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尉缭子（1 / 1）

内容概要

《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末期，是一部论述军事、政治的综合著作，全书共5卷（24篇）。此外，东汉时期的《汉书·艺文志》收录《尉缭子》29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收录《尉缭子》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汉墓出土《尉缭子》6篇。从这些情况来看，现流传于世的版本多有删节和讹误，甚至连篇名都与最初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后人并未增补新的内容。

现存《尉缭子》共有五卷，内容分别如下：

卷一包含“天官”、“兵谈”、“制谈”、“战威”四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包括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余还包括一些基本的作战原则。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在书中提出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应该盲目地信奉和依赖天地、鬼神等。

卷二包含“攻权”、“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五篇，内容涉及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等，其余还包括守卫城池的军事原则。

卷三包含“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六篇，主要论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等。

卷四包含“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五篇，主要论述战场法纪、部队编制、标志、指挥信号和行军序列等。

卷五包含“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四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法则。

阅读指南

《尉缭子》同样将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只不过转而冠以“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的名称。对于“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作者坚决支持；而对于“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作者则提出了明确反对。

同时，作者还在书中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而不是盲目地开疆拓土。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战争的认识也已经臻于成熟，即战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是政治目的无法实现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手腕，文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对于经济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作者也有深入论述，而且由于古代社会的国家经济主要为农业经济，作者还将经济问题具体化为耕种问题，提出了“富农强兵”的全新思想。

在军队的法制建设方面，本书也有很高造诣，作者认为所有军队首先都必须建立严密的制度，所谓“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而对于那些敢于违反禁令的将士，则必须进行重罚，以赏罚分明建立制度的权威性，所谓“ 刑上究”，“赏下流”。

在外交方面，作者提出了联保观念，包括各支军队间的联保和军队内部的联保制度。与此同时，在编制、警戒 、禁令、权限、信号、指挥等方面，作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条令。在此基础上，作者还提出了法制与教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并且做出了具体方法指导，文曰：“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从而以恩威兼施的原则达到“治军”目的。

在将帅任用方面，作者坚决反对“世将”制度（即将帅职位世袭制度），主张“举贤任能”和“贵功养劳”，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本书把战争胜利划分为三种，即：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和战场交锋的“力胜”。书中的战略思想，提倡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要胜过敌人。不仅如此，书中还提倡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

在军事辩证法思想方面，《尉缭子》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它强调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

应该说，《尉缭子》是一部汲取了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谈论用兵之道的著作，这在秦兵书中是独具一格的，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介绍

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

尉缭，生卒年不详，原姓魏，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后，改称尉缭。

尉缭的一生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相传他还懂得相面占卜，在最初受到秦王嬴政赏识的时候，他就认定嬴政的面相刚烈，比如有求于他人时能够做到虚心诚恳，但是一旦被冒犯就会变得极其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在尉缭看来，这样的君主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所以他曾多次尝试逃离嬴政为他安排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