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对于与日本和谈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寻求对日妥协遭遇挫折后,蒋介石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作为蒋介石惯于使用的“两手准备”方针,他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做着军事准备。为了鼓励民心,树立自己全国抗战领袖的威信,就需要发表一个积极向上的讲话。对于舆论和民心,蒋介石还是颇放在心上的。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陆续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上庐山恳谈,听取意见。胡适、张伯苓、经亨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洪深、黄炎培、范寿康、蒋梦麟、潘公展、虞洽卿、范旭东等230余位社会名流,纷纷云集庐山。一时间,庐山牯岭群贤毕至。蒋介石为了显示对此次恳谈会的重视,特让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省市地方官员作陪,也显示了此次恳谈会的不同寻常。大家都在议论着,蒋介石将有什么重大政策出炉了。
7月16日,第一次恳谈会在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会议由汪精卫主持。
在7月16日的恳谈会上,张志让、王云五、王亚明、江问渔、杜重远、朱经农、吴贻芳、蒋梦麟、曾琦、张君劢等20多人自由发言。他们共同表示,在民族危难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但要求政府对抗战要切实准备,公布宪法,实行宪政,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废除特种刑法,迅速改变新闻监察制度等等。这种为救亡图存而呈现的政治协商气氛,令人鼓舞。
这一天,汪精卫发表了谈话。汪精卫对于抗战取胜抱着悲观的看法,但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好宣传他的亡国论。毕竟,人还是要面子的。汪精卫的谈话不着边际,信口开河,不痛不痒,下面听的人如同雾里看花,不知所云,大家纷纷摇头。汪精卫说: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第一天恳谈会上汪精卫的讲话,让众人感到很扫兴。第二天是蒋介石演讲,大家纷纷翘首以待,看蒋介石能有什么新的东西。
蒋介石进来了。他神色凝重,缓缓摊开讲稿。咳嗽一声之后,开始慷慨陈词。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以《最后关头》为题,是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里有必要将其列出。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政府的一贯主张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不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