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两极体制瓦解、冷战结束之际，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预言：“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不可能再现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确已过了其鼎盛时期。”然而，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霍布斯鲍姆的预言变为现实。我们看到的却是，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又一次引人瞩目的勃兴。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思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正是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虽然整体而言，迄今为止还很难说新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当今日本政治和社会思潮的主流，但肯定可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股潮流，其实际的影响大大超出了战后以来的国家主义政治思潮甚至8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国主义思潮的范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每个民族主义诞生的世界历史的时代也许对这个民族主义的范围有重大的影响”。对于日本而言，90年代开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出现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和高扬？它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联？同时，在日本兴起的这股潮流，究竟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呢，还是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重新大国化的日本对战前极端国家主义的简单回归？本章将从横向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主要是全球化）与纵向上90年代日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型两个角度，探讨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并在上一章关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与特征的阐述基础上，对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形态进行进一步归纳和分析。
一、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一样，是当今最为时髦也最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之一。关于“全球化”一词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已无从稽考，也有学者认为该词首次出现于1962年。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该词已从一个专门术语变成了一个口头禅，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其称之为“21世纪被滥用词语之最”。但事实上，全球化也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现象，对其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依据尺度，很难赋予它一个确凿不动的定义，因而也就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对全球化最普遍的理解是：世界上相距遥远、原本彼此隔绝的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多，相互联系日益普遍化的过程。按照阿尔布诺的观点，即“世界人民融入到单一的世界社会或全球社会的所有过程”。当然，对这一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地理大发现。由此带来的探险和贸易热潮，引发了商业革命贸易范围的空前扩大，刺激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成熟，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而资本主义一经产生，就必定不断扩大市场交换的范围，伸入并占有原来封闭的农本经济的阵地，无止境地向可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扩展。它突破地理的自然界限和国家疆域，最大限度地开拓商品市场。随着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的逐步改进，各大洲、各地区及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被卷入世界市场，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社会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于是，“世界”的范围空前扩大。同时，随着各地区、各民族交往的普遍化和密切化，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世界也变得更为紧缩，分散的世界逐渐走向整体的世界。这就是广义上的全球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关于全球化的各种争论是在冷战后才大量涌现的，但是全球化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现象。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其启端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迄今已经进行了若干世纪。这一进程的核心特征，乃是经济的全球化。其主要的动因是地区间和国家间的差异性，不均衡的国际经济格局孕育着推动资本等要素流动的力量；而它的根本驱动力，则是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产业资本扩张。因而，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同在，全球化的进程正是伴随科技革命——资本扩张——殖民化的阶段性高潮向前推进的。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经过两次科技革命，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态中，还只有商品资本和金融资本实现了跨国界循环。真正意义上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从事全球一体化生产的跨国公司，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才出现的，这种跨国公司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载体。“只有在商品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是生产资本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的策划和推进下，实行全球扩张，并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时，才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电子和信息时代，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即生产资本也实现了跨国界循环。以此为基础，全球生产体系最终形成。因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此才开始的。
就历史进程而言，自烕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全球化的行为主体始终是民族国家。就外在表象而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同样肇始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同样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动力。全球化从中心向外围的扩展过程，也是民族国家的扩展过程。而就民族国家而言，从博丹的主权理论开始，经过霍布斯、洛克、卢梭到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探索逐渐形成为“国家中心主义”。据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被归纳为：将军事、征税、行政、生产和分配等组织结合起来，统治着许多毗连的地区及其城市，将资本和权力融为一体，成为“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同时，“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了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不过，民族国家在制度结构上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的制度内容也随之不断变化。而民族国家的成立、维持并向前发展，则需要有证明其存在合法性的依据和促进其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国家得以成立和维持，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权力的合法性。在理论上说，权力合法性的获得是权力角逐的结果。人类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各自以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相互竞争，最终占据权力制高点的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支配地位，就要在周围构建起庞大的国家机器并为之建立合法性的理论。而获得国家权力的方式则有多种，可能是个人凭借暴力获得的，可能是阶级通过革命获得的，也可能是社会集团通过社会契约形成的。其二是维护秩序的需要。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就会导致秩序的破坏。而当社会本身的整合机制不起作用时，就会呼唤国家权力，以恢复和维护秩序。其三是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任何一种共同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都是由个体的成员聚合而成。将个体的成员聚合一体的，可能是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可能是村社、地域以至共同的领土范围，也可能是基于血统的政治制度或者基于地缘关系的政治制度。
不论哪种情况，共同体的存在和维持，都需要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将个体的成员聚合在一起。这个纽带的联系作用越强，对其成员的凝聚力就越强，从而，共同体也就越强固。就民族国家而言，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而民族国家向前发展的推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在此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但具体来说，则主要来自于民族国家得以成立和维持的一大基本因素，即安全与秩序。从外部来说，是国家的安全；从内部来说，是国内的秩序。因为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促使人民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强化国家这个共同体来加以抵御；而内部秩序的要求，则迫使国家建立和强化公共权威机构。现代民族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理由，就是国家共同体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另一个理由则是来自内部秩序的威胁。因而，当原有的国家制度无法应对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或来自内部的秩序挑战时，国家的制度变迁（转型）就势在必行了。
由于冷战的终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冷战格局抑制的全球化能量得到空前释放，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这一进程凭借信息技术革命，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的经济发展为核心，挟资本的冲击力、意识形态的解消力和趋同力，如同一把利刃，撕开了相互隔离的民族国家主权、疆域体系以及文明圈的界限，对传统的国家体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于人员、信息、资金的流动加速扩展，国家对其越来越无法加以控制。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已经越来越不是传统的“国家间”体系了，跨国问题与跨国架构日益凌驾于国家问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