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找到一个就近的地方休息，因为我迷路了。黄昏的时候，我赶到了穆东，身上的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只留下十个克勒蔡尔用作明天的午饭钱，仅此而已！我走进了洛桑附近一个小村的旅店，拿出一副能够付饭钱的做派，吃饱喝足后不管不顾地上了床，美美地睡了一个晚上。第二日，我吃过早饭，店主算账的结果是七个巴兹。不过，我告诉店家没有钱了，准备拿自己的上衣来抵债。
老实人吓得连连摇头，发誓赌咒：苍天做证，我可没有扒过哪个人的衣服，我也不愿为了七个巴兹坏了做人的规矩。他要我穿上外衣，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过来付。对于店主的好心肠我很感动，但是相比之后的回忆，我当时感动的程度并不大。事实上，没几天的工夫，我就托了个关系好的人把钱送了过去，而且带去了浓浓的感谢之情。十五年以后，我从意大利归来经过洛桑，让我难过的是，自己竟然想不起那家旅店以及店主的名字。假如能够回忆起来，我一定登门拜访，用发自内心的喜悦告诉他，当年的善举是值得的。确实，一个人做好事如果是为了表现自己，那么无论他做出的好事有多了不起，都不如这个普普通通的店老板发自内心的善良更值得称道。
接近洛桑时，我开始想办法改变自己目前的处境，因为我不想让后母看见自己糟糕的样子。我觉得这次徒步旅行的自己就和当年刚到安纳西的汪杜尔一样。两相比较，我的想法就多了。虽然我没有汪杜尔的风度翩翩，也没有和他比肩的才能，但是我愿以小汪杜尔自比，在洛桑闯出一番名堂。我准备教授音乐谋生——其实我不懂音乐；和大家说我来自巴黎——其实我也没到过巴黎！虽然这套计划不错，可是根本就没有适合我的音乐学院；再说我也不敢在艺术家面前冒充行家。我决定先找一家价钱便宜的落脚之地再说。有人介绍，一位佩洛特先生的家开着临时旅馆，价钱合理。果然这位先生是世界第一大好人，他热烈向我表示欢迎。我告诉他的是上面编出来的一套瞎话，他完全相信了，同意帮忙给我找几个学生，我可以赚到钱再支付食宿费。
这里的费用是一天五埃居，按说并不贵，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费用。他提议先入半伙，也就是午饭只有一份浓汤，晚饭可以稍好一点。我答应了。性情忠厚的佩洛特先生对我照顾有加。想出了很多的方法。有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我在青年时代遇到的大部分是好人呢？但是到了老年时候恰好换了个情形，好人变得很少，难道现在的好人成了濒危物种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是我现在接触的社会阶层和年轻时是不一样的。在所谓的下层社会，自然的真情流露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尽管有时候也许会装模作样一番，毕竟少之又少；但是在那些“上层社会”，人性的真、善、美被遏制了，他们的感情是跟着利益走的，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嘴上的功夫。
在洛桑安顿好后，我给父亲写信告诉了我的消息，他把我寄存的小包裹给寄过来了，随来的还有一封写给我的信，信里颇有一些逆耳忠言让我受益匪浅。我记得前面交代过，我的思维有时会非常混乱，整个人都变了。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您想要知道那时候我的脑袋发昏成什么样子，想知道那时候我崇拜汪杜尔先生是多么疯狂，只需要了解一下那时候的我做了多少件令人捧腹的事情就可以了。
第一，我根本不识歌谱，居然公开做起了音乐教师。虽然我和勒·梅特先生在一起的六个月多少也了解一点有关音乐的知识，可是真要在现实中运用起来差得太远；尤其是和他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学习，基础知识的掌握反而差一些。其次，我认为身为日内瓦的巴黎人，身为一个有新教信仰国家的天主教徒，我必须改头换面，一如我曾抛弃我的祖国和我的信仰一样。我绞尽脑汁让自己和我想要学习的对象神似。他叫作汪杜尔·德·维尔勒夫，我就将自己的姓氏由“卢梭”改变成“沃索尔”，再加一个“维尔勒夫”。这样一来，我的全称就是：沃索尔·德·维尔勒夫。
汪杜尔从来不和人炫耀自己会作曲；我恰好相反，明明不会作曲，偏偏见人就夸口说自己是个作曲行家。其实最简单的小调我都不会作，非要公然宣称自己是作曲家。我想要的机会来了，有一位叫作特雷托郎的法学家，非常热爱音乐，喜欢在自己家里举办音乐会。有人介绍让我为他服务，为了露一手我在作曲方面的才能，我决定作一首曲子让他开开眼。打定主意，我像一个真正的作曲家一样为他的音乐会忙碌起来。为了这首曲子我整整操劳了两个星期，然后认真誊写清楚，标定了音部，划分出章节，使人乍眼看果然有模有样，分明就是一部不错的音乐作品。说出来似乎让人无法相信，可这是真的！为了让这首佳作越发耀眼醒目，在曲子的最后我特意填上了一段美妙的小步舞曲。当年这段曲子传遍了街头巷尾，直到今天还有人记起这段无法忘却的歌词：
水性杨花靓小妞
对人不平让我愁
呀！你的克拉丽丝
欺骗了你的一片芳心
……
这是一首汪杜尔教给我的男低音歌曲，因为原先的歌词过于粗俗下流，所以我就记住了它。我弃掉原来的歌词，将这首小步舞曲放在了曲子的最后，并且配上了低音，信誓旦旦和人家说就是我作的。
大家准备演奏我的曲子之前，我将乐章类型、演奏风格，还有各个音部的配合高谈阔论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大家校音仅仅花了五六分钟。对我来讲那五六分钟犹如五六个世纪一样漫长。最后我看大家一切就绪，于是手拿一个大纸卷有模有样地在指挥台上击打几下，提醒大家“注意”，大家随之安静下来，我煞有其事打起了拍子，演奏会终于开始……
天哪！自从这个世界产生了法国歌曲，从来没有人听过如此糟糕的音乐。姑且不论人家对我所谓的音乐才华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反正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的音乐会居然是这样的效果。乐手们使劲憋着笑，但是他们的表情真是怪极了；听众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们真想堵住耳朵，可是又不能这么做；台上的乐手们见此光景故意捣乱，他们故意搞出的噪音都能穿透盲人的耳膜。我强作镇定地指挥着，头上冷汗直冒，但为了脸面，也不能就这样丢下一走了之。我身旁的人悄悄议论着听众的反应，有的说：“真是让人受不了，太疯狂了。”有的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更有甚者，有人低声惊呼：“天哪！这是巫婆在号丧吗？”
可怜的让-雅克啊！在这令人要命的时候，你能否想到未来某一天你会站在法国国王和宫廷贵族面前为他们演奏，你创作的乐曲将要赢得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以及赞不绝口的称道【3】？坐在四周包厢里的贵妇们将会悄声耳语：“这是多么动听的音乐！多么醉人的旋律啊！他的每一句歌词都深得我心！”
相比之下，最让大家捧腹的还是我那首自作聪明的小步舞曲。刚演奏了几个小节，全场就爆发出阵阵大笑的声音，不少人喝起了倒彩。有人发誓说，这首曲子的作者将会因为它“声名远扬”，到哪儿都会成为言论的中心。那时我羞愧的心情难以形容，不用多说，大家一定能够猜出来。这糟糕的局面我怨不得别人，纯粹是咎由自取。
第二日，有一位名字叫作鲁托德的乐队成员特意来看望我。他真是一位忠厚人，并没有对昨晚的事情进行评价。不过，由于我自己的原因，遭遇打击后心情的极度后悔、懊恼、失望等多种复杂的情感，逼迫我老老实实和他进行了坦白。我泪如雨下，告诉他其实我根本就不懂什么音乐，还把事情的前后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我请求他替我保密，他同意了；而且，我非常相信他做出的承诺。
事实上，当天晚上，我的“大名”就传遍了洛桑的大街小巷。奇怪的是，这里的居民没有一个人用另类的眼光看待我；就连佩洛特先生也没有赶我出去，而是让我继续留在他的家里吃住。
我仍旧待在洛桑，心情烦闷极了。以这样的方式开场，我在洛桑的日子不会好过。愿意做我学生的孩子不过是两三个说着德语的乡下男孩。他们呆头呆脑，我是半斤八两，凑在一起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他们在我这里肯定学不出什么名堂。有一家愿意请我做家庭音乐教师，可是我这个学生是一个比较乖张的小女孩，她喜欢拿出一张又一张的乐谱假意请教我。她发现我什么都不懂，就开心地在我面前唱起来，还要教我怎样唱。我哪里懂得什么歌谱？就像那场音乐会，我根本就不懂音乐节奏，甚至他们演奏的是不是我写的曲子都听不出来。
虽然我的日子过得这样难过，好在我和两位可爱的女友不时有信件往来，她们体贴地抚慰我受伤的心灵，我认为也只有她们才有这样的力量。在这难熬的日子里，什么都比不上一个女人的爱，能够让我开心一些。遗憾的是，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久就终止了，从此再无联系。当然责任在我，我变换了住所却忘记告诉她们新的住址；还有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处境忙碌，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好久，我都没有提起可怜的德·瓦朗夫人了。假如大家认为我已将她遗忘，可真是大错特错！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她，盼望着见到她。这不是为了生活，是由于心的需要。但是，无论我对她的爱有多么深沉，都不妨碍我会爱上别的女人。因为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和其他女人的爱是由于她们的外表美丽，假如有一天她们变得丑陋，我的爱也就停止了；可是德·瓦朗夫人不一样，就算是将来她变成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我的爱都不会因此减少分毫。刚开始我也爱她年轻时美好的容颜，渐渐才发现我爱的是她这个人，无论她是什么样子，我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我明白自己欠她的情，不过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管她对我付出多少，我的心不会因此增减几分。我们的爱不是责任、义务、利益，或者性格之类。我和她的爱，是因为我的生命因她而始，我生命的所有就是为了爱她。每次我爱上了其他女人，的确会因此分心，想念德·瓦朗夫人的时间减少了。可是每当我想起德·瓦朗夫人，我的心是那么快活！况且，不管我有没有爱上其他女人，只要想起她，我就知道：只要离开了德·瓦朗夫人，我的生活不会幸福。
虽然这么长时间我得不到她的一点消息，可是我不相信她会忘记我，也不相信自己就这样永远失去了她。我告诉自己：她迟早会知道我在四处流浪，也一定会送信给我。我肯定会找到她，不会错！一定可以！想想看，我可以住在她的家乡，可以走在她曾经走过的街道上，可以看看她曾经住过的房子，所有的一切，我已经够幸福，虽然这样的幸福感纯属自我安慰。那时我的心理很奇怪：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和任何人打探她的消息，就连她的名字我也不会提。我怕一提起她的名字，心里的秘密就会顺着嘴巴泄露，就会有人猜到我和她的关系，一定会给她带来烦恼。还有，我觉得只要提起她的名字，会有人告诉我和她有关的坏话。毕竟她离家以后大家议论纷纷，甚至对她的为人都有看法。我可不想听他们说出那些我不爱听的话，索性什么也不说好了。
学生来我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多，而且从洛桑到德·瓦朗夫人的出生地不过四法里，所以我就去玩了两三天。我的心情非常好！日内瓦湖以及岸边秀丽的风光，于我始终有一种难言的吸引力。每次来到沃州，我都会想起出生在此地的德·瓦朗夫人以及曾在这里生活的父亲，还有让我情窦初开的沃尔松小姐，包括年少时仅有的几次快乐之旅。除了这些，我认为其中另有神秘的原因强烈召唤着我，我因此心潮澎湃！幸福本来距我很近，我出生就应该享受，却从来也不曾得到它。每当想起这些，我滚烫的一颗心马上就飞到了沃州，将心愿寄情在它的美丽山水之间。我想在湖边有个果园，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还有一个可心的妻子，养一头奶牛……当然还少不了一条小船。拥有这一切，我将在这里过上向往已久的幸福生活。我也会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觉得可笑：我真是太天真了，只是为了幻想中的幸福我曾经跑到沃州好几次；但是我每去一次就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民众的性格，特别是女人根本不是我心目中的样子。我认为这里的人配不上如此美妙的风景，太不相称了！
这一次在沃州，我带着淡淡的忧郁以及心灵深处无法抑制的幸福感沿着湖畔慢慢前行。我心怀满腔的热情勾勒了无数美好的画面，现在我距它这么近，几乎可以触摸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孩子似的流了满脸的泪水。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以至于好几次不得不停下脚步，坐在了岸边的一块岩石上，任由自己的泪水尽情洒落湖中。
我最终到了韦维，并且住在一家名叫“拉克勒”的旅馆。前两天，我一个人待在旅馆，哪里也不想去。关于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我每一次旅行的文字里都会专门描述，而且将【4】的几个主人公安排在此地。我满怀一颗赤子之心想要对那些懂得欣赏的感情丰富的人们说：“请到韦维去，看看那里的美景如画，欣赏那里的湖光山色，你可以在湖面泛舟而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否专为朱莉、克莱尔还有圣普乐而创造？遗憾的是，现在已是物是人非，那里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
关于韦维的情况到此为止。接下来谈一谈我在洛桑的情况。
我信仰天主教，于是就像个真正的教徒一样，每星期天到距离洛桑两法里的亚桑斯做弥撒——当然是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般我会和其他的天主教徒结伴而行，尤其是和有个来自巴黎的刺绣工人一起居多——抱歉，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他可不是我这样的冒牌货，而是如假包换、真正意义上的巴黎人，就如同香槟省一样的好人。他非常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从来没有对我这个巴黎人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他不愿揭穿我，只是想和一个人谈谈巴黎，自己心中牵挂的地方。
有一个园丁在大法官克鲁札先生家做事，他就不一样了，他不但认定我是个假货，还觉得巴黎的名誉会因为我受到伤害。他经常像发现了秘密一样审问我，脸上透露出一种诡异的笑。有一回，他竟然要我说说巴黎的新市场有什么样的特色商品。这我怎么知道？只得胡编乱造一通，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可以想到。直到今天，类似的问题还在困扰我，虽然我已经在巴黎生活了二十年。按说，我对这个城市的情况还算是了解，不过，谁要是拿类似的问题让我回答，我肯定还答不上来。人们会从我面红耳赤的样子，得出我从来没有到过巴黎的结论。所以，看待一件事情要是角度弄错了，同样会得出一个错误的观点。
我搞不清自己在洛桑停留了多长时间，只知道在那里生活不下去，于是就离开了，继续走到纳沙泰尔。我在纳沙泰尔住了一个冬天，运气还不错，招到了几个学生，赚了一些钱。我马上还清了欠佩洛特的债务——这是一个好心人，虽然我欠下他不少的债，可是上次我离开他的家以后，很快就将我的行李寄了过来。
我在教别人音乐的时候，自己慢慢也得到了提升。我的日子因此过得挺好，按常理，有头脑的人对这样的生活会感到满意。可是我这颗不安生的心不知还想要做什么，只要有空余时间，也许是星期天，我会到乡下或者不远的树林里随便走走。一边走一边想，一边想一边叹气，就这样漫无目的，通常到了天黑才回到城里。
有一次，我徒步走到了名叫布德利的地方，在一个小酒店吃着午饭，遇见了一位满脸络腮胡的人。他穿着希腊款式的外套，头顶皮帽子，这通身气派，结合他的相貌，可以看出是个身份很高的人物。不过他说的话没有人能听懂，是那种不好辨别的方言，有点接近意大利语。恰巧，他说出的每一句话，我全部能听懂，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他在酒店用手语和老板以及本地人手忙脚乱地比画着，非常滑稽。于是，我走上前去用意大利语和他说了一些话，他马上听懂了。他开心地走到我面前，热情地拥抱着我。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而且从这一刻起，我成了他的翻译。他吃的午饭酒菜俱全，很丰盛；相比之下，我吃的食物就寒酸多了。他请我一同就餐，我客套了几句就和他坐在了一起，我们边吃边聊，相见恨晚。
他说自己是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希腊正教的主教，这次是为了再建圣墓【5】的事情到欧洲各个国家游说募捐的。他拿出气派的证书给我看，它们是俄国女皇、奥地利皇帝和其他国家君主颁发的，总之不少。他对于募集到的善款非常满意，可是在德国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原因是他连一句德语、法语，或者拉丁语都不会说，只好用法兰克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人交流，这导致他在德国筹集到的款数并不多。现在，他请我做他的翻译兼秘书。也许他认为我不是一个难说话的人，虽然我当时穿了一件崭新的紫色外套还挺配这个翻译官的新身份，但是气派是谈不上的。这一点，他的眼光不错，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什么要求；相反，他却对我做了不少的承诺。就这样，我们两个既没有中间人，彼此又不熟悉的情况下，我将自己交给了他。
第二天，我们就动身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先到了弗里堡，在那里他的收获不大。原因是他的主教身份让他无法找个人募捐，所以只能到元老院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元老院给了他点小钱，然后我们继续前行，到了伯尔尼。这里办事情的程序比较麻烦，光是审核他那许多的证件都不是一天能做完的事情。
我们住在当地最高档的“猎鹰饭店”，能住在这里的都是身份高贵的人；餐厅里就餐的人不少，准备的都是上好的食品。长期以来我吃的都很清淡，趁此良机当然要好好开开荤了。主教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如今看到这么多能够谈到一起的先生们，心情变得很好。他和他们边吃边聊，越聊越开心，不断卖弄自己那一套希腊式的高贵学识。有一次餐后吃点心时，他拿起钳子夹核桃不留神夹破了手指，血冒了出来。当时，他伸出受伤的手指风趣地大笑：“先生们请看，这里流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古希腊人的鲜血。”
到了伯尔尼，我在工作上的能力对他还是很有帮助的，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好很多。我能说会道，比为我自己做事还要上心。在伯尔尼办事比弗里堡要麻烦得多，和这里的首脑要进行长而烦琐的交涉，还有文件的各种审核，一连串的手续办完后，元老院才同意接见主教先生。我以翻译的身份和他进了元老院，真没有想到，元老院竟然让我先发言。这真让我惊讶，元老们经过长久的讨论后竟然要我独自和他们再讲一遍，仿佛刚才他们什么也没做一样。大家可以想到，我有多不好意思。
唉！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现在，我将要对伯尔尼的元老们发表即席讲话。天啊，这简直要我的命！还好我胆子够大，我简单将主教来这里的目的讲了一下，而且对各国君主的慷慨解囊大大感激了一番。为了获得元老们的支持，我采用了激将的方法，声称以他们一贯的乐善好施肯定会解囊相助。最后，为了让各个教派的基督徒安心，我热情地加了一句：愿上帝赐福给所有参与这一善举的人们。我不敢肯定是因为我的这番讲话起到了绝对的效果，但是能够看出他们非常喜欢。
最后，将要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主教大人得到了一份非常可观的捐赠，同时他这位秘书的工作能力受到了热情洋溢的肯定。关于夸奖我的话，我可没有一字一句翻译给他听。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在当权者面前讲话呀！而且讲得这么漂亮，说出的话抑扬顿挫。在我的一生当中，仅有这一次。一样的人，他的才华在不同的时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平。我在伊弗东有一位老朋友罗甘先生，因为我过去向本市图书馆赠书的缘故，三年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市府派出了代表团向我表示谢意。代表团的先生们一个接一个向我表示感谢——瑞士人真是个个都是好口才！我必须向他们致答谢词，可是我却被他们搞得晕乎乎的，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感觉脑袋就如同一锅糨糊，什么话也说不上来，毫无疑问地当众出丑。我这个人虽然胆子天生就不大，不过年轻的时候也挺不错的；谁知随着年龄增加，阅历变深，越是到了人多的场合，越是没有了以前的从容和自信。
依主教的安排，我们离开伯尔尼后，直奔索勒尔，然后再次进入德国，最后从匈牙利或者波兰回国，旅行的线路相当长。值得高兴的是，主教的钱囊越来越鼓，旅费根本花不了几个钱，我们才不在乎多走路。对于我来讲，怎样都高兴，骑马也好、步行也罢，能够旅行一辈子才好哩！不过到了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好的命。
到了索勒尔，第一件事我们要去拜会法国大使。说起来也是这位主教先生运气不好，这位德·波纳克侯爵以前出任过法国驻土耳其大使，他对圣墓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允许主教拜见的时间仅有一刻钟。我没有一同进去的权利，主要是大使先生可以听懂法兰克语，而且意大利语讲得也和我一样好。等到希腊主教出来后，我刚想一同离去，却让人拦下了，他们要我进去拜见大使先生。 因为我声称自己是巴黎人，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必须接受大使的管理。大使要我和他说老实话，讲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同意了，但希望只和他一个人谈。大使接受了我的要求，他领着我进了书房后，随即关上门。我当即跪在了他面前，一股脑儿说出了所有的话，毫无保留，有什么说什么。其实我早就攒了一肚子的话想要找个人倾诉，我既然能够和那个乐手鲁托德讲，有什么理由向德·波纳克大使隐瞒所谓的秘密呢？
大使对我的态度和经历比较满意，他牵着我的手进了大使夫人的房子，向她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德·波纳克夫人对我很亲切，和我说千万不要跟那个希腊教士四处跑。于是，大使决定让我暂时留在使馆内，随后考虑个安置我的方法。我想向那位可怜的主教告个别，我们之间总归有一段时间的交情。可是，我的请求并没有被获准，他们已经派人通知了我被扣留的消息。过了一刻钟，有人送来了我的小包裹。
负责照顾我的是大使的秘书拉马蒂尼埃先生，他带着我到了已经预备好的房间，告诉我说：“在德·吕克伯爵时期，有一个与您同姓的名人【6】住在这间房子，您应该努力争取在各方面都超越他。等到有一天谈起你们，可以称你们是‘卢梭一号’和‘卢梭二号’。”他这样生硬地将我们两个放在一起，我当时认为毫无意义。假如我可以预测到为了和他平起平坐，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我大概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然而，秘书先生说的那一番话还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找来曾经住在这个房间的“卢梭一号”的作品看了看，同时还因为得到了人家的几句好话，就真以为自己是具备诗人气质的天才。为了试笔，我写了一首称颂波纳克夫人的诗，不过，我对于写诗的热情并没有持续下去。我时不时写些现在看来非常庸俗的诗句，唯一的好处是锻炼了我写词炼句的本领以及可以写出优美的散文。不过，我从来没有发现法国诗歌有那样大的魅力，可以吸引我奋不顾身投入其中。
拉马蒂尼埃先生为了试探我的文字能力，要我书面记录曾经和大使先生说过的话。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听说后来这封信让一位名叫马利扬纳的先生保存了——他曾在德·波纳克侯爵手下任职多年。德·古尔代叶先生继任大使后，马利扬纳接替了拉马蒂尼埃先生的秘书职务。我曾拜托马尔泽尔布先生【7】替我弄到这封信的抄件。假如我可以通过他，或者什么人得到抄件，我会以附录的形式将它收在这本《忏悔录》里。
有了上面的事情，我那许多不切实际的浪漫想法渐渐减弱。譬如，我不但对德·波纳克夫人没有产生爱意，还感觉到我在她丈夫领导下工作是没有多大前途的。现任秘书是拉马蒂尼埃先生，可是马里扬纳先生时刻等着补他的缺，我顶多做一个秘书助理。这个职位，我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这个原因，有人问起我以后的打算，我则明明白白告诉他：我想去巴黎。大使先生非常赞同我的主意，好处是他终于可以摆脱我。梅尔维耶先生是使馆的秘书兼翻译，他和我讲，他有一位瑞士籍上校的朋友，名字叫戈达尔先生，正在法国军队服役；上校朋友有位小侄子也在军中，正想找一个人做伴。梅尔维耶认为我是个合适的人选。对于我来讲，只要去巴黎就是好事情，何况这也是个旅行的机会，就更加好了。我们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一百法郎的费用，还有几封介绍信，交代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后，我就开开心心踏上了旅程。
关于这趟旅行，我足足花了两个星期，它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旅行之一。那时候人年轻，有的是劲头，口袋里的钱足够花，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所以，我一路闲云野鹤似的慢慢走着。不了解我的人会以为我是苦中作乐，要是他们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肯定会大吃一惊。瑰丽的梦想与我一路同行，我那豪放的想象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广阔无边。假若有人请我搭坐他的马车，或者路上的行人想要和我搭讪，我肯定非常生气，原因是他破坏了我臆想中的海市蜃楼。
现在，我向往的是美好的军旅生涯。因为我将要拜见的是一名威武的军人，况且已经有人为我安排好一切，此去我肯定会当上士官。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穿上军官服，一根洁白的羽毛插在了军帽上。每想到自己神气活现的模样，我就按捺不住一颗飞扬的心。我对几何学和城防建设多少懂一些，还有一位工程师舅舅，算得上半个军人世家。虽然我的视力不太好，是个麻烦；不过我胆大心细，遇事冷静，两相抵消，正好！有一本书上曾经介绍过朔母贝格元帅，我记得他的眼睛就近视得颇为厉害。同样是近视眼，他可以当元帅，卢梭怎么不可以呢？
这样一对比，我更加兴奋了，真是越想越激动，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眼前到处是城堡、战壕、士兵，还有炮队；而我好像将军一样，迎着炮声和硝烟，盯着望远镜，冷静地下达着作战命令。不过，当我看见森林与河流，当走过美丽的原野时，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唉！我是多么爱这美丽的大自然啊！我忽然觉得，不管我获得多么显赫的军功，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根本不喜欢硝烟弥漫的场面。就在一瞬间，我仿佛置身芳草连天的牧场，再也不去考虑那些军功之类的事情了。
到了巴黎郊外，我眼中看到的景象和头脑里想到的画面实在差得太远！我曾经在都灵见到过漂亮的市容、美丽的街景和整齐划一的房舍，它让我以为巴黎的面貌一定更好。我心目中的巴黎是这样的：一个美丽、繁华、壮观的大都会，市容壮观，街道干净，随处可见富丽堂皇的房舍。我由圣马尔索走进巴黎，一进城臭味扑面而来，窄而脏的街道，房子又破又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让空气变得污浊；触目皆是贫穷的市民——满大街晃悠的乞丐、等待拉客的车夫、替人缝补旧衣裳和兜售茶汤的妇女、卖旧帽子的老女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惊讶无比，甚至我后来真的到了巴黎，看到的所有繁华景象都无法抵消我初次进城的印象。我心里始终有一种反感情绪，不想长久居住在巴黎——虽然它有法国首善之地的称号。毫不客气地说，我后来住在巴黎的原因，就是想在这里赚一笔钱，让我有能力搬到其他地方住。
太过丰富的想象力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有些事情别人本来就是夸夸其谈，想象力能再夸大一倍；别人已经修饰过的话语，他可以再添油加醋地传达得更令人心动。人家在我面前夸赞巴黎，我居然可以想成古巴比伦。可想而知，我要是真正到了巴比伦，肯定和想象中的巴比伦相去甚远，一样让我灰心丧气。巴黎歌剧院在我面前就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刚到巴黎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歌剧院观赏，发现也不过如此。后来的凡尔赛宫之行，再后来到大海边，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况和他们在我耳边说出来的简直不能相比。原因是，不管是人们的极力炫耀，以及事物本身都没有我想象出来的美好。
他们介绍给我的人对我的态度可不好——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运气不错呢。我怀着美好的愿望先去见苏尔贝克先生，他看见我时样子平淡极了。他是一位退了休的军官，在巴涅尔过的日子很平常，我去看了他好几次，在那里甚至连白开水都喝不上一口。梅尔维耶先生的弟媳妇和小侄子对我还热情一些。这位侄子是一位近卫军军官。母子俩不但友好地接待我，还请我留在家里吃饭。所以，我在巴黎时经常去他们家做客。我猜梅尔维耶夫人年轻的时候肯定漂亮——虽然现在人过中年，头发却依然乌黑发亮，梳了两个旧式的发髻贴着两边鬓角，模样非常俏丽，透着聪明劲。可以看出，她也觉得我很聪明，而且很喜欢我的表现。
我随后就发现他们的态度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夫人想出很多方法帮我的忙，可是没有人帮她的忙。其实对于法国人，应该有个公正的态度：一旦他们答应了你，就会想办法实现诺言，从来不说空话。这可以说他们都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也有假意关心你，其实是动动嘴皮子的时候。相比之下，瑞士人那一套浮夸的做法只能骗骗小孩子，或者傻瓜。法国人的态度有一种欺骗性，其原因是：他们说话简单，让人误以为他们不愿意全部告诉你，是想要给你一个最后的礼物。我还想指出：他们所有的感情都发自内心，他们本质上乐意帮助别人。虽然他们作风轻浮，喜欢见一个爱一个，导致了一些非议。他们喜欢怎么想就怎么做，不过这样的感情来去如风。和你在一起，心里就只有你，一离开很快就忘了。他们就是这样，心无定性，全凭当时的一股子冲动和干劲。
所以，我得到了很多没有用的赞赏，真正能帮上我的却没有一个。按照原先的计划，我应该照顾戈达尔上校的侄子，不过这位上校虽然很富裕，却是一个小气鬼。他看见我这副穷酸样，就想白使唤我，要我到他侄子那里做不挣钱的男仆，根本不是做什么老师。给他侄子做跟班，唯一的好处是不用服兵役，可是只能领一份候补士官的薪水。他起初打算随便给我弄一套士兵的衣服，经过我的激烈反对以后很不情愿地给了一套军官服。戈达尔上校的做法让梅尔维耶夫人很生气，她劝我不要接受他的条件，他的儿子也是同样的意思。我打算另谋高就，可是越着急越是无路可走。眼下，我带的一百法郎快花光了，心急似油煎；好在大使先生没有忘记我，又汇了一些钱来，解了我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