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谓“新民族主义”的形态
杨宁一先生认为，日本学者较早使用“新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是一桥大学渡边治教授。但据笔者所见，则似应是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和高桥哲哉主编的论文集《超越民族的历史》。该书中同时使用了“新たなナシヨナリブム”和“ネオ·ナシヨナリブム”两种用语。按照小森和高桥的观点，所谓“新民族主义”，应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就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背景，一是冷战的结束，二是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三是国内社会的结构转型。首先，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海湾战争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激烈抨击，这对日本人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严重地动摇了日本人以和平宪法为标志的和平国家认同。其次，一方面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不断蚕食着民族国家的主权领域，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化，出现了传统民族国家（至少在功能上）趋于分崩离析的迹象，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危机。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冲击下，日本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企业多国籍化进程也迅速加快，战后形成的企业社会模式被冲垮。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中间替代环节的企业社会趋于瓦解，“国家”就再次凸显在国民面前，从而出现了“国家”与“国民”（民族）重新合一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使战后在“国家”与“民族”分离状态下形成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政治认同面临危机。
同时，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经济的萧条、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及周边地区中国的崛起，给日本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对80年代提升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加上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和日益严峻的人口问题，高速增长时代形成的中流社会亦趋于瓦解，从而使战后以来形成的国民共同体的同一性、均等性出现分裂的趋势。而由于战后日本的“国家”与“民族”（国民）处于特殊的分离状态，因此，随着中间替代环节的瓦解和“国家”、“民族”重新合一的趋势，战后已经回归文化意义的象征天皇对国民的凝聚作用明显不足；天皇神圣性的消失和战后远离国家政治的状态，也使日本人从象征天皇身上所能得到的心理安慰日益减少。这种状况在造成了日本人国家政治认同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民族认同的缺失。
由此，便出现了三种趋势，其一是为了重新获得民族同一性、一致性的认同物和心理安慰，日本人不得不重新寻找民族的荣光，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回到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中。其二是为了弥补国民已经提升起来的大国心理在“泡沐经济”破灭后遭遇的挫败感，以及原有的企业社会共同体瓦解带来的不安感，便需要强化“国家”的存在，即一方面强调重新树立国家观念即所谓“公”的意识以及“爱国心”（奉公意识另一方面则以重新建设“强日本”为目标，如主张修宪、增强军事力量。其三是在继续将天皇作为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统一象征的同时，在政治上则认同资本主义（美国）的“普世价值”，即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而这三种趋势，均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政治政策目标选择的可能方向有所吻合，故而与国家政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些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政治政策。
在这里，相对于战后对战前历史的否定而言，对民族历史的美化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而相对于战后对国家的否定而言，加强“国家”就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回归。这是一种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补充。而在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缺失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美国）“普世价值”的认同，在相对本土价值观的角度看，则进一步增强了对美国的“依附”，或者说进一步“美国化”。而“美国化”趋势的增强，就更需要在它的反面，以一种民族主义来加以平衡。这就是90年代以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它是上述三种趋势互为表里、相互补充的产物。对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这种历史观上的复古主义倾向以及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倾向，大多数中国学者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基本上都给予了很高程度的关注，将其特征归纳为诸如“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普通国家论”和“政治大国化”等等；也有一部分中国学者甚至将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界定为力图回归战前天皇制国家或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走战前老路的民族主义，称之为“新军国主义”。
但是，从上述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背景来看，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原型形态及在战后的演变相比较，新民族主义首先是全球化的产物，其次是日本民族国家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现代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民族主义。虽然目前新民族主义仍属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现象，还很难对它的全貌加以清晰的描述和透彻的分析，但是，从其迄今为止的表现可以看出，它的基本诉求不外乎两方面：其一是以建设一个“强日本”为目标，通过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对民族历史“光明面”的挖掘，为这个“强日本”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其二则是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人重新获得自我“独特性”的意识，激发民族自信与自豪，重新凝聚日本人并重建日本人的国家认同，从而团结一致建设“强日本”。这是迄今为止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呈现出的基本形态。就此而言，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概而言之，就是在全球化的冲击和日本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日本民族国家认同出现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民族主义。它的基本前提是日本的民族和国家业已形成，并且其民族国家发展已处于稳定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为国家转型后新的发展模式提供合法性依据，同时为适应转型后新的国家体制架构而重建民族与国家认同。而在90年代以后的日本，这种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负有重建日本人自信心的使命。
不过，从前述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诸种表现来看，这股潮流在一个时期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运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也在一些方面反映在了国家的政治政策中，但就其思潮而言，却很难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化的理论。迄至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为止，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都显示出各派混合、利益不一、观点杂陈的局面。虽然“历史修正主义”在一个时期内占据了新民族主义思潮中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是，就其本身仍然包含思想主张的各种分歧而言，也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为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下一章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新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家政治政策中的反映，也很难说就已经完全形成为主导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迄今为止，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在思潮、运动、国策三者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使它本身获得很大的提升。因而，断定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形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就目前来说，还为时过早。
二、新民族主义的“内向性”与“依附性”特征
日本学术界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时，将之归纳为三点：其一是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其二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化/美国的阴谋”而产生的抵触；三是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企业的“空洞化”，使国民倾向于民族主义。中国学者杨伯江则将新民族主义的生成原因概括为三点，即实力背景从经济增长强势向弱势的转换，社会心理基础从自负向自危的转换，表现形式从“外向”向“内向”的转换。这两种分析都十分中肯。就前述新民族主义的表现而言，本书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根本的原因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纵向上，日本在80年代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向后现代社会过渡，而形成于现代化赶超发展阶段的国家体制已经不能容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因而从内部提出了制度变革和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其二是在横向上，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大潮的迅猛冲击，瓦解着日本战后形成的体制模式，从外部逼迫日本进行制度变迁和国家转型。而这纵向和横向、内部与外部双重力量的合力，严重冲击了日本原有的社会统合和国民认同，导致战后以企业为中心的共同体走向解体。而由此引发的结果就体现在：在外部环境变化、旧的体制运转失灵和共同体瓦解造成的经济增长低迷、政治动荡、国民心理不安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就成为抵抗外部冲击、呼唤内部重建的引领旗帜，也成为日益孤独的国民个体的精神归宿。
综合前述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及生成原因，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股新民族主义潮流，具有如下一些比较显著的特征：
其一是其“内向性”（或称“内向防卫性”）特征。
在日本，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但这十年，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昔日经济大国的辉煌不再，实际上日本民族心理受到的打击更大。冷战结束以后，推动战后日本奇迹般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逐一改变，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战后的政治体制走到了尽头，经济体制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接踵而至的是全球化大潮冲击下日本企业的多国籍化、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失业问题、社会治安等等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从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直到养老制度、年金制度等等，都在全面解体。日本社会在依然平静的表面之下，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以来日本人引为骄傲的“准社会主义的”平均化社会，正在扎扎实实地向分化型、竞争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前进。
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面前，日本社会原有的联结纽带、价值观、认同乃至社会整合都在分崩离析。一面是经济的持续衰退，一面是共同体的瓦解，使日本人在依靠战后经济“奇迹”般的成功建立起来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备受打击的同时，在心理上也被抛入了一种巨大的不安与危机感之中。竞争、压力以及对前途不确定的忧虑，使很多人陷入深切的孤独、迷惘，找不到尊严感，找不到安全感，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标，“自我”失去了归属、寄托之所。由此，国民情绪趋向消沉，民族心理趋向脆弱，日本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共同体，以确认自我的归属及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一致性，从而确认自我的位置。这种迫切的需要，就形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