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当然，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也是有很多优点的。即使在柬埔寨，也并不是所有的乞丐都充满了活力，其中也有人难以在困难中强颜欢笑。如果没有福利保障制度的话，这些人只能被“自然淘汰”了。只有福利保障制度完善了以后，这些人才能得救。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所建立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反而会让人们的自由与梦想的实现变得越发困难。新兴国家为残疾人提供的工作，其实根本不适合残疾人来做。“卖彩票”的工作如此，“音乐演奏家一样的卡拉OK歌手”“卖东西”的工作也是如此，虽然做这些工作只够勉强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但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所以等待着他们的只是遥遥无期的苦日子。
国家越发达，流落街头的残疾人越缺少梦想
——“卖彩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当地的彩票需要先买再卖，所以没有资金的人只能选择做彩票代理。这样，就出现了首先从国家打包购买彩票，然后再批发给残疾人的彩票商，如此一来，彩票商就可以从中获取大部分利益。
石井：钱是少挣了点，但对于尚且可享受到福利保障制度恩惠的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对于非法移民等被划分于国家安全网之外的人们来说，他们能够依靠的，就只有反社会势力了。
——您还在书中介绍了反社会势力在泰国开展乞讨业务的模式，最后得出结论：虽然可以通过利用残疾人乞讨的方式赚钱，但是这样做不但要管残疾人的吃住，还要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实施24小时监视，导致最后真正能落在手里的钱并没有多少，所以这不是黑手党愿意大肆开展的买卖。
石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黑手党业务，而是小混混企图赚点零花钱。我在当地打听到了许多，因为乞讨行业可以赚到的油水非常少，所以一般的黑手党，都会选择黄、赌、毒这些来钱更多的生意。
——原来如此。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能经常在亚洲国家看到那么多流落街头的残疾人呢？从统计结果来看，亚洲残疾人的基数本来就很大，这到底是因何所致的呢？
石井：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残疾人，原因之一是后天性残疾人的数量较大。
首先，发展中国家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概率较大。因为道路基础建设不够完善，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不高，导致容易留下后遗症的重大交通事故频频发生。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糖尿病问题较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有很多喜欢吃甜食的人，而且对于糖尿病的相关知识几乎都不怎么了解，于是出现了许多因糖尿病并发症而截肢、失明的人，其中还有药物造成的二次伤害。因为这些国家市面上流通的药物质量较差，所以会使糖尿病患者更容易留下后遗症。
最后，传染病问题也是一大原因。因为眼睛是身体中唯一有粘膜组织直接裸露在外的器官，所以在卫生情况较差的国家，因感染细菌、病毒而失明的案例要比日本多得多。内脏器官出现问题可能会引发死亡，但眼睛看不见并不致死。所以越是贫穷的国家，街头上失明的人也就越多。当然，也包括在战乱地被炸药等炸伤而失明的人。
——到底怎么做，才能拯救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流落街头的残疾人呢？
石井：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如果国家加强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的话，就像刚才比较柬埔寨和泰国时所提到的那样，反而会夺去流落街头的残疾人的梦想、希望，很可能让他们活得更加艰辛。所以如此想来，或许“保持现状就好”这一观点也是成立的。虽然这么做还是会出现一部分较为悲惨的情况，但与21世纪的头十年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如今的他们，也有了更多拥有梦想的可能。
可是，考虑到今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会进一步增加，我就不能那么说了。如果印度的总人口突破16亿—17亿的话，如今的安全网是根本覆盖不了所有贫困阶层的。那样的话，活不下去的贫困阶层就会大批逃往国外，定会引发世界性的大问题。对于世界而言，这将成为诱发新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恐怖主义的温床。
——就算完善社保体制建设，但想要救助所有流落街头的残疾人，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正是出于这样的无力感，您才开始了现在的工作，难道您就没有担心过，世界或许并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而这种无力感今后也会一直存在吗？
依然坚持写作的原因
石井：无力感是存在的，但我会继续写下去。虽然我一直以报告记者的身份记录各种艰苦境遇下的人们，但我也从中感觉到，无论再严重的问题，也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比如，我写过一部名为《“鬼畜”之家——杀死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新潮社）的报告文学作品，讲述父母虐待孩子致死案件，我采访了案件中用兔笼监禁自己的孩子并导致其衰弱而死的父母。我本以为他们是世间公认的冷酷无情的畜生，但采访以后，我的想法变了。他们的心中也存在一种名为爱的感情，他们也发自内心地为自己杀死孩子的事情无比悲伤。或许这样描述他们才更为准确——他们不是冷酷无情的杀人魔，而是两个还没明白正确的爱的方式就已经长大的成年人。和他们交流得越多，我越发感觉到“（在解决虐待问题方面）他们并不是无药可救，而是有挽回余地的”，只要把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个问题纠正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