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两面性在抗战初期表现的非常明显。一方面,蒋介石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总是企望国际社会的干预。
7月16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卢沟桥事变的备忘录送交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及苏德等国,敦请他们注意。同日,奉南京政府之命,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公开发表谈话:“中国政府顷已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加以承认。中国已抱定决心,如日本方面,对于中国领土主权再有任何僭越侵夺之行为,当用一切方法加以抵抗。”继而声称:“假令中国北部竟由日本加以控制,则势将成为第二次日俄战争之序幕,其影响所及,固不难想像而得矣。抑尤有进者,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各项基本原则,现已因日本之态度而日受严重之威胁。中国之独立,不仅为维持东亚均势所必不可缺,即为维持全世界之均势计,亦属必不可少也。日本如一旦控制中国,则不仅欧美各国在中国之广大利益将悉被铲除,且对于欧美各国在亚洲之各属地危险亦至为巨大。”
在与日本谋和受挫后,蒋介石又力图促使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7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求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东京试探。许阁森大使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美国驻日代办达兹,请其即转达日外务省,告以蒋介石准备自17日起停止调动军队,但希望日本亦采取同样行动。此外中国政府并准备预做安排,以使中日双方卷入冲突的军队各回原防。但当达兹把许阁森之建议转到日本外务省时,日本当局立即通知许阁森称:由于卢沟桥事变之解决完全在华北地方当局职权范围内,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蒋介石之提议。
7月20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顾不上休息,蒋介石便在翌日开始频繁召见各国驻华大使。从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内,蒋介石不辞劳苦,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
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阁森应邀来到蒋介石的官邸。南京虽然暑热难耐,但许阁森依然是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仔细听着蒋介石的话。蒋介石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的英国首相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话虽然这么说,不过英国政府正在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测侵略机会的德国。所以在对华态度上,只要日本不侵犯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英国力避和日本产生摩擦。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像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因此张伯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在八一三抗战期间,英国仅提出一个划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是日本拒绝接受英国这一计划,继续疯狂扩大侵略战争。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叹息道:“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破坏它或利用它。”
7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英国大使许阁森,谈道:“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能免。现在惟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但是英国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努力。