反映在人口分布曲线的两端，一是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二是老龄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1997年，日本政府曾按当时的生育率作过一个未来人口推算，预计在2006年日本人口将达到增长极限，从接近零增长转为负增长，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第一个。但是，实际的情况比这一预测提前了一年，从2005年开始，日本的总人口即开始减少，其减少的幅度大体为平均每年60万人。
一方面，出生率已经大大低于保持人口水平所需比率，按照日本政府的统计数字预测，日本的工作适龄人口，将从90年代的62.7%下降8.1个百分点，到2020年前后降至54.6%。这意味着日本的潜在劳动力相对数量减少13%，并且相对于总人口需要的产出也相应减少。而工作人口中的一部分，还需要从一般性生产转移到对老年人口的照顾方面，这又暗示着从事一般性生产的现成工作人口的再减少。这些初步估算说明，生产相对于需求将处于巨大的短缺状态，这种短缺预计在15%上下，也可以说它相当于日本人总体生活水平将下降15%。
另一方面，按照普通日本人65岁退休领取养老金计算，日本人在退休后平均还可以再生活19-20年，这意味着日本赡养退休人员的时间比欧美国家长大约10%。目前日本领取国家养老金的老龄者与缴纳年金的工作人口比率为1：4，预计到2025年这个比率将变为1：2.这种低出生率和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日本在发展中的比较优势，消耗了日本的发展潜力。工作人口相对于退休人口的萎缩，不仅将使日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负担。这种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形成鲜明对照。
随着战后“婴儿潮”当中出生的“团块世代”也进入退休年龄，人口问题给日本未来发展带来的压力可能超乎想像，它迫使日本必须通过变革，改变其传统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而这一变革不得不面对的方向，一是进一步扩大海外企业以利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二是接受大量海外移民进入日本。这两个方向上的转变对日本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而空前的。事实上，到1999年，在日本正式就职的外国人，在全体雇佣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虽然还只有1.3%，但10年间已经增长了2.5倍；90年代以后，日本最具优势的跨国企业，其最高领导职位也已纷纷为外国人所占据。早在2000年12月《读卖新闻》社所作的舆论调查中，已经有51%的日本人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应该大量接受外国移民；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将来极有可能走向多民族国家。而根据2010年1月《朝日新闻》所作的最新全国舆论调查显示，已经有60%的日本人赞成给予外国人参政权。
可以肯定，如果日本能够接受，或者不得不成为一个移民国家，那么经由这一转变所呈现出来的日本，可能将是一个与世人所熟知的日本大不相同的国家。因为它首先意味着日本单一文化的壁垒将被彻底冲垮，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将发生重大改变；同时意味着日本国家的制度变迁与转型，已经被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但是这种前景，在转型的过程中，却给单一文化、单一民族特质的日本人带来了对民族传统与民族同一性遭到破坏的深刻不安与忧虑。90年代以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正是基于这种不安和忧虑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